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的日子里

        紧接着开挖左岸坝基的工程却遇到了更大困难。1959年上半年，天灾不断，连续几次洪水淹没基坑，接着又是左岸坝头大塌方，十几万方粘土、巨石、碎石把左岸基坑大部份淹埋了。那次塌方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我更是心有余悸，左岸坝头可能塌方局领导已经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就在险情前撤出了左岸基坑的全部施工人员，在设备也安全转移后不到一个小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十多万方泥石就淹埋了大半个基坑，大家庆幸人员和机器设备没有受到损失，但是道路被冲毁了，我们只好在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慢慢地爬，才安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接着又发生了16坝段跨塌事故和70栈桥塌樑事故。再加上水泥质量不好、钢材不足等多方面原因，又给整个水电建设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195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新安江工地视察。他深入现场，先后察看拦河坝和发电厂房的施工场面，工地技术革新展览馆（位于朱家埠），紫金滩食堂职工用餐情况，江村埠砂石场的现代化生产流程，认真听取有关工程汇报，了解职工生活情况，并且与干部、职工、库区移民以及在工地慰问和体验生活的文艺工作者亲切见面、交谈、合影。周总理热情赞扬“你们电站提出的‘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这两句口号，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气魄，很好！”并欣然为工程题词。周总理的到来和亲切关怀，激发起我们近万名电站建设者极大的劳动干劲和决心战胜一切困难、提前完成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信心。2000多名党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决心，要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局党委提出“人人为大坝升高献计、人人为提前发电立功”的口号，整个工地上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干劲冲天，争取“班班不欠账、日日争高产”。当时我们机械队组织了5台挖土机，3台推土机，汽车队组织了几十台最好的汽车，开展了三班不停的开挖大竞赛，看谁拉的多、跑的快，你追我赶，开挖量、出碴量日日提高，记录天天刷新，最高日出碴量达到了6000多方。参战的人员苦战了两个多月，把压在左岸基坑里的二十多万方的碎石基本清理干净，为提前发电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安江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局领导以身作则的良好的工作作风，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像。王局长是一位山东南下的老干部，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是天天深入工地检查工作，对我们特别关心和爱护。有一次，浙江省委陈伟达书记到新安江工地视察召开座谈会，王局长叫我发言，我就谈了基坑开挖工作面太小，人工出碴和机械开挖互相有干扰，运碴汽车太小，太小影响工作效率等问题。陈书记、王局长听了很重视，这些问题也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解决。文革后期，王局长带着家人来新安江参观，指名让我陪同讲解。在看完厂房、开关站后，王局长在坝顶深有感触的说：“新安江电站已经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梁副局长是一位红军老干部，陕西人，是我们在苏联学习时的大组长，为人直爽，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他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爱护。1959年夏天新安江发大水，下游浮桥不能走人，可是有些民工还是在浮桥上走。他一看就火了，他没有批评民工，而是把分管的干部找来批了一通，骂他们“为什么对民工的生命这么不负责任，我撤你的职”。“不行就撤职”，这是梁局长经常说的话，我们在苏联学习时就体会过他的工作作风。徐副局长也是一位山东来的老干部，水电建设的前辈，也是我来到新安江电站的第一位领导（机械化站的主任）。他工作认真、细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老干部的架子。在各个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穿着工作服的身影。他对我非常器重、信任，也非常关心和爱护。他们为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带出了一大批好干部，也培养了一支高素质、技术好的工人队伍。我们也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领导的培养教育，为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