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应浙江省教育会等之邀在浙江民众教育馆讲演)
　　杭州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见于记载，迄今凡二千一百五十七年，依其都市发展的经过而言，约可分为六个时期。秦汉六朝八百年为一期，是(一)：山中小县时代；隋唐三百年为一期(起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是(二)：江干大郡时代；五代北宋二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是(三)：吴越国都及两浙路路治时代；南宋一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是(四)：首都时代；元代八十年为一期(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是(五)：江浙行省省会时代；自明至今五百九十年为一期(起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是(六)：浙江省省会时代。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钱唐即今杭州，杭州见于记载始此，但钱唐县的创立可能在此前十二年秦取楚江南地，初置会稽郡时，也可能在战国时楚已置县，而秦因之。钱唐于秦及西汉为会稽郡的属县，于东汉、六朝为吴郡的属县，其时它在东南都邑中的地位非但远不及六朝首都的建康(今南京)，秦汉以来吴郡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郡郡治的会稽(今绍兴)，还赶不上孙吴时即建为郡治的吴兴、金华、临海，东晋时即建为郡治的永嘉，仅仅和邻近的富阳、海宁、余杭等县约略相等。孙权黄武中尝置东安郡于富阳，后三年废；梁末侯景置富春郡于富阳，临江郡于钱唐，陈初置海宁郡于盐官(今海宁)，皆不久即罢；陈后主祯明元年又置钱唐郡于钱唐，后二年隋平陈罢郡，改置杭州于余杭(杭州之名始此，即得名于州治余杭)。可见自孙吴以来，钱塘下流，本已有分建一郡治的需要，可是还找不到一个已具有相当都市规模，适宜于做郡治的大县，只得在江口诸县中，随便择一而治。这几县既然都还不够作郡的资格，因而郡则屡治屡罢，治则迁移靡定。
　　杭州水居江流海潮交会之所，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陆介两浙之间，是自北徂南的天然渡口，以地理位置而言，极利于都市发展，何以自秦汉至六朝历八百年之久，始终只是一个无足称道的小县呢?欲明乎此：
　　(甲)先要从古今地形的不同说起。原来现今杭州湾两岸的陆地，有许多都是有史以来逐渐由钱塘江带下与海潮涌上的泥沙堆积而成的；西湖在古代是湾里的一个小海湾，而湖以东的平陆，在昔实为波涛出没之所。以秦汉时代而言，至少今城东南江干一带，尚在海中，南岸的西兴镇，亦逼临江浒，水面辽阔，犹不成江形。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今城南包山迤西诸山，旧名秦望山，传说即秦皇临浙江欲渡而不得处。而始皇当日渡处，据《水经·渐江水注》、山谦之《吴兴记》，都说在余杭境。按杭，航也，渡也。盖古代浙东西之渡口在此。秦王于此立县，即以杭为名。(余同于，是越民族的发语词，犹言于越、於潜、余姚。)汉分余杭南境立富春县，津渡所在，遂改属富春。可见古代江海交会南北津渡处，实在今之富阳，而不在杭州。故自秦汉至六朝初期，富春地位，重于钱唐，孙吴创立东安郡于钱江下游，即以富春为治所。
　　(乙)古今的地形既不同，城邑所在，亦因而不同。今杭城所在地秦汉时也许根本没有露出海面，也许虽已露出，但仍时有被巨潮淹没之可能，当然无从建立城邑。《水经·渐江水注》，浙江又东经灵隐山下，山下有钱唐故县，县南江侧有明圣湖。明圣湖即今西湖，则今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殆即秦汉时钱唐故址所在。其地三面皆山，仅东南一面滨湖，而湖外又为沙滩所阻，绝无舟楫之利可言。对外交流既仅赖几条崎岖的山路，其僻陋可想，难怪八百年来，它的地位，始终只是一个山中小县。
　　(二)杭州脱离它山中小县的地位而步上光荣的新生命，关键在隋开皇十一年的迁治。隋以开皇九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其明年，还迁钱唐；又明年，州县并移治于柳浦西。柳浦之名始见于刘宋泰始二年，吴喜率众自此渡浙江取西陵。西陵即今西兴。柳浦当即今城东南之贴沙河，河上犹有桥曰跨浦(或作跨步，误)，桥南旧有浙江亭，为驿路所经。柳浦一带盖自晋宋之际已涨成平陆，宋后遂为津渡要地。经南朝百数十年来的生聚，日渐蕃息，隋因移州于此，就浦西凤凰山麓之地，肇建新城。自此僻处山中的钱唐县，乃一变而为江干的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适宜于都市发展的杭州。
　　隋代之有功于杭州，不仅移治一端而已。移治后二十年，炀帝又凿通江南运河，起京口(今镇江)，迄余杭(时改杭州曰余杭郡)，都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部分。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以广通渠达于长安，北以永济渠达于涿郡(今北平)，东南以通济渠沟通大河、长淮，又以邗沟接连长淮、大江，又以江南运河贯穿太湖流域，北通大江，南接浙江。自此杭州遂为大运河水运的一个起讫点，其地位益见重要。
　　杭州成为大都会的基础至是可说业已具备，但隋祚短促，未能及见其盛。杭州的繁荣实始于唐。《乾道临安志》记唐贞观中杭州户口，至十一万人。中唐而后，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见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又白居易撰《卢元辅袭杭州刺史制》(德宗时)，也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而唐代杭州之所以克臻繁荣，一方面诚然是承袭了隋代所奠定的基业而日渐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唐代本期的多方面建树，亦有以致之：
　　一是海上贸易的开辟。有唐一代由于国威远振，海外交通，盛极一时。广州、扬州而外，杭州亦为通商口岸之一。杜工部《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西陵是宋世海舶出入杭州必经之地(《西溪丛话》引《海潮说》，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由此可见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绵亘二十里的帆樯，中间当有大部分来自海上。钱鏐《罗城记》(作于唐昭宗景福二年)，“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可见当时杭州之繁荣，半系于北郭河埠的内河贸易，半系于城东江干的海上贸易。
　　二是市民饮水问题的解决。杭城所在之平陆既是江海的故地，自宋以前，江流东去城郭甚近，地下水潜相通灌，咸苦不中饮。惟有负山而居者，凿井可得甘泉，范围至狭，故最初兴起的聚落，不在中城、下城的广大平原，而在上城城南的凤凰山麓。其后因交通便利，商贾辐辏，居民日众，饮水来源，遂成为一严重问题。唐德宗建中中刺史李泌始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开水口六，导西湖水入城，潴而为六井；穆宗长庆中刺史白居易复加开浚。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城邑聚落所届，乃得不复限于南部山麓地带，逐渐北展，后世杭州的城区，大致即拓定于此时。《杭州府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殆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大抵今凤山门南吴越牙城、南宋皇城的故址，实为隋代州城所在；南起江干，北届今武林门、艮山门的市区，当肇基于唐，惟筑城年代已无可确考。又自唐至元杭城南近江干，南北较今城为长，东至今东青巷、城头巷，东西较今城为狭，城区成一狭长形，盖惟近山近湖之地可得甘水之故。所以自唐之李泌下迨两宋，凡杭州的贤有司，几莫不致力于导湖浚井。宋元之际，江势去城日远，城区附近水泉不复有咸苦之病，市区乃渐展向东。元末张士诚改筑城垣，因南截已就荒废之南宋故宫于城外，东包新市区于城内，即今城是也。而元明以后之言杭州水利者，遂亦不再从治井为急务。
　　三是农田水利的兴建。杭州夏秋之际易旱，影响农作甚巨。西湖据浙西平原的上游，本为一天然水库，唐以前未知利用。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始筑堤捍湖，以时蓄泄，州东北濒河之田有千余顷，皆资以灌溉，无复凶年。农村的富饶，当然是促使都会繁荣滋长的原因之一。自此以后，开湖浚河，历代皆奉为成法。
　　四是西湖风景的播扬。西湖妙境天成，冠绝宇内，但自唐以前，未尝见诸题咏，知者殆鲜。长庆中，白居易守杭，酷爱湖山，眈眤云树，新词艳曲，叠出不穷，其《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已曲尽风物之胜。既去任，犹不胜回恋，有《留题天竺灵隐》《留别西湖》《思杭州旧游》《忆杭州梅花》《答客问杭州》等篇。乐天在当时，诗名震撼一世，西湖经其品题，声价自必十倍。盖自此而后，西湖遂为世人所周知，杭州遂为四方文士胜流好游赏者所麇集。其后北宋熙宁、元祐中苏轼又以第一流诗人两任杭州，篇什之丰，过于乐天。前人每谓“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洵属知言。
　　(三)唐代的杭州虽已被称为东南“大都”、“名郡”，但此所谓“大”与”名”，只是在一般郡治中比较地大、比较有名而已。实际当时东南的大都市，约可分为三等：属于第一等的是全国的经济首都扬州，属于第二等的是两浙的政治重心苏州与越州(今绍兴)，第三等才能数到杭州。使杭州从第三等超升到第一等的是五代的吴越钱氏。
　　先说杭州与苏、越二州盛况的升降。王明清《玉照新志》说得很对：“杭州在唐，繁荣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为什么钱氏的建国能使杭州的繁荣超过苏、越二州之上呢?当然是因为钱氏定都于杭州。为什么钱氏要定都于新起的杭州，而不定都于较为繁荣的历史故都苏州或越州呢?杭州是钱武肃王起家发祥之地，此为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主因在政区的变动。原来钱塘江两岸，自唐以前，经常分属于两个政区：在春秋为吴、越两国，在秦汉为吴、会稽二郡，在唐为浙西、浙东两道。政区既然分为两个，则浙西的都会当然在苏州(历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东的都会当然在越州(历史中心。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开发较晚)。杭州地处浙西的边隅，只能做一个属县或属郡。把两浙并为一个政区实始于吴越钱氏的建国；自两浙而言，则苏、越皆有偏处一隅之病，杭州正为地理中心所在，吴越国的首都，便非此莫属了。吴越盛时版图除在今浙省境内的十一州而外(其中秀州包有苏省旧松江府之地)，北有苏州(包有旧太仓州之地)，南有福州(包有旧福宁府之地)。此十三州虽地不甚大，惟自唐以来，已为全国精华所萃，而杭州为之首都，宜其盛况益骎骎日上，入宋遂为两浙路路治。两浙路统辖十又四州，较之吴越国境，南不得福州，北增常、润(旧镇江府)二州。
　　再说杭州怎样能进一步成为东南的亦且是全国的第一流大都会。关于这个问题，有名的欧阳修《有美堂记》，已经替我们解释得很明白：并不是杭州本身有了什么特殊原因使它突飞猛进，乃是兵燹把其他大都会惨烈地破坏了，而太平无事使杭州能够循序发展。不过《有美堂记》中所提到的，仅是从五代进入北宋时，南唐首都金陵与吴越首都钱塘遭际的不同：“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钱塘“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可谓盛矣”。实则推而广之，唐代许多第一流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入宋后往往令人“酸鼻”(洪迈《容斋随笔》论唐宋扬州之盛衰语)，殆无一非兵燹之赐。要之，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惟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荣富盛， 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北宋时杭州有“东南第一州”之誉(宋仁宗《赐梅挚出守杭州诗》)，决非过当。《宋会要》载全国各地天圣、熙宁商税酒曲税额，杭居第一，汴都犹在其次；苏东坡也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开西湖状》)
　　上述两点，是促使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主因，此外五代北宋时又有下列数事，对于杭州都市的发展，显然亦有相当的重要性。
　　一是海岸石塘的修筑。杭城东南滨海，田庐时有被巨潮淹没之虞，防海大塘创立于三国时功曹华信，惟塘以土筑，岁久辄坏。中唐以后，潮患频仍，或至奔逸人城。梁开平中钱武肃王始积巨石植大木以捍之，上自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号捍海塘。城基既固，居民乃奠，盖杭城至是始确保脱离水患。宋后又屡加修治。
　　二是城区运河的整治，杭州城区内外诸河，南由贴沙、龙山二河达于江，北自上塘、下塘等河下注嘉、湖两郡。在未有堰闸以前，江河互相贯通，潦则有溃溢之患，旱则有涸竭之虞，堰闸之兴，史未明载，疑滥觞于唐而备于钱氏。钱氏时北郭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龙山二闸，城东有大、小二堰，因时启闭，水运大畅，江船河艘，交织城中。宋初堰闸倾废，江湖径行灌注城中，一汛一淤，每隔三五年，就须开浚一次，颇为民病。元祐中刺史苏轼又筑闸浚河，大加整治。茆山、盐桥二河，皆有水八尺；令江水专由径行城东僻处的茆山河北出天宗门，俟潮平水清，然后开闸灌注盐桥河；自是穿行阛阓中的盐桥河，但有过航之利，无复开浚之劳。(苏轼《请开河状》)
　　三是市舶司的设置。市舶司创制于唐，专理对外贸易。唐世只在广州一地设立；北宋时置司渐多，杭州亦居其一。杭州市舶司创建于太宗端拱年间，其时惟广州已设，明、泉、密诸司的设置，皆在其后。《有美堂记》有云：“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蔼之间。”可见宋世杭州海舶之盛。
　　四是手工业的发达。宋元时杭州为全国手工业中心(见《马可·波罗游记》)。按《有美堂记》中已有“其俗习工巧”之语。则杭州手工业的发达，殆亦始于五代、北宋时。
　　(四)杭州都市的发展，至宋室南渡而登峰造极。高宗以建炎三年自扬州渡江幸杭州，旋升杭州为临安府。其后转徙于吴越之间垂十年，时而建康、时而绍兴、时而平江(今苏州)，至绍兴八年，终于定都临安。于是钱氏以来的东南第一州，更进一步而成为南宋全国第一州。十二世纪的世界各国，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实即世界的第一大都会。马可·波罗以南宋亡国后来游杭州，仍以“天城”相称，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此世界第一大都会之繁华浩穰，殊非数语所能尽。其详备见于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以及乾道、淳祐、咸淳三《临安志》。元代马可·波罗、奥代理谷、马黎诺里、伊宾拔都他等西洋人的所见所述，大抵亦即南宋时的景象。约而言之，则其时：
　　(甲)城区运河时加浚治，虽巨舰可通行无阻。道路皆以砖石筑成，遇天雨无泥泞之病。浙右江淮河艘骈集于城北，江船海舶蚁集于江岸。自北关可溯城内运河深入市区，水次有塌房数千间，专以寄藏货物。自江岸可经贴沙、龙山二河，达于城郭：大致滨江纲运皆由龙山河入城；海舶则自西兴渡江入贴沙河，市舶务在保安门外，贴沙河即自此折西入城。巨富高资，多属江商海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即已开店。
　　(乙)百工分十二行，每行凡万二千家，每家至少十二人，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制造品销行极广，工人几无暇晷。这是马可·波罗的话，容有过分夸张处，但其时杭州手工业极为发达则可信。
　　既以政治首都同时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故
　　(丙)市区日益扩展。绍兴十一年以都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因于城南嘉会门外洋泮桥东置左厢公事所，城北余杭门外江涨桥东置右厢公事所，差官主管，时距定都临安才三载。乾道三年，又以城东西户口繁夥，警逻稀疏，置东西厢都巡检使各一员，措置盗贼，东驻崇新门外马婆旧铺，西驻钱粮司岭上(今四眼井北青龙山，宋曰钱粮山，山下为钱粮司岭)，时距定都才二十九载。到了宋元之际，“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梦粱录》塌房条)“附郭甚大，民居之稠密，过于城中”，  “每自一门迤逻外出，距离凡有八里”。(《奥代理谷游记》)其市区大致东南尽江涛，西南起龙山(今之江大学后头龙头市场，在六和塔下)，西际天竺、灵隐，北包西溪、北关，远接安溪、临平。马可·波罗、奥代理谷都说城周一百迈尔，迈尔即华里之意译。所谓城殆即指市区而言，所以马可·波罗以为西湖是在城中的。其时绕湖皆巷市，民居与百司寺观，错杂而处，看《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可见其概。陆游诗“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黄冠更可憎，状与屠沽邻”。赤山埠南步司后军寨前有赤山市，有赤山瓦子。灵隐天竺路行春桥侧有行春瓦子。可见南宋的西湖，一派繁华喧阗，杳然无复山林气象了。
　　(丁)户口日益蕃息。《有美堂记》：“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柳永《钱塘词》“参差十万人家”，这是北宋时杭州人户的略数。南宋繁盛十倍于昔，《马可·波罗游记》说全城有一百六十万户，《梦粱录》塌房条说近百余万家，恐言之过甚，惟《梦粱录》米铺条说“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殆合事实。十三世纪的世界，有偌大的都邑，无怪乎马可·波罗要惊为“天城”了。
　　(五)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灭宋，此后八十年，杭州都市乃进入另一阶段。政治上退而复为东南的第一州，它是江浙行中书省的省会(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移杭)，省境辖有今浙江、福建二全省，江苏、安徽的江南部分，江西的湖东部分。但在经济上仍不失为全国的或世界的第一大都会。自平宋后不久的马可·波罗到元末顺帝至正初的伊宾拔都他等，其所描绘的杭州盛况，大致皆不减南宋当年。蒙古大帝国混一欧亚，中西陆海交通一时大为畅通；此“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杭州，遂为商胡麇集之所，贸易之盛，殆过于宋。所以元人提到钱塘，往往喜与“诸蕃”、“岛夷”连称(如黄溍《黄学士文集》《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武襄王神道碑》等)。据伊宾拔都他所记，则其时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犹太人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之突厥人聚居；荐桥以西，为一回教徒区域，一入此区，宛如身临回教国。
　　(甲)市况未免逐渐衰退。城内外运河年久失浚，填为沟渠，商旅因而裹足，百物因而翔涌。延祐三年、至正六年虽曾两次大浚诸河，但河高江低，诸河浚而不深，仍与江潮隔绝，悉赖西湖水为源，水深仅三尺，已不及宋世之半。且河不通江，城南商业，因而日就萧条。城南一带本为杭州最早的市区所在，吴越以来，南、北关盛况，亦略相颉颃；自此南关衰落，北关独盛。(清季沪杭路通车，内河航运，逐渐衰退，民初又拆满城辟为新市场，闹市又移至城内城站、湖滨一带。)此后明初洪武间曾一度浚深龙山、贴沙两河，河口仍置闸限潮，军舰可由此出江，未几又塞。自元以后，由于江潮不复入河，开浚之劳虽较省，但舟楫之利，遂远非两宋之比。
　　(乙)偶然遭遇天灾或人祸，就无力恢复。杭州由于居民稠密，灶突连绵，板屋居多，砖瓦特少；奉佛太盛，家设佛堂，彻夜燃灯，幢幡飘引；自钱氏以来，即多大火。显德五年城南火作，延烧内城，计毁一万九千家。南宋建都，城区大火都二十一次，每次所毁动辄在万家以上。最厉害的是嘉泰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那一次，延烧军民五万一千四百家，绵亘三十里，经四昼夜乃灭。顾当时京师所在，资力殷盛，故毁而不久旋复。到了元顺帝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明年，“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被灾者二万三千余户，烧官廨民庐几尽”，“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实基于此”。(《辍耕录》火灾条、《续通鉴》)火灾之后，又继以兵灾。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明太祖遣常遇春帅师攻杭，“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运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辐辏，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辍耕录》杭人遭难条)
　　(六)元季杭州所遭逢的患难不仅兵、火二灾而已，同时政治区域又有变动，其结果不仅丧失了全国第一大都会的地位，并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亦不复能保持。至正十六年，明太祖置江南行中书省于应天府，元廷又分福建道别立行省，杭州省会的辖境，即大为减缩。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遂定以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十一府为浙江省境，以讫于今，较之元代的江浙行省不及三分之一。自是政治地位既为洪武年间的首都、永乐以后的陪都、清代两江总督驻节所在的南京所代；经济地位亦渐为漕运、盐运中枢的扬州以及后起的通商海口上海所超越。甚至清代江苏藩司治所、太湖流域的政治、经济重心苏州，其盛况亦略足与杭州相颉颃。但明清两代杭州都市地位之所以没落，初不仅由于其他都市的兴起，比较地相形见拙，杭州本身亦自有其日渐衰退之故。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天国两次兵燹，都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此其一。明代为防御倭寇侵扰，禁断海舶出入沿海口岸，自此无复通商互市之利，此其二。运河日淤日浅，故道尽失，塞为街衢，占为庐舍，内河运输益形不便，此其三。至最近五十年，沪杭、浙赣两路通车，交通日便；而手工业受外国及上海机械工业的影响，日就衰微，得失略相抵。
　　二千年来杭州都市发展经过的大纲巨目，就鄙见所及，略如上述，尚希诸君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