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特殊婚礼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母、兄眼看在可预见的一年半载之内，要彻底改变生活基本无望，对我已有一年恋期的婚姻，与其长期等待，还不如顺应潮流，因陋就简，快速成婚。经过深思熟虑、商量决定后告诉了介绍人和女方家庭，并分头初作准备。不久，趁我从桐庐县工作单位一年一次、为期一个星期回老家探亲的机会，准备为我完婚。我虽不知就里，但十分理解母、兄的一番苦衷，无奈同意了“闪电结婚”。由于当时办事仓促，无暇顾及其余，现在就连结婚的日子也已无法回忆记清，只模糊记得是这年的秋天。
      结婚前一天，在介绍人陪同下，我俩去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那时结婚登记不用体检，公社文书问清姓名、年龄、成份、住址（单位）后，填好结婚证，出具了去供销社领取结婚布票的证明。棉布是当时统购统销物资，供销社根据户口每人每年发给布票3市尺，结婚需添新衣新被，一对新人国家照顾供应布票2丈。结婚当天中午，女方设宴3席，为新娘送嫁。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制作新衣，新娘穿着一套整洁的旧衣裳，由介绍人陪同来到我家，未举行任何仪式便进入新房。晚，男方也摆酒3桌。名为喜酒，实际上是一顿便饭，菜肴以自家制作的豆制品及蔬菜为主，没有鸡鸭鱼鲜，只有少量猪肉烟酒。至于喜糖，在农村已久不见其踪影，要想吃到它更是一种奢望。即便如此，这在当时长期吃食堂的农村，也算得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高级场面，其规格不亚于现在“五星级”婚宴的档次。
      新房家俱摆设十分简单，只有一桌一椅一床，桌上除了梳妆盒别无他物。惟有一张大床，另有一番来历。一个多月前，据邻居家从亲戚方面传来的信息，诸暨农村一家农户有张大床出售，我嫂嫂去看了以后表示满意，谈好价格80元，当即付出定金10元，约好第二天抬到我家。这张床是当地一户大地主，解放前夕为嫁女儿，化了百工木雕工，特制的嫁妆品，因名“百工床”。此床用料考究，制作精细，床面三翻显，上有香樟木雕刻的人物花鸟作装饰。因她嫁的也是大地主，解放后土改中此床被没收，分给了一户贫农。1960年夏，困境中的这户贫农为求生计，忍痛变卖家中惟一值钱的这张床，以求换点杂粮度过灾荒，事后听说这张床还真的救了他们一家性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曾有人提议我家床上有“四旧”，哄动红卫兵想到我家凿掉床上人物花鸟的雕刻，幸亏我妻子依靠平日村里良好的人缘，疏道关节，床才免遭红卫兵“毁容”。这张床我们一直睡到儿女长大，1979年我妻子去桐庐工作，离开了老家，才弃而不用。
      当时，全市农业总产值，从1958年的29，554万元，减少到1960年的28，187万元；粮食总产量，从1958年的12.47亿斤，减少到1960年的11.65亿斤。杭城人均口粮每月仅27.5市斤，蔬菜、肉食、禽蛋等副食品严重断档脱销，不少人因此患上营养缺乏症，杭州城区的浮肿病患者就达29，500多人。由于粮食连年减产，农村人口粮食问题更为突出。城市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燃料，从1960年底也开始紧张起来，1961年1月上旬，市燃料公司库存煤只够几天的需要量，不得已只好停止对生产用煤的供应。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针对1960年冬季以来杭州市场蔬菜供应不足、燃料紧张、部分小商品出现断档脱销等情况，市委、市政府指出：蔬菜供应不足，是当前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必须下最大决心迅速解决，实行“两条腿走路”。自此，各城区部分群众开始在单位、住宅边上种植蔬菜，并养起了鸡、鸭、兔、猪。为解决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还开展制造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代食品，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