治理整顿解危 深化改革出机

     1988年9月至1991年9月，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治理整顿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经济由过热到冷凝、市场销售由抢购到疲软、物价急剧上涨的重大变化。

     一、潜在矛盾，诱发危机

     1978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然而，在改革快步推进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乐观前景的同时，也掩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诱发危机的潜在矛盾。到1988年，改革开放十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的逐步显露和趋向激化，出现了经济总量失衡、经济结构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不稳和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造成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一）危机的概述

     1984年至1988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为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着改革的成就和经济的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此，1987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实行“双紧”（紧缩财政和金融）、“双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和“双稳”（稳定经济大局和市场）的方针。进入1988年后，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中央决定坚决进行价格改革，强行实行“价格闯关”。当年下半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后，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矛盾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经济秩序愈加混乱。到第四季度，整个经济已处于严重波动之中。       

和全国一样，跨入八十年代后，杭州经济增长逐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与此同时，全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较突出的是：

    1、通货膨胀异常严重。1984年到1988年，全市经济发展一直过热，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储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各项存款由38.83亿元增长到83.97亿元，各项贷款由32.92亿元剧增到114.60亿元，存贷差矛盾进一步扩大，金融形势极其严峻。同时，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1984年到1988年，全市国民收入增长172.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2%，居民货币总收入增长190%。

    2、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过快。全市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1984年为1：1.9，1988年扩大到1：19.3。其中，农业基础脆弱，生产波动较大，1986年至1988年粮食生产持续下降，农业生产难以支撑过大的工业生产规模；工业结构不合理，一般性加工工业发展过猛，且重复建设，造成工业与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

    3、经济效益低下。生产和建设中存在着消耗高、效益低，投入多、产出低的现象。1984年到1988年，从经济效益看，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2%，而产值利税率年均下降4.3%，资金利税率年均下降5.9%，销售成本年均上升1.8%。从投入产出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4%，流动资金贷款年均增长33.6%，而财政收入年均仅增长9.9%，利税增长14.9%。[1]

    4、物价上涨失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由1984年的3.1%急剧上升到1988年的23.4%，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由34.37亿元增长到86.64亿元。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消费者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引发了严重的商品抢购风潮，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受到了物价剧涨带来的强烈冲击。[2]

    5、经济秩序出现混乱。物价上涨对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全市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一些人钻国家经济政策不完善的空子，出现了惟利是图的经商风，导致公司林立，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问题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行为猖獗，法制体系、市场体系、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二）危机的原因及特征

    原因：

    1、主观因素：在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上，片面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混乱，人心不定。

    2、客观因素：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经济机制缺隐，政府监管缺位；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物资供应紧缺，市场秩序混乱。

   特征：

   1、不确定性。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这次经济动荡给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对杭州市而言，应对得当可以转危为机，赢得未来的发展；应对不当就会因危而乱，引发社会的不稳。

   2、隐蔽性强。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同在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困难，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潜在的深层次矛盾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存在的问题不易被发现，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和问题的扩大化。

   3、影响面广。这次经济动荡涉及到了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从而影响了产品制造、粮食生产、商品销售、信贷投资等环节，进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4、危害性大。此次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动荡的危害性极大,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于物价上涨过快，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脱离名义收入，对政策产生不满；妨碍了改革的深化，不少改革措施难以推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流通秩序，部分企业面临倒闭危险；人心不安定，抢购风潮四起，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积极应对，转危为机

     1989年至1991年，摆在面前的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困难与希望并存。杭州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现存的各种优势，迎接挑战，在不断研究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中，紧紧把握住机遇，努力推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应对举措

    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趋于尖锐、体制改革的环境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有关政策，从杭州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工作，使全市的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并为新一轮的经济快速高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为尽快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1988年10月26日和11月15日，市委、市政府两次召开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区负责人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的措施，部署清理整顿公司和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工作。12月，市委又召开全委会，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提出了5个方面的治理整顿重点。

     ——在治理经济环境中，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

一是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保持经济发展后劲。主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是大力压缩预算外投资项目。全面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二是严格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幅度，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控制消费需求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逐步解决收入过分悬殊的问题，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三是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做到有保有压。全市认真贯彻“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方针，围绕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工作，重点支持合理的流动资金需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四是增加有效供给，降低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市场稳定。1989年6月，市政府召开全市商业工作会议，要求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大力促进粮食和“菜篮子”商品生产，为安排好市场掌握充足的货源；千方百计引进各地名、特、优、新产品和市场适销对路商品，基本扭转杭州市尤其是市区的副食品供应紧张状况；优先安排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紧俏产品所需的能源、原材料、资金和交通运输，切实稳定市场。五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工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主要是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着重整顿流通领域

一是加强物价管理，完善监督体系。1989年8月14日，市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市实行物价目标控制责任制，严肃物价纪律，严格物价管理权限，稳定农用生产资料和群众基本生活必需的主要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价格。同时，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计划、工商、银行、财税、物价、统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作用，清理整顿各项不合理价格和收费标准。二是坚决清理和整顿公司，使之健康发展。三是整顿个体经营和出租柜台，加强市场管理。健全法规，完善市场管理行为规范，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类非法收购、倒买倒卖、哄抬物价的活动和偷税漏税、违法经营等行为，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2、全面深化改革

     治理整顿是解危的必要手段，深化改革是转机的根本途径。1989年，市委召开了六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治理整顿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深化改革为治理整顿配套服务，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城市，深化企业改革，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一是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杭州市工商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始于1987年，企业承包面积达90%以上。到1990年，绝大部分企业要实施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制。1990年3月13日至14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验，分析了当前企业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寻求了进一步完善承包制的途径和办法。自此，以“稳定政策，兴利除弊，分类指导，多作贡献”为指导思想的第二轮承包在杭州全面推开。二是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推行企业“工效挂钩”的分配制度。为进一步扩大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克服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杭州市根据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从1989年1月起，全市301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面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总挂钩。之后，不断完善该分配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推进企业兼并、企业横向联合，发展企业集团，推动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挥规模效应。1990年实行兼并的工交企业达到102户。从1991年开始，杭州出现了企业兼并高潮。1991年6月，市政府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政策，结合杭州实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决定在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加速产品结构调整、促进扭亏增盈、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服务功能等方面采取38条具体措施，从而使全民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农村，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科技兴农

在1989年12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上，市委、市政府指出：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集体经济，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和健全科技服务体系。一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各业生产责任制。二是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是改革农业科技体制，激发农业生产力。1989年，全市农村普遍开展了以粮食高产模式栽培为主要内容的丰收计划活动。1990年又开展了吨粮工程建设，推动了农业科技全程服务，促进了粮食丰收。1991年仅15项农业重大推广项目的实施，就增产粮食4500万公斤，增收1.6亿元。

    （二）转危为机

     1992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治理整顿如期结束。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杭州市初步缓解了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克服了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生产滑坡等困难，使整个经济情况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为开展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经过全市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好转；经济恢复常态，农业连年丰收；市场商品丰富，物价形势稳定，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消除，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经济的转危为机。

    1、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恢复正常，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发展后劲大大增强。198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长21.05%，1989年至199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02%、14.03%、20.22%；1988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长18.98%，1989年至1991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4.84%、7.24%、17.62%，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一个时期的明显滑坡及逐步回升后，趋向正常发展水平。

    2、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初步调整，经济比例的尖锐矛盾趋向缓和。工业增长速度恢复到正常水平，农业和基础产业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基础产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明显松弛。1991年同1988年相比，基本建设资产投资增长19.34%，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1.82%上升到23.62%。1991年农业总产值达42.44亿元，比1990年增长4.5%；粮食生产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1991年总产量达194.97万吨，比1990年增长2.9%。[3]

    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局面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10亿元，1989年为34.55亿元，比上年下降了2.55亿元；198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1.68%，1989年至1991年分别比上年增长7%、5.9%、17.7%，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所抑制。1988年全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为23.4%，自1989年起明显回落，到1991年已回落到6.9%，基本恢复为人民心理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可以承受的且必要的涨幅水平。

    4、借贷和货币超经济投放的状况已明显改善，供需失衡矛盾基本缓解。物价稳定后，城乡居民消费心理也趋向稳定，消费需求趋于正常，储蓄存款急剧上升。1988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为35.19亿元，1991年增长为90.45亿元，三年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净增55.26亿元，较1984至1988年的4年净增23.61亿元增长了2.34倍。至1992年，各项存款已大于各项贷款，金融形势相对平稳，根本扭转了需求过热的状况，社会供需矛盾基本缓解。[4]

    5、经济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流通领域秩序明显好转。经过清理整顿，着重解决了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党政机关所办的各种公司大部分已经撤消或同机关脱离，一批在公司中兼职的在职党政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从公司中退出。刹住了盲目组建公司的势头，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效治理了价格混乱现象，改善了市场秩序。

     三、传承经验，以史鉴今

     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从表面上看，我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延缓下来，经济建设的速度也明显放慢。但实际上，三年的治理整顿是改革走向成熟与深入的转折点，是90年代经济建设跃上新台阶的铺垫和过渡，是杭州市由危转机的特殊阶段。

     启示一：自始自终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在提高效益中追求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不能缩短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距离，就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速度并不是发展的一切。经济发展速度必须适当。速度过高，就会加剧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出现经济过热；速度太低，就会不适应各方面的基本需要，产生经济滑坡。两者最终都会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破坏社会稳定。只有把速度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效益上，建立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平衡上，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1988年9月5日，市政府召开工交工作会议，市长钟伯熙在会上作了题为《深化改革，提高效益》的报告，就强调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郑重提出了“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努力实现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科学发展观指出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时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杭州市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启示二：牢固树立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正确处理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关系，在放开搞活中坚持管住管好。经济工作要从宏观上调控，微观上搞活，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宏观的引导，就没有经济发展的方向；反之，微观上管得太死，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搞活微观，才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加强宏观控制，才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两者密切结合，才能做到企业活而宏观不乱，宏观控制而企业不死。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对宏观而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微观发展的势头作出正确的判断，及时纠正其不适当的发展速度和不正确的发展方向，决不能等到微观问题成堆、宏观失控时，才被迫调整，使经济出现剧烈震动。对微观而言，要增强主动性和预见性，正确把握宏观形势，在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同时，既要进行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启示三：只有安定人心，才能发展经济，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在稳定社会中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民族富强繁荣的必要条件。稳定经济，才能稳定社会。而要使经济不滑坡，先要思想不滑坡，人心不动摇。一要畅通信息渠道。1990年4月17日，市委召开市级机关各单位、市属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要求市级各单位牢固树立“稳定高于一切”的思想，把稳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全市各级政府要及时为人民群众提供所需的准确的信息，做好释疑解惑工作，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消除群众的紧张、恐惧和担忧心理，安定人心。二要正确引导舆论。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要坚决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宣传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先进事迹和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先进典型；对容易引起争议、诱发事端、造成思想混乱和社会震动的问题，要持谨慎态度。三要宣传教育群众。要廓清人们对治理整顿的种种片面认识，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市委的决策上，把广大干部、职工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克服困难、稳定经济上。

     启示四：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坚持应急举措与长效举措相结合，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改革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措施不仅要与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相配套，而且要与整个外部社会环境相适应。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去解决，坚持改革不动摇。为此，要在改革大目标确定的前提下，不断对中长期目标进行调整，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的形势，审时度势，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分步、分阶段的配套改革措施，坚持标本兼治，增加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实现科学发展。此次危机是在十年改革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杭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的应急举措，有效缓解了物价上涨、流通混乱等基本问题；同时，面对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新问题，又在深化改革中实施了一系列长效举措，不断完善、改进和提高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并适时地推出了促进新一轮改革的新措施，有效解决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等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为新一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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