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消灭血吸虫病记述

余杭消灭血吸虫病记述

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局

余杭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从东、北、西三面成弧形拱卫省城杭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余杭赢得了“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花果之地”的美誉。然而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过去却是血吸虫病猖獗流行之地。解放前，由于统治者对人民的生命安危漠不关心，广大人民面对血吸虫病严重祸害只能听天由命。解放后，余杭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围歼“瘟神”的人民战争，到1979年，经省、市考查组考核验收，全县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从此，给世世代代余杭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瘟神”终于被送走了，古老的余杭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一

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水域、沼泽分布较广，年平均气温16℃，气候适宜，易滋生血吸虫病。对血吸虫病的危害，民间早有“三年黄胖、四年膨胀、五年阎罗王头抵账”无可奈何的悲哀呼声。1924年3月，美国学者福斯特和梅伦奈(E.C.Faust & H.E.Meleney)在《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一文中，曾记载杭州（Heng  Chow）、临平(Linping)等地有血吸虫病流行。1930年，我国学者陈方之在中央卫生实验院第一期年报《血蛭病之研究》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临平、良渚、勾庄、余杭、仓前、闲林、百丈等地的钉螺调查和尾蚴感染情况。1934年《血蛭病之研究（第二期年报）》将余杭和杭县列为血吸虫病的“浓厚地”。1948年12月12日，《东南日报》载文，又把余杭、杭县列为血吸虫病“最剧县”（严重流行区）。

解放后，余杭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但血吸虫病这个“瘟神”，依然在这块土地上折磨着人们，危害着人民的生命，阻碍着生产发展。1950年浙江省卫生实验院李非白教授在杭县留下调查钉螺分布，在《浙江省卫生实验院第一期年报》记载：血蛭病以五月开始上升，感染率0.4%，六七月最高，感染率分别为6.67%、6.4%。1952年浙江省卫生实验院在余杭县仓前、舟枕采用粪检法作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程度调查，仓前区万和乡第二村居民粪检阳性率为0.5%，舟枕区中洪乡朱家村居民粪检阳性率为4.5%。1954年2月，杭县卫生院派出第一支巡回医疗队到星桥乡为春耕备耕服务，发现了很多腹水病人，多数居住在汤家村，农妇徐子生先后嫁过两个丈夫都死于血吸虫病，两家一共13人，到解放初只剩下她1人。该乡陈家道地原有12户49人，到1950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28人，其中4户死绝，3户只剩下寡妇。根据病人的线索，开展调查，采用粪便直接涂片法检查337人，查出有血吸虫卵者6人，检出率1.8%。全乡河沟均有钉螺发现，随机收集1500颗，尾蚴阳性率达12.9%至70%。当年冬季，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两县开展冬季征兵，在4476名应征青年中进行血吸虫病检查，查出阳性者1156人，阳性率为25.82%。消灭血吸虫病，送走危害人民生命的“瘟神”，成为解放了的两县人民的迫切愿望。

二

余杭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从1955年开始经历了三次高潮两次低潮的起伏过程，整个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55年至1962年。主要是建立组织，螺情调查，发动群众，土埋钉螺，培训骨干，组织医疗队，进行初步治疗。1955年杭县防疫站建立以后，派出农村卫生工作组，常驻星桥乡灯塔高级合作社，后改为星桥乡血防基点组，广泛进行了螺情调查，从1956年1月13日开始，全乡发动6000余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埋钉螺活动，到2月5日止，共土埋160多条河沟，计27.9万多平方米，在全省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介绍。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杭州对血防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11月，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浙江省党代会传达了这些指示精神，杭县县委马上成立了血防五人小组，于1956年1月又建立了杭县县人委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县长李广新为主任委员，卫生科长倪丕基为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指导全县防治工作。制订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开始普查和治疗。1月10日，余杭县建立县血防委员会，副县长周传文兼主任委员，宣传部部长黄家盛兼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各乡都相应建立了领导小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正式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政府工作内容。杭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委托县卫生院在临平镇举办血吸虫病治疗、护理、检验学习班，参加人员80人。1月，全县组织医务人员232人、青年和妇女积极分子2639人开展螺情调查，查出有螺面积1051468.6平方米，并采取捕捉、坑埋和开新填旧等办法作了处理。4月，组织医务人员22人，成立了两个治疗组，在星桥乡的横山、皋城二片开展治疗；6月，上海市支浙医疗小分队，在临平开展治疗工作。每个治疗点设50张床位，采用锑剂20天疗法，共收治血吸虫病人600余名。从3月开始，全面采用抗原皮试普查病人，到10月结束，两县共皮试131505人，阳性36819人，阳性率为27.99%。全县共有11个乡，126个村开展了粪便管理，集中粪缸，连粪掩埋。

是年，杭县以星桥乡、乾元乡和东岳乡作为血防基点乡，组织专业人员进行钉螺密度和感染率测定，保虫宿主调查、社员粪缸血吸虫卵测定、居民接触疫水调查等，为开展综合性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11月底，全县又举办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学习班，学员51人，为全面开展防治工作作了组织准备。

1957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两县的血防工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是年，余杭县血吸虫病皮试25948人，阳性6329人，占25%。1958年杭县县委作出《关于苦战三个月，6月份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杭州市卫生部门派出30个医疗组，到杭县11个发病乡开展血防。杭县卫生部门亦组成30个医疗组，分赴另外12个发病乡镇开展防治工作。是年，两县共治疗血吸虫病人15524人，占查明病例的84%。1957年和1958年两县又进行了一次螺情调查和一次抗原皮试。皮试人数180026人，皮试阳性再作粪便一送三检，查出病人18382人，同时组织20个治疗组，深入农村，巡回设点，先后收治了15594个病人，其中80%使用二天、三天疗法，甚至提倡“一天疗法”、“一针疗法”和边生产边治疗的“生产疗法”。由于一味求快，缺乏科学态度，治疗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延误时间而造成了死亡。1957年至1958年，在1503300多平方米范围内进行灭螺，灭螺的方法是“三面光”、“坑埋法”、“开新填旧”和“捕捉钉螺”。杭州卫校和浙医大学生也来参加除害灭病工作。农村出现了“保健员”、“查螺员”和“清卫员”。不少有螺地段消灭了钉螺，不少重危病人得到了抢救。粪水管工作也有一定进展，流行社队粪坑集中，搭栅加盖，定期封存，建造了一批简易公共厕所。在此期间的血防工作，规模较大，成绩也较显著，是两县历史上血防工作的第一次高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强调进度多，考虑质量少；大搞突击多，坚持经常少，也有“浮夸风”和“瞎指挥”的情况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58年下半年至1962年，是血防工作的第一个低潮期。1958年5月，县制变革，卫生部门大搞“除四害、灭四病”而力量分散。1959年至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多种疾病交叉发生，放松了对血防工作的领导，只靠少数专业人员小规模进行。1960年推广了小粪量、小水量、一条龙的粪检方法，查出病人2945人，治疗1750人。临平、塘栖、三墩三个区对耕牛血吸虫病感染作了调查,查牛450头,查出病牛2头,阳性率为0.5%。1961年县组织重点调查组采取“三查(体征、血片、粪便)、三结合(血吸虫、钩虫、丝虫)”的办法,抽查了9个大队和一个厂矿,粪检4005人,查出血吸虫病人211人。

1962年，全县组织13个血防组，64名专业人员，普查大便13000余人（一送三检），并进行螺情调查。但受14号台风影响，查螺质量较差。是年冬，在省防疫站的指导下，对南、北湖草荡进行了第一次螺情摸底，查出有螺面积66万多平方米。在此期间的血防工作进展缓慢，赶不上疫情发展的速度，螺情病情回升。1961年5月，亭趾公社、省第一监狱和獐山石矿相继发生急血29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1962年全县又发生急血462人，死亡2人，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健康，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第二时期，1963年至1969年。主要是健全组织，加强领导，扩大队伍，进行螺情复查。1963年，全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逐步好转。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九次血防工作会议。副省长冯白驹亲自到余杭南湖草荡和临安青山水库作调查。县防疫站建立了血防队，进驻星桥公社开展基点工作。1964年，余杭县重建县委血防五人领导小组，县长胡广清兼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曹征南兼副组长，下设血防办公室，由卫生局局长赵鸿开和防疫站站长耿士进负责日常工作，血防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进入了第二个血防高潮期。

1964年4月，全县抽调了医务人员和中医学徒25人，分成5个组，分赴五个区，配合公社，全面开展螺情复查，并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一本账一张图，公社实行保管责任制。经过4个月的努力，确定流行公社41个，流行镇4个，流行大队309个，有螺面积803700多平方米（不包括南北湖和蒋村芦荡）。灭螺工作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共计消灭钉螺面积129200多平方米。11月，查灭螺专业队扩大到65人，集中到小林开展灭螺工作；1965年春节以后又增加到200人，在横山培训，星桥实习，并分成13个组，到13个公社，帮助基层灭螺。1965年秋打了一场灭螺歼灭战，共组织148个血防队，培训骨干2621名，查出有螺面积13349000多平方米，灭螺12198000多平方米。并在蒋村芦荡组织了一次用煤油3500余公斤火焰灭螺。

查病工作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分地区展开。1964年全县组织全民和集体医疗机构64人，编成8个普查组，上半年集中查临平、余杭两个区，下半年伸展到塘栖、三墩、瓶窑三个区，共普查38个公社、3个镇、287个大队，粪检136690多人，查出病人21212人，建立了病情一本账。同时采取住院治疗与驻队治疗相结合，短程与长程相结合，治疗3726人。是年，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在小林、超山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试点，血防基点组也从星桥搬到了小林，在治病、灭螺、粪水管等都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年底召开了现场会议。1965年继续复查复治，共查出病人3591人，治疗3005人。建立了横山治疗点，作为全县血吸虫病治疗中心，开始使用麻油治疗病人。

1966年县委批转县血防领导小组《关于血防工作情况和消灭血吸虫病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据普查，全县有38个公社、360个大队和4个镇流行血吸虫病，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灭一块，巩固一块，争取二三年内消灭血吸虫病。11月10日，县委和中共浙江省委萧山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第四分团党委又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工作意见》。1966年再次扩大了防治队伍，全县组织130人，每乡镇配备2至3人，作为公社专管人员。10月，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征南带领各流行社镇干部80余人去江西余江参观，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打井搞水改。是年冬天，县委组织农业、水利和卫生部门人员对蒋村芦荡、南湖草荡和北湖大草荡联合查勘，制订了水利、农垦、灭螺方案。1967年1月，省、市、县联合组成血防组，进驻南湖农场，开展了南湖大草荡的第一期灭螺工程。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任组长，全面平整了草荡的土地，开河、修堤、造闸门，大规模地进行了园田化建设，同时在草荡内外，开展了药物灭螺。这期工程使南湖草荡的面貌焕然一新，总土方量达255700多立方米，消灭了第一个钉螺窝。

正当全县血防工作逐步深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波及到基层，领导瘫痪，工作停顿。1968年防疫站撤销，资料销毁，血防人员进“五七干校”，后又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全县的血防工作又进入了低潮期，不少地方疫情再度回升，原来基本消灭血吸虫的地方又出现了钉螺。

第三时期，1970年至1979年。主要是统一规划，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狠抓治疗，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69年末，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要抓消灭血吸虫病。次年，中央下达〔1970〕第2号、第49号文件，全县血防工作再次掀起了高潮。余杭县重建血防领导小组，县革委会副主任董家年兼组长，县委常委曹征南兼副组长，各级党委重新建立了血防领导小组，把血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为了动员群众，全县印发了《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20000册，毛主席《送瘟神》诗篇239000份，举办大小学习班3000余次，达290000人次。此外，还运用回忆对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文艺演出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反复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血吸虫病的危害，了解消灭血吸虫病的意义，懂得防治的常识，积极投入到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斗争。一支由赤脚医生、化验员、查螺员和清卫员组成的专业队伍，是开展防治工作的主要骨干力量，为消灭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是年，全县掀起六次声势浩大的血防群众运动，出动69.7万人次进行灭螺。处理钉螺面积598.8万平方米，处理钉螺稻田1.19万亩；治疗血吸虫病病人1.7万名，“晚血”切脾540人，占病人总数的50%；查出病牛890头；有18个公社56个大队加强了粪便管理。但是，还有100万平方米钉螺面积未作处理，有一半病人未治疗，粪便管理仍是薄弱环节。

是年2月，蒋村芦荡造田灭螺战斗打响，广大干部以身作则，工地上成立了造田灭螺指挥部，县委及区委领导亲临一线，公社干部除了少数主持日常工作以外，全部投入战斗，许多人赤脚下水，日夜奋战在芦荡里，二个多月，四万余工，筑起了八个大坝三个水闸，造田201亩，彻底根除了钉螺的老窝，消灭了第二个钉螺窝，改变了芦荡面貌。

是年10月，北湖草荡水利、农垦、灭螺工程开展，成立了北湖围垦灭螺指挥部，县委书记刘延儒亲自作动员，县委常委董家年、蒋金惠多次到工地落实规划，省和中央领导也亲临现场进行指导，农业局副局长宋竹友常驻指挥部，整个工程从10月开工。

1971年3月4日，县委批转县血防领导小组《关于1970年血防工作情况和1971年工作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狠下决心，再战一年，消灭血吸虫病，达到省革委会提出的要求。到10月，全县有24个公社18000余名民工在北湖草荡扎营，战天斗地，克服重重困难，修筑了4.5米高的堤坝11公里，新开了80余米宽的河道5.5公里和主干渠道10公里，建造水闸4座，桥梁2座，完成土石方830000方，共投放劳动力100余万工，整个工程历时一年。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排灌渠道，改变了草荡的面貌。在此同时，还专门组织了几次大的灭螺战斗，参加战斗的有11个社镇6000余人，每次连续六七天，把草荡里15.5公里长的8条河道、6000多亩耕地和几百亩荒地反复进行了土埋和药物处理，消灭了死角，端掉了第三个钉螺窝。为了除害务尽，1971年冬又打响了北湖外围的窑山和毛园岭小草荡的修渠、改田、灭螺战斗。投工30多万工，修建了十里渠，造起了排灌两用的机埠，把3000亩草滩变成了旱涝保收田，低洼地方挖成了养鱼塘，彻底改变了钉螺孽生环境，“害人荡”一个个都变成了“米粮仓”。在草荡围垦灭螺工作中进行截弯取直加深加宽进行了苕溪河道的改造，沿溪公社共出动8000余人，用五氯酚钠“一清、二喷、三铲、四浸杀”进行药物灭螺工作，基本消灭了百里苕溪的钉螺。

1972年和1978年，县委又两次调整了血防领导小组和血防办事机构，县委副书记董家年和县委常委蒋金惠分管血防工作，县卫生局党组书记曹阿荣和副书记雷传法担任血防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各流行社镇也有一名委员具体负责，并从1972年起各配备了一名血防专管员。星桥乡第一个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1973年8月30日，县委批转《县血防领导小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以“批林整风”为纲，立即掀起秋季血防群众运动，为如期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而奋斗。各级党组织都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切实加强领导，做到第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委员具体抓。农业、水利、物资、商业、宣传等有关部门，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1974年，全县先后组织11.4万人次参与这项工作，查出570多个螺点（10万多平方米）和900多亩有螺稻田，普遍进行了处理。是年，又恢复了县晚血治疗组，地点设在星桥乡，各区也都建立了晚血治疗点。1976年起全县统一使用晚血卡，凭卡实行计划治疗。 1978年11月20日，省卫生厅批准余杭县成立县血吸虫病防治院，开始收治病人，全县体检摸脾35万人，临平区推广毛蚴吸检技术。1979年春天，省组织查螺查病能手来余杭县考核，对13个公社39个大队现场核查，全县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终于送走了“瘟神”。为巩固血防成果，1979年秋以血防医院为中心，全县统一组织力量，对1442名晚血病人进行追踪，先后查出各类晚血病人2126人，尚有383名病人未治愈。

三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胜利，改变了疫区人民的面貌。通过治疗，一批批血吸虫病人恢复了健康，尤其是许多奄奄一息的晚期血吸虫病人获得了新生，广大疫区人民从此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威胁，健康水平得到提高，消灭血吸虫病不但增强了人民的体质，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余杭经济的发展。

消灭血吸虫病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壮举,它为余杭的疾病控制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一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是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主要体会是：1、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的可靠保证。全县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血防工作，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政领导深入血防工作第一线，不断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层层建立和健全党的血防工作领导组织，协调方方面面关系，及时解决血防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保证了血防战线的节节胜利。2、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消灭血吸虫病是一场改造自然、消灭病害的艰巨斗争，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一支群众性的不脱产的防治队伍，反复查灭螺、查治病，为消灭血吸虫病进行艰苦奋斗。3、依靠科技防治血吸虫病。血防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全县在防治工作的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指导，研究制订正确的防治对策，改进防治方法，不断攻克防治难关，提高查灭螺质量，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晚血病人等。（执笔  干为群  责任编辑  曹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