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中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彻底扭转十年动乱局面，恢复经济，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崛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面临着严重阻碍，党的工作走在一个徘徊前进的处境，国家的前途命运走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头。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文章用马列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向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发起了挑战。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逐渐形成了大讨论。这场讨论，不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乃至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同时，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打破禁锢和思想解放，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6月，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开始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7月上旬，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在杭州组织各大专院校、省市党校、干校、新闻单位和省市机关的理论宣传工作者60多人，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

在省委的带动下，9月4日至9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各县、区、局及部分市属厂矿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宣传干部151人参加的学习会。重点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内容，讨论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杭州市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对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有了初步了解。10月3日，《杭州日报》开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栏，专门介绍全市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推动大讨论进一步展开。10月5日至22日，省委宣传部组织各地（市）党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和党校、大专院校、省级机关和部分县的宣传理论工作者，召开全省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话。他说：“从我省的情况看，有的党委和宣传部门，已经重视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有的还没有引起重视，仅仅看成是理论界的事，漠不关心；有的心有余悸，不敢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说明，认真地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辨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再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希望这次讨论会，能起一个推动作用”。

在省市党委的推动下，8月到11月，杭州市机关单位开始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市一商局党组多次组织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逐步扩大到基层党支部和宣传干部，专门召开了3次学习会，每次集中2天到3天。经过学习讨论，初步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从“不搭界”到认为很重要。开始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不少基层领导感到很突然，认为这是哲学理论问题，是学术界的事，和我们“不搭界”。二是从“两个标准”到一个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还是两个？搞不清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是从不敢探讨问题，到逐步敞开。；市文化局举办了3期干部读书班，培训骨干46名。根据文化系统杂、散的工作特点，采取小型“有几个单位就办几个单位，不强求各单位每期都抽出人参加”、短期多批的办法，“每期为时一周左右，时间短，对下牵制小，尽量不影响或少影响基层工作”，从而保证了文化局属基层党的领导干部每人轮训一次。；市机械局举办了有各厂宣传理论干部和理论学习骨干理论学习会。，不少人认为在企业要不要实行奖励制度，也应当以实践为标准来进行检验。；10月9日至11月25日，杭州市棉纺局先后举办3期基层干部读书班，每期10天左右。参加学习的对象有局属各厂的厂、车间两级干部、宣传干部和团干部，共125人。局党组领导亲自作动员，并参加学习，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

与此同时，杭州地区农村各级党的组织也相继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淳安县委先是组织全县各级领导干部346人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讨论。接着，在全县文教卫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组织1211人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萧山县长沙公社党委和公社机关干部，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联系农村实际开展热烈讨论。萧山长沙公社有14000多亩耕地，大部分是沙地，适宜种麻，农民也有种麻的经验，是萧山县的重点麻区之一。络麻生产的比重大大超过了粮食。但是在“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影响下，有人也就提出了“麻农不吃商品粮”，挤掉络麻种粮食，结果粮麻生产都上不去。后来公社党委根据麻区特点实际情况，坚持以麻为主，结果平均亩产络麻达到711斤，粮食达到1424斤，都取得较好收成，用实例来说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2月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这是党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跨越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进入了党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二、全面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人民，在全市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12月23日晚，市委集体收听了全会公报，立即进行了讨论，表示要遵照中央的部署，坚决迅速地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市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化”上来。全市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聚集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收看全会公报和全会实况，部分单位还连夜举行座谈会、讨论会。报纸一到，许多单位又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情绪热烈高涨。余杭、萧山、富阳、桐庐、建德、临安、淳安县和西湖区委的常委，以及市农办和农业系统各局的干部，都集中收听公报，展开讨论。余杭县委当即向全县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学习好公报。萧山戴村区组织1700多名党员、干部分别在160多个点收听。24日，各县、区的常委又集中学习三中全会公报。建德县委召开电话会，对全县学习作出安排部署，并决定在建德溪口公社等3个点搞宣讲贯彻公报的试点。萧山、桐庐县委常委在讨论中，联系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的一些问题，表示要认真落实公报上指明的措施，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余杭县委常委学习时，分析全县蚕桑生产下降的原因，关键问题是政策不稳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有力，很有针对性。临安县委常委决定，要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干劲上来一个大转变，克服过去那种习惯于小生产思想来领导生产，不按经济规律单凭长官意志办事瞎指挥的坏作风。西湖区委根据三中全会的要求，提出了把农业搞上去的具体措施：第一，根据省、市委的部署，认真抓好结束揭批运动的工作，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第二根据本区实际情况，确定“以粮为纲，茶林并举，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贯彻近郊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安排适当的面积，建立牲畜、家禽、鱼类饲料基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柿子、蘑菇、慈菇、茉莉、花生等传统副产品；第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关心社员物质利益，坚决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稳定不变的指示，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第四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加快社队企业发展步伐。一面争取城市大工业脱壳下放一部分；一面坚持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兴办一批沙石料、农副产品加工厂，积极壮大社队企业，总产值争取比上年增加五成以上。

社会各界也掀起了深入学习公报的高潮。12月25日，市总工会组织全市部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座谈学习公报体会，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杭州锅炉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兼总工程师陈有生在谈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激动地说，“一个国家要有民主，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有这股子气。”12月30日，市妇联召开各界妇女著名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杭州商业机械厂技术员虞美莲、杭一棉工会副主席俞凤英、延安菜场经理钱爱珍、三八燃料店沈美珍、武林幼儿园主任汪菊清、红峰百货商店经理潘芝英等在杭的部分全国妇联和省妇联执委、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科技人员，基层妇女干部，侨眷，少数民族的代表，畅谈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后如何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为深入宣传全会精神，1979年1月1日， 省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宣传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通知强调要“在元旦、春节期间，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宣传全会公报的热潮”。“一是各级党委当前要把学习、宣传、落实公报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对公报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学习讨论。二是各级宣传部门在元旦、春节期间，要在党委领导下，集中精力抓好这次学习、宣传活动。三是各级文化部门要充分利用群众欢度春节的有利时机，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广泛开展一次以宣传三中全会公报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宣传活动。四是各级宣传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宣传活动作出具体部署，及时组织推广宣传活动中的先进经验”。 3日，市委宣传部转发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当前要把学习、宣传、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市委宣传部又先后编写了“三中全会精神通俗讲话”等材料便于学习。

1月4日至22日，省委召开六届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如何果断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三中全会号召，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的热潮。4日至22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充分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掀起大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的热潮。

2月2日至1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三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抓紧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全市国民经济发展。根据杭州市的实际，集中研究了在工作重心转移中要抓好的几件工作：一是要善始善终地搞好揭批查运动结束工作。在定性定案工作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两种人的情况，划清两种是非界限。二是继续抓紧落实党的政策，认真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把文革中的冤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尽快搞完。三是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到会讲话，并宣布由省委副书记张敬堂兼任市委第一书记，邢子陶任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6日，市委决定抽调220名公社正副书记或革委会正副主任，从2月下旬起用2个月时间，集中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6日至14日，富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8日，桐庐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布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8日，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的人改正结论呈批手续和批准权限的报告》，开始进行“右派”平反工作。2月26日至3月4日，市委召开全市宣传理论干部会议，市委、各县（区）委、党校及县团级工矿企业、学校宣传科负责人共165人参加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第二书记陈文书到会讲话。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理论务虚会精神，着重研究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理论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并讨论、部署了宣传理论方面的工作。

3月26日，省委召开省、市机关、在杭直属厂矿、大专院校干部大会。省、市、县、区、社以及企事业单位30多万干部，收听大会拉线广播。省委书记李丰平在报告中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各级干部广大群众逐步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总结经验，探求真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逐步发扬起来。人们敢于讲真话，讲实在话，敢于议论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同日，市委、市革委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有1900人参加的基层干部会议。全市几十万人通过有线广播收听了大会实况。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加强安定团结、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件和指示。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和4月份，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的三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学习党中央最近的一系列指示和省委电话会议的精神，普遍进行一次形势任务的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教育。”4月21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子成给市委、市革委会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上了第一课党课，题目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内容是：一、党的性质、党的基本纲领，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奋斗目标；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三、在四化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保证作用，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高子成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四个坚持”，联系实际进行讲解。各区、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听课。

5月初，为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市委召开公社书记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观了富阳、余杭、萧山和西湖6个公社的麦子、油菜和早稻插种、管理现场，听取了各县、区委负责人和10个公社党委书记的介绍，总结了杭州农村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出现的好趋势：“一是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二是高度集中劳动力参加收、种、管。三是加强劳动管理，划分操作组，搞好小段包工、定额计酬，注意了男女同工同酬”。会议要求：“一、社员家庭副业要发展，但不能影响集体生产。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二、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当前要稳定所有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任意变动。三、坚决地、完整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对省下达的油料、棉、麻、畜牧等生产计划，要坚决完成。蚕茧、茶叶要千方百计增产。烟、果、药、杂等要因地制宜搞好。四、实现科学种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五、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调查研究”。

5月15日至26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接着，市委也召开工作会议，学习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省委工作会议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展大讨论。中下旬，根据市委关于深入开展“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教育活动的部署，市委宣传部编写了5课宣讲材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宣传教材。全市宣传工作也在不断清除“左”的影响，实行“转轨变型”，从突出政治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6月19日、26日，市委两次召开区、局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和部署发展集体所有制、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工作。据统计，到7月底，全市63个县、区、局机关，有32个单位的党委、党组负责人，亲自给机关党员上了3—4次党课；全市1192个公社、厂矿企事业单位党委中，有789个单位恢复了党课制度。

伴随着学习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针对有些同志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的过程中，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心有余悸，甚至怀有这样那样的抵触情绪的情况，8月25日，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指出：“我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开始的时间不算晚，但是还不深入，不普遍，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完全打破”。他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学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中去，推广到工厂、公社、商店、机关、学校、街道等所有基层单位中去”。随即，杭州市开展了第二轮“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行补课。9月上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意见。会议着重讨论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才能弄清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统一经济，什么是适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才能弄清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关系”等四个问题。

9月24日，市委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省委副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就进一步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报告。市委各部、委、办，各区、局和工矿企业、城区街道党委的领导干部共1900多人参加报告会。张敬堂指出：“自去年9月以来，本市许多县、区、局和部分基层单位就逐步开展了这场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不广泛、不深入。还有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至今还没有开展讨论”。他说“我市多数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是积极拥护、坚决贯彻的，这是主流。部分同志不够坚定，甚至怀疑动摇，没有完全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有极少数是不赞成、有抵触。至今还坚持两个‘凡是’观点。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我们一定要在各级领导机关和所有基层单位，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

随后，杭州市各级党组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进行了补课。10月，市委教卫部举办了8天的学习讨论会，组织到5个基层单位作调查研究，联系知识分子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市一商局党组连续举办了5期干部读书班，组织共组织局党组成员、二级站、市公司和中心店一级的领导班子成员251人参加，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市第二商业局组织饮食、服务行业部分基层商店职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澄清模糊认识。市土产杂品公司党总支组织干部、职工，联系购销方式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农垦局党组针对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讨论真理标准是理论界、上级领导的事，与基层干部关系不大的思想，举办学习班，在理论上初步弄清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开展这一主题讨论的意义。杭州福华丝绸厂，针对有些党员对落实资本家政策、右派改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认识问题，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

1979年，以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准则（草案）》为基本内容，在市级机关党员中共进行了9课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市委领导中有2位书记和2位常委带头上党课。到1979年底，全市1200个基层党委中，有894个恢复了党课教育制度。极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坚持一季一课，部分单位做到二月或一月一课。市委党校举办了6期学习班，轮训了1200多名市管干部及宣传理论干部。7个县的党校共办了55期学习班，轮训9000多名干部，主要是学习经济理论和中央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市级机关举办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座，共讲了7课，参加听讲的有700多人。与此同时，各县、区、局举办了经济理论企业管理学习班46期，有4500多名干部参加学习。许多工厂、企业、公社也根据自己的特点，办起了经济理论讲座。据对棉纺、丝绸、机械、化工等系统150多个工厂统计，举办经济理论、企业管理轮训班、学习班、讲座的单位，约占40%以上。到1981年，参加过短期轮训的党员共达26.3万多人次，轮训面达90%以上，全市16.4万名党员平均每人轮训过1.6次。

三、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起步

在结束文革梦魇般的生活后，全市人民在市委的带领下，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拨乱反正，反思过去排除干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努力奋斗全面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一是思想上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市委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过程中，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完成全会提出的“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使命。通过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决议和先后两次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解放思想，敢于讲真话，讲实在话，冲破“禁区”，走出了沉溺于“斗争哲学”的怪圈，坚定了大干四化的信心，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为了拨乱反正后，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1978年到1982年9月，全市近300名中青年干部进入县团级领导班子，干部的年龄、文化结构有了极大的改变。

二是落实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市委提出广开门路，搞活经济，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解决下乡知青返城、待业青年就业问题。1979年，共安置95000人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合营、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杭州的商业、服务性行业和消费生产行业发展迅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同时，市委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文革时期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到1980年6月25日，全市对文革期间判处的7833件政治和刑事案件的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而判刑的193件“三类案件”全部平反；对因刘少奇案受株连的399件，390件已经完成平反；1802件反革命案中，纠正了1423件；6071件刑事案件中，纠正冤假错案293件。同时，各县、区法院结合复查工作，处理了2790件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申诉案件，改判、纠正冤假错案724件。冤假错案的当事人平反后的善后工作，绝大多数得到经落实。到1980年底，完成了错划右派的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经过复查，对“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有63人得到平反纠正；对“四清”运动中受到处理的，有91件案件得到了纠正；因胡风问题受到处理的案件，平反了37件。同时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1984年，全市有275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县、区和市级部委办局（公司）以上领导岗位，占同级干部总数的46.8%。全市有1753名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相当于前一年知识分子入党的3倍，是当时发展党员最多的一年。市委组织部还将全市5165名35岁至45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按专业分别建立卡片，建立“人才库”。

这些措施，极大地调整了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顺利推进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起步。杭州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起步和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⑴农村集体所有制规模和经营方式发生变革。1980年11月，杭州市农村开始推行多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改变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⑵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及其价格体系发生变革。引进市场机制，对粮食等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并逐渐放开水产、禽、蛋、生猪、蔬菜和木材等价格。1986年，全市农副产品销售总额中，属国家和供销社收购的占56.2%，自由上市及其它方式的占43.8%。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由1978年的44.5%提高到56.5%。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实行在保持粮食稳步增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全面发展的“马车型”经济结构。1986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中，林、牧、副、渔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31.89%提高到37.95% ，从事农村工业、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达到86万人，占全市农村总劳动力的36.3%；经济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32.7%提高到73.3%。⑷农村经济向复合型转变。农村实行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恢复和适当扩大自留地、自留山，逐步形成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合作经济、联户经济、股份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经济结构。1986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中，乡镇合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收入占60.19%，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占1.9%，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收入占1.88%，个体工商和家庭收入占 36.03%。⑸变革农村流通体制。开放和发展各种农贸市场，恢复供销社的集体经济性质，扩大农民入股，变官办为民办，按经济区域设立供销社。1986年，全市入股社员已占农村总户数的95%，新扩股集资资金2914万元，比供销社改革前的1983年增加11倍，累计农民股金总额已占基层供销社自有流动资金的30%。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杭州农村经济体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89.1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翻了近三翻，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近3倍。大批农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明显进步。农村已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杭州人民在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下，通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历史性巨变，杭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由此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之路。

（执笔   徐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