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杭州的几个故事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把浙江、杭州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从党的一大前后首度赴浙江、杭州，到建国后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他非凡的一生中，50多次到浙江、杭州，在浙江、杭州度过了780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这里精选几个故事，再现毛泽东与杭州的深厚情缘。

1、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前后第一次到杭州

1921年6月，28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函，信函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通知湖南方面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长沙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另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兼负责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

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方面的一大代表，于6月29日启程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于7月初抵达上海。鉴于各地代表尚未到齐，且距正式开会时间尚早，喜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赴杭州、南京等地览胜和访友。对于近代以来浙江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及其才俊英杰如秋瑾、蔡元培等，以及天下闻名的杭州西湖美景，青年毛泽东早就一心向往和倾慕。

当时，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已通车20余年，快捷方便，行车四五个小时即可抵达。毛泽东这次到杭州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见如故，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为他后来把杭州视为第二故乡埋下了伏笔。据《王芳回忆录》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对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他在“一大”开会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嘉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选举了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在党的一大期间给人的印象，据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回忆，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非常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党的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和即将赴法留学的好友萧瑜一起，再次到杭州游览。刘仁静回忆说：“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党的一大后，刘仁静与高尚德到杭州，在西湖边又碰见毛泽东。刘仁静回忆那次碰面时说：“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一点头。”

从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对王芳说他在“一大”开会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的相关回忆，以及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关于会后在杭州西湖边遇到毛泽东的回忆，都可以佐证：青年毛泽东确实在党的一大前后，第一次到杭州考察经济社会情况和览胜骋怀。

2、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草案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按计划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杭，时间达80天左右，除起草宪法外，也兼顾着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在南下杭州途中，他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他在杭期间，住在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办公地点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即葛岭山麓30号）前的平房里，系统阅读、研究、比较了中外各类宪法，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炼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的根本指导方针。

宪法起草工作从1954年1月9日正式开始。1月10日，制定了宪法起草工作计划。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中央，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起草出来。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四日完成“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9日拿出“四读稿”。从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每份过程稿，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时间，很有特点和规律，大多是从午后3点至次日早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曾这样回忆说：“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当时毛泽东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三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八十四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三十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与北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有进展，都及时报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讨论后，再将意见反馈杭州。起草小组再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毛泽东在杭期间的饮食很简单：每餐一小碗饭、一只馒头、一盘辣椒、一盘青菜、一碟肉和一小碗汤，不准多做。

1954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离杭返京。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湖稿”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不仅在宪法史中留有重重的一笔，也给美丽的杭州刻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

3、毛泽东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忙里偷闲，安排了一次考察新登农业合作化。他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汇报时，对新登县农业合作化有了较深的印象，决定去看看。当时的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是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年春已发展到250个，参加农户3900户，占总农户的21%。

1954年1月14日清晨，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尚无睡意，对时任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分乘4辆轿车赴新登县视察。在离县城约5公里的松溪桥东，毛泽东走下汽车，沿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时而走到农田边，细细察看农作物。大约步行了3华里，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王家水碓村，有10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呱儿，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毛泽东来到王关林家后，先是询问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接着询问村庄的村名、户数、田亩数及村民成份构成等。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起了有关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介绍说：“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以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以达到600斤。”毛泽东称赞道：“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便又向大家问起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临走时，群众拥着毛泽东送到村口。

在回杭州的途中，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消息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市和浙江省的干部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4、毛泽东视察钱塘江堤

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非常关心钱塘江流域的防洪抗险及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1954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机要秘书叶子龙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要去看钱塘江。王芳当时以为毛泽东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泽东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王芳立即让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

钱塘江水系是浙江的母亲河，其支流布满了半个浙江，上游为新安江，中游富春江，下游钱塘江、杭州湾。然而，由于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1949杭州解放时，钱塘江干流的防洪设施较少（建德、富阳、桐庐县县治所在地和杭州市区筑有部分堤防），且陈旧破败，两岸农田经常遭受洪涝灾害。据记载，1950年夏秋，钱塘江流域普降大雨，萧山受涝16万亩，富阳受淹10万亩；钱塘江水一度冲破杭州一堡外沙老堤，决口12处，淹农田300亩、房屋70间。1951年夏，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434处，堤塘决口11处，倒塌房屋400多间，淹死6人，损失粮食2600多吨。1952年，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617处，倒塌房屋150多间，淹死10人，损失粮食3000多吨。1953年，全市被淹农田8万亩，冲毁水利设施763处，倒塌房屋30多间，淹死6人，损失粮食8000多吨。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后，在靠钱塘江堤六七十米的地方停下来。这段堤坝由石块筑成，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当时的天气比较冷，风很大，毛泽东穿了件大衣，健步走上江堤，沿坝堤步行了一里多路。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关指示，杭州市委、市政府，以一贯之地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治江围涂。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培修、加固、新建海塘和江堤1400公里，围涂60多万亩，特别是建成了钱塘江两岸的高标准防洪海塘170多公里（包括500年一遇的主城区海塘），从而确保了钱塘江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了杭州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5、毛泽东视察小营巷

第二次杭州会议后，毛泽东在1958年1月5日离开杭州前夕，先后视察了杭州市小营巷和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在视察杭州期间还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提出“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月5日，毛泽东提出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情况，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做得最好。于是，毛泽东在吴宪和王芳的陪同下，来到了上城区小营巷居民区。

小营巷是杭州的历史街区，在南宋时曾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称小营巷。解放前，小营巷因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垃圾成堆，蚊蝇孳生，疾病流行，许多人被霍乱、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夺去了生命，被称为“鬼的世界”。解放后，小营巷居民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办起了托儿所、红十字站，开展文体活动，增强居民体质，并且修建了小营公园，绿化美化环境，使“讲卫生、爱清洁”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消灭了疟疾、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等传染性疾病。从1955年起，两年多没有发现一个传染病人。1956年，小营巷被评上了杭州市卫生模范单位。

小营巷给毛泽东的第一感觉，就是街头巷尾千干净净，清清爽爽，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有痰迹；在擦洗得很干净的大门上，贴着写有“清洁”的红纸条。毛泽东心情很舒畅，先后走进61号墙门、56号墙门、42号墙门。

在61号墙门，毛泽东问：“这里住了几户人家？”时任小营巷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回答：“10户。”毛泽东回头问大家：“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回答。毛主席来到小营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

在56号墙门，毛泽东看到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锃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蜘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在天井里，一字排开三只大水缸，每只缸上都盖着一个木盖子。他走到一只缸前，揭开一个缸盖，仔细地看着。站在旁边的程瑜赶紧向毛泽东解释：“这是天雨水。”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鱼好奇地问：“为什么养鱼？”程瑜回答：“鱼吃孑孓。”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就想出了在水缸里养鱼的办法。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

接着，毛泽东又走进了42号墙门，走访了教师胡澄章家和军属居素吾家。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到巷子里来了。毛泽东一在大门口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来到车边。这时，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的手。那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车子开动了，毛泽东在车中向居民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人民“消灭四害、卫生防病”的积极性，推动和促进了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和“学小营、赶小营”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的深入发展，在全国也引起热烈的反响。小营巷居委会成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面旗帜。　

6、毛泽东视察浙江省农科所

毛泽东在1958年1月5日视察了小营巷之后，紧接着视察了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

毛泽东一进农科所的试验大楼，就注意到了走廊上摆着的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他马上弯下腰来仔细察看，边看边问农科所的所长楼宇光：“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双轮双铧犁？”楼宇光说：“是的”。

双轮双铧犁，是当时国内正在推广的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式农具，引进后，在北方推广很快，但由于在设计上存在一些不适应水田使用的缺点，因此在南方各地很难推广。浙江省农场农具管理局和浙江省农科所经过研究，对原来的设计进行了三处重要的改进，试用后效果较好。半个多月前，周恩来视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此，毛泽东很感兴趣，想亲自看一看农科所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要发展，必须尽快改变以前那种原始劳作的生产方式，改良农具，促进农业机械化。推广使用双轮双铧犁，就是为了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把农业引上现代化、机械化的轨道上。

看完这部双轮双铧犁，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和蔼地要楼宇光一同坐下谈谈农科所的情况。楼宇光把农科所的研究工作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

毛泽东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楼宇光如实地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用商量的口吻说：“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楼宇光忙说：“好的。”

毛泽东指着楼宇光，笑着问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吴宪说：“赞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离开会议室，毛泽东来到大楼前面的试验田。在试验田的东边，有几个工人正在忙着准备用双轮双铧犁为毛泽东作耕地表演。工人张有根牵动一下牛绳，两条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毛泽东跟着张有根，聚精会神地察看着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

耕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作。”张有根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转过脸来问大家：“我行吗？”边问边准备去扶犁。他要亲自试一试，亲自体验一下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在南方这种黏性土壤上耕作起来，到底是不是比旧式木犁省力。他手扶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他很内行，那扶犁赶牛的架势，俨然一副老把式的样子，犁过的地既不深也不浅，耕出来的田沟很直。40多米的田块，没多久就到了田头。他放下犁，又关切地询问了农科所职工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要走了，他再一次同职工们热情地握手。

浙江省农科所之行，令他很满意，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在全党、全国开展一场技术革命的信心。而浙江省农科所，也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建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