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解放

           盼解放

             撰文/唐瑞濂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1949年5月3日下午3点，几个从街上回来的同学，一跨进校门，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一听这话，我立刻走出校门，穿过皮市巷，到大马路上去看个究竟，到底是不是真的来了？果然，一列身穿黄军服、手持钢枪的军人，站在中正街的人行道上，面向马路，执勤站岗，每隔50米一名，东西两边都是望不到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质胸章。解放军真的来了！我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那时，我在宗文中学（现杭十中）读高中，在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教育下，思想倾向进步，并且在3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在校内组织了护校工作。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学校里弦歌不辍，照常上课，这是最好的护校方法。从抗战胜利到杭州解放，只有短短三四年时间。沦陷8年，杭州人民吃尽了日寇的苦头，盼望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但是国民党官员大搞“五子登科”（条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大发劫收财，同时大打内战，大印钞票，搞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官僚资本则大发横财，让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怨声载道。此起彼伏的工、农、学生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统区的群众都已经看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除了极少数逃跑的官僚外，都盼望着解放军的来到。1949年4月20日起，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的败兵沿着京杭国道（即宁杭公路）大量向杭州涌来，武林路上败兵、汽车昼夜不绝，已经发生了几起抢劫汽油的事件，人们都不知道，败兵们还会干出其他什么坏事来？群众的心情，一方面是兴奋地等待解放，一方面是担忧这黎明前的黑暗能否顺利度过。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盼望解放军早日来到，解放杭州，解救人民。5月初，传来了特务在艮山门外下菩萨村的田野里杀人的消息，更使大家惶惶不安。解放后，我们才知道遇害的12名烈士，是金萧游击支队联系的革命志士。到了5月3日，这个杭州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大家这颗悬着的心才一齐放了下来。

从此以后，整个城市和学校里的气氛就完全两样，兴奋、欢乐代替了担心、忧郁。5月4日晚上，各校同学聚集在浙江大学校园里的广场上，举行了“五四”纪念晚会，市委青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接着，浙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组织了小分队，到各校去教唱革命歌曲和舞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唱响了各校校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5月7日，以谭震林为主任的市军管会成立，发布的第一批公告中，有一条就是中正街改名为解放街（以后又改名为解放路），这标志着蒋家王朝在杭州的覆灭。

5月10日，党组织给每个党员发了一张票子，到大华电影院（后改名为新华电影院）参加会师大会。这时，我遇到了好几位熟悉的老师、同学，才知道彼此都入了党，参加了革命，相互握手谈话。大家再也不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最高兴而意料之中的是遇见了曹湘渠老师，他是我初中时的语文教师，我就是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入党的。会上，除了“会师大会”四字横幅外，主席台上高悬党旗和毛主席画像，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和副书记谭启龙同志都作了重要报告，浙东游击区的马青同志和杭州地下党林枫同志的代表刘加林同志都作了发言，部队文工团的同志唱了“东方红”等革命歌曲，演出了一个抓俘虏的小品节目，地下党的4名女同志也表演了新疆舞蹈《青春舞曲》，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位，就是后来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的沈桂芳同志。当晚大家尽欢而散。

这天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了。除了高兴，不免联想到自己，辗转反侧地想，当年我正好18周岁，可以说还是一个不懂事的青年人，也就是杭州人所说的毛头小伙子，但在党的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踏上了革命道路，肩负着一份革命任务。如何学好知识和理论，努力做好工作，是我在革命道路上，也是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事情。杭州解放是一个新的起点，只有认真听党的话，踏踏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进，才是我的光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