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旧印刷机背后的故事——浙西民族日报的流金岁月

许月琴整理

陈列在浙江临安民族日报社纪念馆的四开印刷机

眼前的这台四开印刷机，陈列在浙江临安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大门进去的左手边，看上去有些“年纪”了。它见证了80年前，在浙西天目山区的中共地下党报人，用“纸弹”开展抗日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传承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红色基因。

文化旗帜民族喉舌

《民族日报》创刊于民国28年（1939）1月5日，是浙西行署机关报，名义上由时任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黄绍竑出面创办，实际上它是一张由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参与的爱国进步报纸，第一任社长是黄绍拡同乡、共产党员王闻识。王闻识，广西南宁人，清宣统三年（1911）出生，民国21年（1932）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四次入狱，始终坚贞不屈，民国31年（1942）10月病逝于福建建阳，年仅31岁。

王闻识

《民族日报》的创刊理念是：“用文化特有武器，来配合‘政治进攻’，粉碎敌人伪文化侵略。”王闻识任用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报社担任重要职务，还组织成立了中共民族日报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报社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宣传艰苦奋战的抗日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宣传敌占区群众的宣传艰苦奋战的抗日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宣传敌占区群众的爱国和抗日行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和腐败无能的丑陋行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占区的侵略罪行。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使《民族日报》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浙西进行抗日宣传的主阵地，成为浙西宣传抗日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中共浙西特委也一度迁址报社，民族日报社不仅成为浙西抗日宣传中心，也成为浙西党的活动中心。民国28年（1939）3月24日，周恩来同志在浙西临时中学发表抗日演说，报社相关人员有幸亲耳聆听。

《民族日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沦陷区群众的抗日热情，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前线将士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纸弹”，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积极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民族日报》的办报方向和共产党的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他们先后两次改组报社，随后大肆逮捕、屠杀报社中的共产党员，党的力量逐渐被削弱。民国31年（1942）春，报社彻底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成为反共宣传的工具。民国34年（1945）10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浙西行署撤销，民族日报社自动解散，《民族日报》随之停刊。在《民族日报》六年十个月的生涯中，有12名职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后人称为《民族日报》十二烈士。

民族日报社成为浙西抗战文化旗帜

艰苦办报星火燎原

《民族日报》的社址设在天目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於潜鹤村，现址为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后渚村鹤村121号。报社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工场等各个部门，全挤在一个小祠堂里办公。祠堂面宽三间，前后两厅，东西短回廊，中为天井。祠堂的前厅是排字房和平板机房，后厅则分隔为数间。从结构上看，各房间都是用木板隔开，而隔板不过2米高，上不着天、下不连地，门窗也只有门框、窗框，并无门扇、窗扇。夏天，报社没有降温设备，工作人员经常汗流洪背。冬天，即使有点炭火，也起不了取暖作用，室外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室内墨水、機糊也常冻成冰凌。报社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住宿租用民房作集体宿舍，大部分是地铺，草垫子一个接一个，像轮船上的统舱。吃饭是集体食堂，八人一桌，没有凳子，都站着吃。小菜基本上是素菜，半个月改善一次生活，能吃上点鱼肉荤腥。职工们过的完全是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心中都燃着一团革命的火焰。

电讯室用的是一只三灯短波报机，讯号十分微弱，报务员虽拼尽全力翻译电文，但送到编辑手上的文稿，常常是不完整的。编辑得连猜带编，改正一个个错字，査对一个个人名、地名，务使所发稿件与事实相符。言论部分是社长、总编等轮流撰写的。为了按时出报，言论稿经常写一段排一段，等写完排成版样，再集体研究修改。记者人数不多，经常出入于“阴阳界”上，深入敌后从事釆访活动，出行则全靠两条腿，同时还要帮助发行报纸。印刷工人的工作也非常艰苦，面对改得像花睑一般的原稿，得一面琢磨一面排字，也像猜谜似的。深夜里，排字房经常传出激昂歌声：“……把抗日救亡的旗帜高高举起、举起……”印报用的是四开手摇平板印刷机，几位身强力壮的印报工人，经常用尽全身的力量，摇动机器的飞轮，从清晨直到傍晩，还没有印完一天的报纸。经理部同志采购纸张、器材的任务更是艰巨。当时，地处浙西前线的临安县於潜镇，商业萧条，纸张、印刷器材、电讯器材均无法购得，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杭州（时为敌占区）去采购。买到之后，他们还得逃过敌伪检查，在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东西运回於潜。经理部的同志为了扩大《民族日报》的影响，在报纸发行上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除了做好附近几个县的发行工作外，特别重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发行。他们通过“阴阳界”上的原始通道一一递步哨，将整捆的报纸，绕过敌人的碉堡、封锁线运往敌后，勇敢地向杭嘉湖地区挺进，甚至把报纸运到敌伪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以及周边省份。《民族日报》日发行量从民国28年（1939）初创期的3200份，增加到民国29年（1940）9月的9000份，影响力遍及浙、苏、沪、皖、赣、桂等地。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内的报人塑像

用心守护代代相传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日报》在於潜鹤村这个祠堂里吹响了浙西抗日的民族号角。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年久失修，原来的祠堂变得老旧不堪，成了村里人的杂物堆场和畜栏。

1983年5月，从於潜走出去的《民族日报》创办人之一，临安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顾问骆耕（1908—2018），回到於潜鹤村探访民族日报社旧址。当他看到老祠堂的破败景象时，十分惋惜，流下热泪，激动地拉着一位当地陪同人员的手，一个劲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定要把这里保护好，保护好！”

这位陪同人员就是时任临安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的徐观德。那一天，听骆老讲述了《民族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岁月，徐观德深受触动，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保护好这里。”1983年9月，徐观德退休。从那时起，他凭着一股对传承历史、教育后人的坚定信仰，为保护、修缮民族日报社旧址，建立民族日报社纪念馆，丰富纪念馆展厅物品，宣传介绍民族日报社走过的峥峠岁月和光辉历史，孜孜不倦、奔走忙碌了33年，把一生积蓄、毕生精力都奉献在纪念馆里，直至2016年底以84岁高龄因病离世。

1983年8月，徐观德老人自掏腰包4000多元把村里打算要卖掉的祠堂买下来，将革命遗址保护下来。1985年，徐观德下决心建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四处奔走争取资金，得到省、市、县、镇各级相关部门的资助，真的把馆建了起来。看到徐观德真建起了纪念馆，村里一些原本就在民族日报社打过临工的老人把保留下来的报纸、工作卡等资料都捐献了出来，充实展陈资料。为了让展陈物品更丰富，徐观德老人自费东奔西走，想方设法联络当年在民族日报社工作过的同志及其后人，征集、收集当初办报的实物、资料。前文提到的四开印刷机，就是徐老从萧山寻访来的。虽然不是当初那一台印刷机（印刷机实物几经辗转，现陈列于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二楼的报史展陈室），但与当初那一台基本上是一个样。

在徐观德老人的精心守护下，民族日报社旧址得到了越来越好的保护和利用。1988年，临安县政府将民族日报社旧址确定为临安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前后，临安市政府依照“修旧如旧，维持原有格局”的原则，对旧址建筑进行全面修缮。2004年9月，民族日报社旧址修缮完成并免费开放。

2011年8月，临安市政府对纪念馆周围进行征地拆迁，对周边的旧址进行进一步保护，并修建纪念馆综合楼。2015年，临安市委、市政府对纪念馆展陈内容重新规划，在原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内设“猎猎报旗”“卓绝抗争”“喋血报坛”“英雄流芳”“天目烽火”五大板块，集中展示《民族日报》创刊的全过程。在综合大楼一楼用“红色记忆”“抗战烽火”“志士仁人”三个篇章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於潜地区的斗争史实。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杭州市党史教育基地、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