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往事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的往事回顾

——忆杭州电视机厂的成长

李 嘉 才

“文革” 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消除派性，解放思想，一心一意搞建设。

当时，许多新型电子产品相继进入中国。国内部分省市也已开始发展电子工业，兴建了一批电视机厂。如上海的飞跃、凯歌、金星，北京的牡丹，苏州的孔雀，无锡的红梅等牌子的电视机逐渐在国内打响，而浙江省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也瞄准了世界新兴的电子行业，决定在国家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支持下，在杭州建立一座现代化的电视机厂。现在回过头来看，杭州电视机厂的建立、成长、发展、壮大是杭州市电子工业乃至整个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体制转轨、企业转型、技术创新的缩影。

一、艰难起步

十年动乱，我经受了批斗冲击，去过“五七干校”、农场劳动，到过建设兵团（萧山围垦）……。粉碎“四人帮”后，我回到市委机关大院。1977年4月初，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周峰同志约我谈话。他对我说，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去杭州电视机厂。他同时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电子企业，不仅要成为杭州市、浙江省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要成为浙江省电子工业的龙头”。随后，我到杭州电视机厂担任厂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7年。

杭州电视机厂的前身是杭州东风电视机厂。1973年，市“五七干校”的无线电厂与王星记扇厂的电视机试制车间合并成立杭州东风电视机厂。同年12月，由四机部定点并改名为杭州电视机厂，同时批准了一个投资300万元，职工500人，年产电视机1万台的基建项目。由于“文革”动乱，到1975年，除了拨款50万元完成了主厂房的地基打桩外，几年来都是建建停停，地面不见一幢厂房，工厂仍设在灵隐寺内。

上任后，我才发现，厂房原来就是灵隐寺的方丈室斋堂和几间临时搭建的披屋。车间里有几十台旧仪器，部分工作台是用庙门板铺起来的。干部、工人约300人，人员分别来自市“五七干校”机关干部、部队转业复员军人、王星记扇厂、杭无二厂以及电信局转来的几名工程师。当时正值“文革”结束，派性作崇，人际关系紧张，车间、食堂、走廊到处张贴大字报。不但职工大会开不起来，连党员大会开好也困难。

为了尽快展开工作，我立即抓了三项工作：一是传达中央、省、市委指示，深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以消除派性，确保安定团结；二是保持生产基建运行顺畅；三是调查研究，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由于全厂人员中机关干部、复转军人较多，政治素质比较高，党的建设基础也较好，联系工厂实际，在做了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派性有了很大的消除，人们的思想疙瘩慢慢解开了，大家的政治热情转化到生产建设上来。思想工作做好了，人心开始振奋，凝聚力也大大增加，为杭州电视机厂发展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组织基础。

1978年4月，温湖同志担任厂长后，新一届电视机厂的领导班子组成了。5月，我们拟定了企业发展的“六五规划”：到“六五”末，全厂电视机年产要达到50万台。这一产量目标在厂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实现难度很大。最终，我们确定了脚踏实地、低姿态、有步骤地分三阶段实施的工作计划，后来如期实现了计划。

二、曲折发展

建设现代化电子企业一定要有超前的眼光。在建设初期，我们就作出了“创名牌产品、建一流企业”的决策，并认真贯彻实施。1978年，以基本建设为重点，加快建造新厂房和设计制造现代化大生产流水线的进度。当我们决定建造大开间车间时，引起许多人的质疑和惊讶，认为没有必要造那么大的车间。当年9月，首个现代化生产车间和省内第一座可供均衡流水大生产的生产线基本建造完成。1978年国庆节，经过众多工程师的科学构思、精心设计、刻苦攻关，第一台西湖牌HD31型（12吋）黑白电视机试制成功。11月下旬，新的流水线全部贯通并开始批量试生产。1979年，我们开始在新主厂房的流水线上组织大批量生产经过四机部考核定型性能优良的电视机新产品。与此同时，我们全面抓了企业的目标、计划、劳动、财务等管理。温湖同志提议在全厂开展PDCA（全面质量管理）大循环活动。我们以创名牌、发展生产为目标，以“西湖牌电视机可靠性系统工程”为主线，还进行了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1979年底，电视机年产达到23426台，投产当年就完成了四机部下达的基建项目规划的234%；HD31型黑白电视机在全国第二届黑白电视机评比中，总分第三名，获得二等奖。在以后的多届评比中获得一等奖，打响了“西湖牌电视机”的品牌。

1979年11月，市经委批准成立“杭州电视工业公司” ，设经理部、职工大学（筹）、研究所等专业部门。公司由电视机厂、半导体厂、大众无线电元件厂、电声厂等6家工厂组成，形成以整机带动元器件，以元器件促整机的发展机制。公司和电视机厂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我任公司党委书记、温湖任副书记兼公司总经理。

1980年、1981年电视机厂和电视工业公司发展运行正常，但也出现两件原来未预见到而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4月22日凌晨，新建的装配楼（高温老化室）突然发生火灾。当时，我和温湖同志第一时间都赶到现场组织抢救灭火，处理善后。新建的装配楼和流水线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令人痛心。当时我们应急工作的中心思想是一定要把坏事转化为好事，将火灾造成的损失抢回来。清晨一上班，我们就立即召开车间、科室以上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稳定全厂职工情绪；坚守岗位，迅速恢复生产；采取有力措施，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全力避免可能造成新的损失等。火灾原因当日查明，系电视机采用的国产元器件可靠性差，须经“高温老化室”筛除早期故障，而材料的阻燃技术又不过关，预防措施不到位，引发火灾（事后得知全国电视机厂因相同原因发生火灾的有四家）。次日上午，再次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明确宣布事故责任应由我和温湖同志承担，提出了“受灾要团结，受灾要增产，受灾要大上，灾后更坚强”的口号。会后，经过宣传教育，全厂职工焕发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企业秩序井然，当月电视机产量、质量、成本不仅按计划超额完成，而且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1年上半年。当时，由于全国电视机产量大增，而群众的购买力一时跟不上（当时一台12吋黑白电视机售价是400元，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大约是35元至45元之间），全国电视机库存大量积压。虽然早在1979年我们就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投放西湖牌电视机，并长期在那里安放2台西湖牌12吋做产品展示，反响也不错。但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级规定电视机全部由国营五金交电公司收购销售，工厂除少数可用于产品展示外，无权自己销售。当商业公司无法及时收购时，我厂于4月起产品就开始大量积压。不但仓库甚至走廊都堆满了新生产的电视机，工厂随时都有停产的可能。为此，全厂职工忧心忡忡，我和温湖同志十分着急，到处奔波，找各个部门协调解决。后经请示汇报，市领导同意批准我们厂产品自销。

有了领导支持后，我们在营销上大胆出击。在已经建立的“杭州电视工业公司”经理部的基础上，面向农村，开拓“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市场，扩大服务范围，开辟多种渠道、多种营销手段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全国23个省、市的交电、百货、广播、矿山等系统设立了160多个西湖牌电视机销售网点。并在银行支持下，开办了卖方信贷、买方信贷和分期付款业务。同时，加强产品广告宣传，组织了技术服务队开展上门服务，全面开辟市场拓展销路。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仅一、两个月内，就将库存的2万多台电视机一销而空。1982年，在全国总积压200万台电视机的情况下，我们年产的15万台西湖牌电视机销售顺畅，无一库存。

三、小有名气

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管理模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企业组织活动方面，形成两个“一条龙”:一是教育—科研—生产—供应—销售—服务管理一条龙；另一条是原器件—结构件（部件）—整机生产一条龙。我们建立了一个由39个工厂、4个研究所、3个大学组成的“西湖牌电视机可靠性系统工程”，一切用数据说话。早在80年代初，电视机厂就建立了情报数据中心，搜集和跟踪全国电视机行业的情况，提供工厂控制成本、质量、产量、生产能力等经济指标数据。由于它是全国第一家电视机行业数据信息中心，一些外地大型的电视机厂家经常来沟通信息、交流情况。为此，四机部在我们厂召开了全国电视机行业现场会，推广我们厂建立数据库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全行业的统计数据中心，从此也就设在我们厂。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现代管理模式，对工厂、公司进行了许多改革，促进了公司的发展。除了电视机外，1980年，公司下属的杭州电声厂生产的的4×6、5×7内磁喇叭在全国评比中获第一名；4×6、5×7外磁喇叭获全国第二名。后来，公司下属的杭州录音机厂生产的录音机在全国第一届录音机评比中名列第三，获二等奖，杭州半导体厂生产的NPN型低频大功率三极管D7312CA型获全国质量评比第一名，其他如大众无线电元件厂生产的瓷片电容器不仅为全国名牌电视机配套，而且还出口香港。

由于电视机的快速发展，1982年10月，市经委又发文将杭州电视工业公司改名为杭州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并将杭州无线电总厂、杭州无线电十一厂等企业划归公司管理。此时，公司原有的、陆续调整的和新建的共有12家工厂和6个直属单位，职工6800人。我仍任公司党委书记，温湖同志任副书记兼总经理。

四、搞活体制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是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一统天下，国营工厂的产供销、人财物，无一不列入国家计划。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的经营机能，其全部经营活动均须根据国家逐级下达的计划,组织实施。伴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 电视机厂（公司）的企业自主经营权也得以逐步扩大和完善。市领导鼓励我们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大幅度增产超产，支持我们去有关厂采购计划外超产显像管。我们多次去北京争取中央部委多下达一些国家计划任务，多批一些国家统配物资（关键性器件:显象管）。为给电视机厂“争一流创名牌”提供有利条件，省、市有关领导部门支持我们组建“西湖牌电视机可靠性系统工程”，除要求有关单位按工程要求，组织生产其他配套元器件供应我厂外，对于确实难以达到要求的，同意我们转向省外采购优质的配套件。这一措施，不仅满足了电视机厂发展的要求，而且冲击了实行多年的地方产品保护政策。对于销售，1981年市委、市政府又特别批准我们第一家实行产品自销，突破了当时全国电视机全部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销售的规定。在人才引进上，由于市领导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放宽规定（如户籍管理等），帮助我们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成功引进了多名优秀科技人才。在用工、招工、工资总额等方面也曾多次调整计划，追加指标，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在筹措资金支持扶植电视机厂和公司发展上，市领导也一直非常关心。1980年市革委会发文，将电视机厂列入扩权试点企业之一。规定，从1980年1月1日起，企业按规定提取经营利润留成，并相应提取生产发展资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1983年2月22日，市政府又颁发了杭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主要是杭州电视机厂）实行利润基数递增包干的通知。规定：企业实行上缴利润基数递增包干；包干基数和递增比例原则上一定三年不变；超过留用，减收赔补。由于政策支持和企业连年大幅度增产增收，工厂积累了较多的资金可用于自我发展。同时借助银行信贷发展生产。当时电视机厂自筹资金、自筹材料建造了4条生产流水线，并规划建设了彩电大楼、西湖电子大厦（即平海路上的中山大酒店）。按规定提取的福利基金则主要用于造职工宿舍，每年建一幢楼，优先分给一线工人、工程师和其他干部。这样每年都有一批职工欢欢喜喜搬入新居，改善了生活条件。

1983年，根据中央“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的指示精神，我们又迅速草拟上报了杭州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改组为企业性公司的组织方案。市委、市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市委书记陈安羽、市长周峰等多次到公司调研，并召集市相关部门研究协调政策。2月，市政府、市经委正式下文，批准公司为企业性公司，而且将公司方案由原上报的“六统一”改为“九统一”，即实行供产销、人财物、党政群统一管理。文件在扩大人事管理自主权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公司有权合理确定公司和所属企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比例；公司有权任免公司副职、厂级和相当于厂级的公司各部门负责干部；实行内部浮动工资和干部职务工资，可从公司奖励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浮动工资基金和干部职务工资基金等。这在当时，是非常创新的、特有的。这些措施，给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动力。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杭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电视机厂）的改革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五、对外开放

我们企业的对外开放也起步较早。我和温湖厂长一直把眼光牢牢锁定在国际市场，目标紧盯国际前沿产品。在对众多日本家电、电子企业做了比较后，我们认为赶超日本松下集团暂时有困难，但是追赶和超过三洋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就把起步的目标定在追赶三洋上。1979年起，在市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测试设备和仪器。在外汇很困难的情况下，首次引进了“波峰自动焊接机”和质量认定的成套设备。1980年，厂里开始配备外经贸干部与外商谈判合作生产彩电事宜。1982年，我们采用自己的技术和部分进口的原器件试生产了1000台14寸彩电投放香港市场，获得成功。当时公司没有外汇，我们得到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帮助，筹措了美金，成功引进了美国博格瓦公司的3000克注塑机和全套注塑技术，突破了自己不能生产电视机全塑壳这一瓶颈问题，使电视机的产量、质量、品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82年后，我们与外商交往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83年，电视机厂花了26.8万美金进口各种彩电测试设备和仪器共计139件，并积极筹划引进全套彩电生产线。电声厂也从丹麦引进了一套国际上一流的先进测试设备、仪器，建成了达到国际声学水准的设施。

六、人才工程

电视机厂和公司领导始终把集聚人才放在重要位置。人才是工厂快速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电视机厂是新兴的电子产业，更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从1977年开始，我们就对现有厂内技术人才，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给予尽可能的照顾，很好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四处招揽人才。如陈焕新、陈大信等同志都是这一时期引进的人才，并很快成为企业的骨干。公司电声厂还引进了南京某研究所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声学高级专家。我们还立足自己培养人才，1979年筹建、1980年正式创办了职工大学，聘请了一些名校教师兼职任教，其中有7名浙大教师和3名杭大教师，采用的是浙江大学和其他普通高校的教材，学制4年。我们为职工大学配备了专职的党支部书记和教师。第一期就培养了73名职大学生。从1979年到1983年4年时间，我们还开办了4个电视大学班，招收学生54名，总计在各类大专院校学习的151人。我们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和其他多种途径的培训，提高了职工的业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1983年，电视机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已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27%。我们还不拘一格发掘人才。当时，有一个部队转业的团级干部在其他工厂当工人，我们把他挖过来。后来，他担任了厂办公室副主任、书记。对于销售人才，我们也敞开大门欢迎。这些人才的聚集，为电视机厂、公司的兴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全面发展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加强企业党的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由于电视机厂部队转业下来的政工干部和党群机关调来的干部很多，1977年开始，我们就依靠这批同志充实、加强党建的政工部门，厂部组织、宣传、人事、保卫等部门，各科室车间的支部书记以及工会、共青团工作，并逐步建立健全起各项规章制度。1977年开始，对招收的大批青年工人，规定进厂上岗前必须进行3～6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技术培训。请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老工人、先进模范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工厂艰苦奋斗史和先进事例的宣传教育，组织工程师们讲解技术业务基础知识，全面提高员工的素质。对党员除加强日常的教育管理外，还借市委党校场地，请市委党校教师担任部分课程，分5期组织党员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

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工人、工程师、管理干部中先进事迹大量涌现。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逐步形成。

在市委、市政府及国家、省市电子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1983年，杭州电视机厂已成为一个厂区遍植树木、花草，厂房整齐清洁，设备、技术、管理国内一流的花园式工厂、现代化电子企业。此时，工厂不但是浙江省电子工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也已经成为杭州市、浙江省对外开放的窗口。杭州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000余名员工，众多名牌产品，产值占到浙江省电子工业产值30%的大型企业。

1983年7月，我调离了与之休戚与共七年之久的杭州电视机厂（杭州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这七年，让我亲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改革发展中的曲折和喜悦，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变革和杭州建设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深深感谢曾经一起走过艰苦奋斗之路的杭州电视机厂、全体职工和温湖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