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斗富桥

曹晓波

斗富一桥、斗富二桥、斗富三桥，明代皆以“豆腐桥”名排列。当年是否有豆腐坊集聚，并无史料记载。不过，后来将“豆腐”叫成“斗富”，或许是口彩，或许是一种追忆。因为在南宋，杭州成了行都临安，这三座桥被称“通利桥”“米市桥”“五柳园桥”时，是有过一段“斗富”似的繁华。

新区“城东厢”

南宋临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中，通利桥、米市桥、五柳园桥仅出现在《淳祐临安志》。当时，出东城走崇新门（相对现清泰路的城头巷）、走新开门（相对现望江路的金钗袋巷），护城河（现东河，时称“东运河”）上都有桥。两座城门之间，从没有破墙开过半扇便门，那为啥要造通利桥、米市桥、五柳园桥呢？

成书于乾道五年（1169）的《乾道临安志》载，临安城有七厢六十八坊（不包括宫城），并标注高宗于绍兴十一年（1141），候潮门外与江涨桥区块增加的两个厢。成书于淳祐十一年（1251）的《淳祐临安志》载，临安城经济、人口高速发展，又增三厢，其中东城墙外“城东厢”，只辖一个“淳祐坊”，是发展中的新区。

“厢”是辖地的行政级别。早年，江南的县府所在，称“城厢镇”，便是沿袭。再大的县，都不能僭越。“城东厢”，是一个城厢镇的规制。为此，淳祐年间造了第一座“淳祐桥”后，从现在的清泰路到望江路，又造十一座桥梁，横跨护城河（东河），以便新区的直达。

可以想象，当年东城墙外，沿河有开阔便道，熙攘士民出了城门沿城墙分流进入新区。或许，他们去看刚到的暹罗大象；或许，裙钗软舆的闺秀去了五柳园，听说菊花正艳。南宋《都城纪胜》说五柳园是“西御园”，可以和新开门外“东御园”媲美。《梦粱录》称五柳园为“西园”，也可看出它的亲民。

不过，十一座桥的规模投入，应该是商市的需求。米市桥、通利桥，还有已湮没的升仙桥，仅以桥名都能读出富足和奢华。《梦粱录》卷十六说，偌大临安城，米市只有三处：“湖州市（湖墅）、米市桥、黑桥”。要晓得，这是一个人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的京畿。

在“新开门外草桥下”，有米行“三四十家”。“下”，杭人指“北”或者“西”。“草桥下”，就是草桥以北到米市桥。“苏、湖、常、秀、淮、广”运来的“客米”（并非仅本地稻米）源源不绝，品种有“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秆”等十七种。哪怕隔年“陈米”也不欺买家，单列标明。每天，以升度日的“细民”要零售“一两千余石”（10万千克左右），“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全是批发。

“物流”一应具备：“叉袋”可以租赁，“叉袋”就是麻袋，杭州方言；待雇的“肩驮脚夫”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担保。整包买米，不用买家“劳余力”，当即车、舟送到。

繁华，少不了声色。《癸辛杂识》说，“吴俗此风（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他们抹胭脂，佩盛饰，取名像女子。或许，新区甫定，“警力”不够。周密感叹：对此没看到按“旧条”惩治。“旧条”是指北宋政和年的条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杖打一百，是“毙命”这道坎前的股肉稀烂，少说卧床三月。“赏钱五十贯”治伤，也算“怜香惜玉”。

元末张士诚扩建东城墙到如今环城东路，将这一片纳入城内。十一座桥湮没七座，只剩安乐桥（现西湖大道）、通利桥（斗富一桥）、米市桥（斗富二桥）、五柳园桥（斗富三桥），护城河（东河）就“十八变”了。

                                                                                                   斗富一桥

断河头与斗富一桥

明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东河东段：“自宋筑德寿宫而湮之，故称断河头也”。这是将历史说成了桥段，让不甚了了的后人误以为真。其实，南宋德寿宫在城墙之内，怎么填都填不到隔了一条巷再一道城墙以外的东河。

《淳祐临安志》“卷第十”，有“城内四河”一节，开首第一条是“茆山河”：在城墙以内，“旧德寿宫之东，元（原）有茆山河，因展拓宫基，填塞积渐，民户包占，惟一存去水大沟，至蒲桥修内司营，不复填塞，尚存河道”。白话如下：因为造德寿宫，又加上“民户”违建，茆山河逐渐成了一条或明或暗的“沟”。看咸淳六年（1270）的《咸淳临安志》附图中“蒲桥修内司营”，即如今东清巷北段，确实有河道没被填塞。

还是说断河头，对照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会城图”和光绪十八年（1892）的“省城图”，两百多年中，东河这断河头都靠近现在的望江路。确实，在陆路交通鞭驽策蹇之时，断河头就是杭城的黄金码头。它三面河埠，舸撑帆鼓，可一路北上，经坝子桥、护城河，出施家桥，进入大运河水系。而当时的中河往北出武林门，在如今的大塘新村，是个断头。

“侬情长如江上水，愿郎弗住断河头”，说的是情郎到了断河头，随时会登船而去，河断，魂也断。“无情最是断河头，送往迎来不暂休……裘寒似铁霜华重，帆饱如弓风力遒，行路艰难忧子职，科名蹭蹬莫淹留”。说的是老人送子北上赶考，晨霜凛冽，衣寒如铁。他祈祷儿子即使考不中，也别在京城滞留。如此的民生良港，疏浚是第一要务。仅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巡抚委托钱塘县疏浚断河头往北到淳祐桥“四百七十丈”河道，就花费了白银“二百五十七两”。

水港、码头的得天独厚，若再追溯至南宋，足可见证城东厢的奢华“斗富”。八百年岁月，烟云如梦，到了民国19年（1930）的“最近实测杭州市街图”，断河头相对北移了。但民初的疏浚，仍略见报端。民国2年（1913）7月10日《申报》一消息虽然着重于“捞起沉重大布包一个”，里面“概系快枪子弹”，但仍可见出掘沙清淤。

当陆路交通完全替代水路后，断河头的变化就大了。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断河头在积淤和填埋中已经接近斗富一桥。当河坊街东段，从一条曲弯小巷和一个“断河头菜场”拓宽成一条大街时，断河头就断在河坊街北侧了，斗富一桥消失。只有原住民仍将河坊街南侧的东河故道那一片住宅，称“断河头”。

2010年再次整治东河，我看见在河坊街下，有一米直径的涵洞，引中河之水，汩汩淙淙，入了东河。后来，河坊街东段，当街挖出一条东西向的河道，连接了中、东两河，斗富一桥再度出世。虽物似景非，也聊以胜无。

金汁行

“金汁行”就是粪行，再早，粪行大多落脚在老城区外的河汊角落，譬如候潮门、洋泮桥、艮山门、坝子桥。城内黄金地段就一个粪行，在断河头。此时，这三面都是河埠的水运良港，已经退出了客运的辉煌。

老杭州说“活龙倒臭断河头”，不过，臭归臭，当年去皋亭乡下看灿烂桃花，仍在此坐船。毕竟水路往北，比旱路省力。再毕竟，“活龙倒臭”，也是家常尤物。

那时巷子中浩荡如龙的马桶，是一大景观。倒粪人有两种：挑柿子形粪桶和水桶形粪桶。前者是城外菜农，“庆春门外粪担儿”说的是他们。后者是金汁行粪工，有固定的住户。刚搬迁的人家，往往会收到金汁行送的竹叶，“好运到，节节高”，你家的马桶归他了。

粪行有粪霸，不乏洪门好佬。断河头的粪霸叫赵五九，老人说他斯文优雅，长袍短褂，每日水烟壶捧捧，茶盅酌酌，踱的是四方小步。十几年前，当地一位戴姓老人告诉我，他幼时，隔壁有一家茶馆，每当断河头的金汁行与他行起了纠纷，赵五九就出场“吃品茶”了。壶起茶酌，坐而论道。一旦谈崩，赵五九起身，就会让壶盅条凳飞一会儿。

金汁行是无本生意，权势者的窥觊就不是“吃品茶”能解决的了。民国元年（1912）10月25日《申报》讯：警察局长卢钟岳，没有通过杭县议会，批准成立“肥料公司”，被起诉缘由为“查杭城肥料一项，向由金汁行及乡农担取，壅植农田，而金汁行积久相安，粪船埠地也由该行永远纳粮，作为业产不独有关人民生计，并关住户安全”，认为警察局“名为维护卫生，实则保护垄断”。

杭县议会认为这没有考虑到上千粪工的生活要求，纯属“侵权”，要求取缔“肥料公司”。要晓得，当时丝绸的炼丝工会在“东街弥陀庵前”举行“同盟罢

工”，仅仅是因为“工金酒资不敷赡养家口”，最终以“每疋加酒洋二分”才予平息。民国元年（1912）10月刚“异军突起”的肥料公司在抗议声中，为“顾全治安”取消了。

浙江督军署

民国初年，斗富二桥从陡斜的青石古桥改建为通小车的缓坡拱桥，与浙江督军署有关。督军署在如今梅花碑4号现浙江交通厅方位，处于城头巷与佑圣观路之间，包括梅花碑7号浙江水利厅。这梅花碑4号和7号，也算杭州门牌中的任性，它们不在一条路上，是两条南北相隔百余米的平行走向的路。也就是说，这是四条路隔离的一个独立区块。六十多年前，它作为旧省府的遗留，依然保持着清末民初的官署建筑风格：朱红的三楹三门，每门双扇对开，中门相对高大，打开时，路人可以看见一条笔直的甬道，以及尽头的大堂。现在的梅花碑7号，是它的后门。

有一个“官驿后”地名，足可佐证在建设督军署以前，此地的显赫。它是一个驿站，明时称“武林驿”，接待外来高官之所。民国以前，功能依旧。民国元年（1912）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12月9日来到杭州，也入住此馆，时称“行台”。

民国6年（1917）1月，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兼任浙江督军，初到杭，督军署没有选址“行台”，是在清波门内陆军同袍社第一师司令部（现旧仁和署内）。第一师司令部迁往梅东高桥工兵营时，督军署才改址梅花碑。这年2月11日《申报》讯：“杨督军以本署房屋不敷应用，决意添筑……令杭县知事姚应泰饬员丈量田亩，闻自署侧官驿后起至城头巷止，民间屋宇一概圈入……外间所传以（在）前清（巡）抚署建造督（军）署之说不确。”

拆迁费也上了报纸：“佑圣观巷汤团弄一带吴小轩等十三户屋地圈购，共约地价及拆费五千五百十六元……昨日由财政厅如数报杭县转交，限下月十五号止一律迁让”。当时的“五千”，不啻如今五千万。民初这种先付钱后搬迁，赔偿公开的方式，堪称难得。

                                                                                     斗富二桥直街东段

斗富二桥的宅院

督军署建好，杨善德的家室搬到斗富二桥直街东头，时称板儿巷，现建国南路147号。2010年初春，我在147号门前见到“杨界”墙碑，推门进去，居然是一个近20平方米空空荡荡的地方，尽头有四扇民国风格的木栅门。再走进，内院豁然，见一座三开间二层楼房，尽显“西风渐进”年代的华丽。

楼房二楼，正面一排走廊，近2米宽，上有两盏吸壁西洋雕花顶灯，半米直径。一中年男子正倚着雕花廊栏负曝看书，我问这是扬善德的旧居吗？他说是的。我问您是第几代？他说他姓傅，第四代，扬善德是他外公的叔叔。他又说，在早年，143号、145号都是杨宅的门房，147号只是一间轿厅。

当年杨善德去督军署公干，那辆上海带来的两边能站立卫士的轿车，因斗富桥的阻隔和巷子的狭窄，只能绕道。好在民国6年（1917）初开工的“佑圣观巷沿官驿后城头巷至上板儿巷一段”改建，于民国8年（1919）1月竣工。斗富二桥以及“多甚狭窄”的巷子，拓成了真正的直街。

督军署后来成了省府，附近的宅院也多了深藏不露的精致。2010年，在斗富二桥西河下1号墙门内，一栋不错的二层楼房，70岁的金姓住户和我说，这二层楼房的原房主姓杨，在省政府上班。日本人打来时，全家随省府去了后方，留下一个管家。抗日战争胜利，杨回来，忠心耿耿的管家早吊死在了屋内。杨家不再入住，低价卖给金家，那年她4岁。

斗富二桥东河下24号，一座二层木结构大宅。因建国南路到此的拓宽，以及路面的抬高，房基低陷。但北面的封火墙依旧突兀高耸，墙下一小门，内是曾经的大宅厨房。朝东河一面，应该是大宅旧时的花园。2010年一位朱姓住户告诉我，原房主姓韩，上海人，民国时拥有多辆运输汽车，后来房子“充公”。前

几年，发还给了韩家后人几间。因为朱是老租户，依然住东河两间。凭借河上风光，老朱开了类似“农家乐”的饭店，生意不错。

                                                                                             斗富三桥

斗富三桥

民国2年（1913）8月10日《申报》有斗富三桥新闻：浙江前都督汤寿潜为沪杭铁路的通车“维持”一事，前往督军署“晋谒”时任都督朱瑞。汤的轿子抬上斗富三桥，哨兵照例检查。那轿夫也似如今专职司机，很不买账，与哨兵发生“龃龉”。

哨兵倒没与劳苦的轿夫动手，他“毁断轿杠”，“迁怒乘客”，当胸扭住汤寿潜，一把拖下。幸亏有个排长认识汤寿潜，“喝令放手，再三鞠躬道歉”。说这段，只是想说当时斗富三桥的陡斜，以及狭面的桥顶对督军署的守卫很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架势。

民初的斗富三桥改造，晚于二桥。民国5年（1917）10月8日《申报》说，“拟照斗富二桥及上佑圣观巷马路成案”改造三桥，窄巷两边“一律拆屋让路”，建成直街。民户的拆迁费，当月到“旧旗营平海路省警厅工务处照数发给”。

从那以后，斗富桥以及它们的直街，定格了老杭州的记忆。这一路，也是城南人去火车站的最佳路线。四十多年前，它像布满雪花的影片，常常入我远离故乡的梦境。恍惚中，下火车，出城站，走金刚寺巷的黝黛石板，过斗富三桥直街。当我在直街西口拐弯时，梅花碑在黑夜中都会豁然开朗，亮着一盏昏黄电灯的8路公交车终点站，哪怕黎明，也有一辆开往家的班车。

如今的斗富桥沿线，虽然几经整治，但民初的旧痕仍在。要说动作最大的治理，是近三十年前。临河吊楼式的房屋全拆，河畔那种嘎吱开窗，盈盈举盆，呼啦泼水的女人，从此不再。八年前又一次治理，我碰巧摄下了挖掘机将斗富三桥掘成两截的情景。据说，桥洞要抬高，要通游船。

几天前，笔者走斗富三桥的西口，怎么看，那挂了幌子的低房，都有梦中的影子。那天桥下，正有小船悠然，西河下往北一路，是称作“五柳园巷”的一片老宅。冬日温煦，人流熙攘。白墙黛瓦之间，住户们推桌吃茶，《碧玉簪》吟，一副金不换的写意。

（作者为杭州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杭州日报》“城纪”“倾听”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