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先遣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致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然而，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挥，致使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宣传我党一贯坚持的抗日主张，吸引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1934年初，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派遣一支红军主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在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在皖南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先遣队在北上途中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1934年7月，中央苏区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穿越闽境，经浙西、皖南、赣北，至10月底抵达闽浙赣苏区为第一阶段；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新红十军团，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闽浙赣苏区分两路北上浙西、皖南，至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为第二阶段。先遣队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多里，不断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不断，主要的战斗有30多次。先遣队曾挺进到距杭州不足百公里的淳安、分水、昌化等地，牵制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
      11月29日，红十九师突然出现在离分水县城不足3华里的了山脚和南堡一带，和国民党王耀武补充一旅第二团的堵截之敌发生激战。后由于天色已晚、敌情不明，红军留小股部队在南堡一带阻击敌人，其余撤回百岁坊与大部队会合。次日，王耀武误认为红军的转移是畏惧退却，仗着自己3个团六七千人的兵力，亲率特务连到南堡督战。为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红军分三路向国民党发起进攻，至深夜，红军完成打击敌军的任务开始向昌化一带转移。经过一昼两夜的战斗，击毙敌军13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0多支。
1935年1月9日晚，在遂安（今淳安）茶山，先遣队军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军区（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领导苏区游击斗争）关于先遣队转向浙西南活动的电令和分兵问题。这是一次决策性的重要会议。会议在讨论时，争论激烈，部分同志主张分头行动，开展游击战争；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由于中央军区在电令中没有改变大兵团作战的指示，加上军团主要领导人对分兵顾虑很大，认为部队只要能回到赣东北苏区，总有办法可想，对大兵团回返的困难估计不足。会议最后决定全军回赣东北苏区暂行休整，再实施中央军区关于向浙西南行动的电令。
翌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南下赣东北。红军先遣队的归途，总长虽不过200里，却十分凶险。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先遣队，动用十几万军队围追堵截，形成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封锁线。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从1月10日起，部队在七天内受到四次阻击。在怀玉山战斗中，除粟裕、刘英率领的先遣队800余人及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外，弹尽粮绝，损失殆尽；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主要领导人被俘，“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宣告失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同时也突出反映了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战斗史中英雄悲壮的一页。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和沿途留下来的部队，在先遣队经过的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部队编入新四军，重新北上，转战大江南北，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