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5000里“文军长征”

竺可桢（1890—1974）

竺可桢1890年3月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很快烧到了杭州。竺可桢作为一校之长，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他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决定将学校搬到西南内地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于是，从1937年9月开始，他带领浙江大学师生从杭州开始西迁。

浙大西迁的路程是曲折的，初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湄潭，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历时近三年，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遵义的湄潭，在湄潭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竺可桢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公而忘私，更是处处为人表率。他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如若西迁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桢痛心疾首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江西泰和时，他的夫人张侠魂和儿子竺衡的去世。

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她和竺可桢是在未见面时就订婚了，也因她的家教、学识，特别是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很受留洋回来的竺可桢喜欢，婚后小两口非常恩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和整个中国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于是，竺可桢将妻子和孩子接到了杭州。在战事进一步恶化、浙江大学不得不离开杭州另寻安全之地之时，张侠魂的母亲曾劝她回上海，跟着家里人一道避难，可张侠魂却不忍离开竺可桢，这一路的苦与险她都想清楚了，越是艰难的时候一家人越要在一起。张侠魂带着几个子女，跟随浙江大学踏上漫漫的西迁之路。

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

1938年7月23日，在桂林考察迁址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竺可桢立即返回泰和，先见到了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但弟弟衡没了。”竺可桢如同五雷轰顶，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竺可桢回到家后看到张侠魂仍卧病在床，已经病危，他强忍悲痛，抚慰夫人。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十几天里，竺可桢接连失子丧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随后的日记里感叹的那样：“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能深刻感受到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也依然如此。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大概就是竺可桢与张侠魂之间的遗憾吧，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却没能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

竺可桢的全家福

浙江大学西迁中，竺可桢还牵头做了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抄了七部，当时其中三部早已被毁，两部在抗战开始后陷入敌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在“八一三”凇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书运至建德，但省里无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后来省图书馆又把书运到龙泉乡下。浙江大学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担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江大学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江大学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几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可胜任，竺可桢每年夏季主动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协助晒书整理，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度过抗战时期，战后运回杭州，现存于浙江图书馆。

四库全书在西迁途中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清廉与敬业。据詹锁先生回忆，1940年底，友人介绍他到浙江大学任讲师。当天正值大年初一，詹锁以为竺可桢不会来上班。但当他来到校本部时，竺可桢一个人正在忙碌。在竺可桢的办公桌上，有两种信封和稿纸，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

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1944年10月到达湄潭讲学，被浙江大学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江大学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师生在西迁途中

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了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而“文军长征”的终点，也正好是遵义。

1946年秋，浙江大学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学校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这一切的一切，和竺可桢都密不可分，并在他任职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形成了浙江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