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文艺事业的恢复

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文艺事业的恢复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杭州文艺战线与全国各地一样，欢欣鼓舞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10月16日起，市文化局党委陆续向系统党员、干部、文艺工作者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10月20日局党委成员集中学习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10月19日的五条指示。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我省、市的代理人上下呼应，紧密配合，破坏我市文化事业，诬蔑我局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局”、“外国死人局”、“文艺黑线黑纲的黑枢纽”。市文化系统受害极为严重，实属“重灾区”。委员们表示要振奋精神，抛开私心，在市委领导下，果断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杭州文艺界人士，认真开展以肃清“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流毒为主要目标的揭批查斗争，结束文化系统无政府状态，尽快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杭州文化系统，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一、    搞好“揭批查”

开展“揭批查”，是粉碎“四人帮”后思想组织战线上的第一场战役。根据市委的部署，1976年11月6日，文化局党委召开局属编创人员座谈会，学习毛主席1975年2月对电影《创业》的批示，狠批“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13日，局党委召开扩大会，深入研究本系统揭批斗争的具体方法，发动机关与基层，提线索、找问题、出点子、提建议。12月11日至13日，继续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机关和重点基层单位集中办好“重点人学习班”。此后，局党委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重点人学习班”情况汇报。归纳出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有：在“四人帮”及其省、市代理人直接插手下，系统的帮派体系抛开党委，另立中心；帮派体系建立为“四人帮”效力的“写作组”，矛头直指中央领导，指向老干部；帮派体系大搞阴谋文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涂脂抹粉。1977年2月，在对前一阶段揭批运动进行分析总结后，局党委会决定建立局“运动办公室”，并于3月4日，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文化系统批判控诉大会”。受迫害的老干部与文艺工作者以亲身经历、血的事实，控诉“四人帮”罪行，揭露“四人帮”及其省市代理人和系统帮派体系破坏文化事业，迫害老干部、迫害文艺工作者，搞打砸抢的罪行。会后，局党委对重点基层单位派驻了工作组。并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群众意见很大，但又与帮派体系的头面人物有所区别的人，集中在红星剧院办学习班。通过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自我教育、自我批评的方式，使那些犯错误的人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讲清问题，划清界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嗣后，文艺界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深入，1978年5月23日，市委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座谈会，市委书记周峰到会讲话，肯定杭州文艺界揭批“四人帮”后出现的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的新气象，表示要把文艺工作列入市委工作议程，加强领导，提高杭州文艺水平。5月28日，《杭州日报》发表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的“春城无处不飞花”一文。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四人帮”及其在我市的代理人、系统帮派体系破坏文化事业、迫害老干部、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8月16日，有市区县专业、业余文化工作者180人参加的“杭州地区文化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围绕文化工作地位、作用、方向，以及党的“双百”方针，创作思想，文艺队伍建设等问题，进一步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我省、市的代理人及帮派体系破坏杭州文艺的罪行。1979年5月后，在全国深入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局机关和基层各单位进一步联系实际，深入地批判“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和帮派体系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禁锢政策。揭露他们在文化系统给作品《追蛋》、《杨立贝》和越剧《龙江颂》等的演出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所谓“炮打”和“黑提纲”事件等。全系统的揭批查斗争，向着全面纵深的方向发展。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不断深入，市委对文化局的领导班子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1978年7月，市委首次调整文化局党委班子，孙晓泉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徐钊、任彩凤（工宣队）、何志光任副书记。1979年3月15日，市委下文，撤销机关“革命委员会”名称，恢复“杭州市文化局”。4月3日，相继决定撤销机关“三大组”设置，改设为“一室六科”。基层单位也陆续撤销“革命委员会”名称。5月，市委再一次调整文化局党委班子，不再安排“工宣队员”在党委的任职，各级工宣队正式宣告撤离文化系统。

二、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文化系统是受极左路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冲击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初期，市文化系统约有干部、职工850人，有175人被立案审查，为系统总人数的20.6%，其中干部31人，占干部总数的20%。职工68人，占职工总数的21%，绝大多数都蒙受了不白之冤。为此，1978年5月，市文化局党委根据市委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扩大会议的精神，建立了专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以下称“落办”），并在有复查任务的基层党组织也建立了相应工作班子。

在复查的基础上，1979年3月2日，市委作出了为原文化局“帝王将相局、才子佳人局、外国死人局”、“文艺黑线黑网的黑枢纽”的错案彻底平反，为受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落实政策的决定。同时，市委、市委宣传部又分别发文，为剧本提纲《顶风逆浪不回头》的作者及受牵连的干部、文艺工作者平反，恢复名誉。为搜集整理神话故事《寻太阳》的作者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市委以实事求是精神落实政策的表率作用，获得强烈反响。接着市文化局党委发文，为《寻太阳》、《顶风逆浪不回头》、《于谦》三个作品平反，为创作人员及受牵连的人恢复名誉；为作品《追蛋》、《杨立贝》和越剧《龙江颂》三个作品的演出澄清是非，推倒一切诬陷之词。经此前后一年多的努力，市文化系统应复查的178人（其中3人为历史遗留问题）中，经市委或局党委批准，为蒙受不白之冤的26名同志，恢复名誉或撤销原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结论不正确的47位同志修改了结论。为4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但未做结论予以补作。为3位因迫害致死的同志补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做好善后工作。受迫害的同志补发了工资，127名受株连的家属与子女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对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14名同志，经复查，属错划12人予以改正。另有18人为基层定为右派（上报后未批）或因有右派言论定为中右，而受到批斗、开除或开除留用或开除团籍下放劳动，复查后恢复名誉，清理档案，一一改正落实。9月，局党委对落实政策工作做了基本结束的总结，书面上报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在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时，局党委同步开展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经调查，全系统有239名大中专毕业生和艺术骨干。其中20名在“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有冤假错案，经过复查和档案清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政策落实，并向其亲属单位发函挽回影响；对3名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审查迫害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安排工作，对2名错划的右派予以纠正；对1名因处分过重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党籍，并会同法院撤销了“管制三年”的判决；对已调出文化系统的，根据需要和本人意愿，调回系统安排工作。

在此基础上，1982年5月，局党委根据市委召开的部委办、部分局组织（人事）科长会议精神，组成由党委副书记负责的五人工作组，对全系统知识分子的情况再做深入调研，写出了文化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总结”。总结写道：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局党委逐步清除对知识分子“左”的思想影响，纠正偏见，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做到政治上信任，工作上使用，生活上关心。在党建工作上，近几年已有28名知识分子申请入党，8名列为重点培养。据1982年统计，知识分子党员已占系统党员总数的13%。21名被提拔担任了基层领导和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其中部管15名，局管6名。18名知识分子担任了基层支部委员、团支书和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在使用上，对3名学非所用的做了相应调整，2名调出系统发挥作用。生活上尽力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后顾之忧，9对两地分居的夫妇得到调动解决，53户住房得以改善。

三、恢复专业表演艺术团体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及其亲信插手下，杭州掀起大砍大杀艺术团体和文艺队伍的黑浪，文艺界遭到空前劫难。杭州市、县原有23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被“砍、散、并”掉，其中市属8个文艺团体中的“京、越、话剧、曲艺、滑稽、杭剧”团，全部被“砸烂”。杭州话剧团并入省话剧团，杭州越剧团、杭州京剧团调入省文化厅管理，滑稽、曲艺、杭剧三团被撤销，仅剩的歌舞、杂技两个艺术团，也被改称文工一、二团。各县原有剧团也被统统“砸烂”，每县建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艺人员仅保留三分之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当作“闲散劳动力”处理，不少老艺人流落街头。文艺舞台百花凋零，冷冷清清。此后，在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下，1973年，我市重建杭州话剧团和杭剧改革组，但其他艺术团体的恢复工作则不得不多次搁浅。

粉碎“四人帮”后，在市委的领导下，局党委迅速开展了各艺术团体的恢复工作。1977年8月，在“杭州五七文艺学校京剧班”的基础上，新的杭州京剧团正式建立，演员的平均年龄仅20岁。10月，恢复组建杭州曲艺队。1978年1月，恢复重建杭州越剧团，先与“杭改组”合署办公，不久正式建制为女子与男女合演两个演出队。4月，杭州滑稽剧团恢复。至此，杭州市直属的八个专业艺术团全部恢复重建。

杭州各县的专业艺术团体也纷纷重建。1978年上半年，恢复重建临安越剧团、桐庐越剧团；1979年初，萧山绍剧团、萧山越剧团恢复；9月，在召回14名老演员，新招32名学员后，建德婺剧团、建德越剧团恢复。同时，淳安县调整睦剧团，重建越剧团；12月，余杭文宣队复名余杭越剧团。重建后的这些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在各团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投入排练与演出，满足城乡观众渴望文化生活的强烈愿望，杭州地区城乡文艺舞台出现了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的崭新气象。

四、百花争艳的文艺舞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局党委立即组织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运用文艺形式，通过上街宣传、舞台演出、深入工矿农村以及广播、黑板报等形式，欢庆胜利，配合全市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据《杭州日报》10月25日报道：连日来，文艺工作者满怀豪情，涌上街头，庆祝游行……群艺馆的创作员连夜创作歌曲，拿起文艺的锐利武器，狠揭“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另一篇专题报道则说：“杭州话剧团用文艺武器声讨四人帮”。

12月，杭州文工团赶赴武汉学习并排练歌剧《洪湖赤卫队》、杭州话剧团赶排著名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两部曾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和称赞的优秀剧目，于1977年元旦向杭城观众献演，并参加慰问部队的演出，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8月，局党委召开杭州地区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专业艺术团每年演出不低于200场，下乡（厂、部队）不少于三个月的要求。会后恢复建立“杭州市戏剧演出办公室”，加强对演出的调配与协调。下半年，文工团克服舞蹈演员不足的困难，全团上阵，向上海歌剧舞剧院学习优秀民族舞剧《小刀会》，在东坡剧院连演45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继话剧团排演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重建后的京剧团排演了第一台京剧《蝶恋花》，都获得了满意的演出效果。年底，文工团党支部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将同名话剧改编为八场歌剧《不准出生的人》。重建后的杭州越剧团，赶排了名剧《祥林嫂》。两剧于元旦、春节在杭州舞台连续演出，均受到观众与文艺界的极大好评，演出市场焕然一新。

为促进文教体育事业的进一步恢复与繁荣，1978年3月，市委隆重召开了杭州市文教体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市委第二书记陈文书作《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奋斗》的报告，肯定了经过揭批“四人帮”斗争，杭州文艺舞台结束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被砍杀的文艺团体已恢复，老艺人重新登台，被禁锢的作品、剧目相继解禁。报告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认真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跟上时代的潮流，做大好形势的促进派，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迅速改变我市缺少多样化文艺作品的局面。文教体表彰大会的召开，激发了杭州文艺界为“四化”奋斗的积极性。从未涉足过古装戏的年轻京剧演员们，依靠老艺人，勤学苦练，献演了古装戏《杨门女将》。文工团两个分队，杂技团两个分队，话剧团携《霓虹灯下的哨兵》纷纷深入农村、工矿演出。“杭越”携《祥林嫂》，赴江苏巡演，两个月演出72场，观众达11.1万人次，受到江苏各地党、政、军、领导及文艺界的高度赞扬。文工团携歌剧《不准出生的人》，赴江、浙、沪，两个月演出 59场，全国50多个文艺团体前来观摩学习。为向国庆献礼演出，“杭越”首排女子越剧《碧玉簪》，市民闻讯，彻夜排队购票，盛况空前。建德越剧团恢复后，也排演了女子越剧《三看御妹》来杭献演，受到喜爱越剧观众的热烈欢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贯彻全会精神，1979年5月，市文化局召开了杭州地区文艺创作会，中心议题是：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贯彻“双百”方针，大胆创新，推动创作繁荣，积极为四化服务。嗣后，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国庆活动中，一批新创作剧目，如新编历史剧《云中雪》、现代京剧《锁龙渡》、滑稽戏《理直气壮》等纷纷登台演出。10月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是继三中全会后，又一次鼓舞士气，解放思想，促进文艺发展的大会。会上，邓小平同志祝辞，他的一句“写什么？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的肺腑之言，让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禁锢政策压抑的文艺工作者，如释重负，激动不已，进一步激发了创作欲望，杭州文艺界的创作和演出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12月，杭州越剧团根据越剧《庵堂认母》与锡剧《玉蜻蜓》整理改编的越剧《玉蜻蜓》在杭首演，获极大成功，成为该团的保留剧目。1980年7月，“杭滑”创作的《香港万花筒》在上海演出月余，场场客满，上座率达104%，成为当年上海市区演出上座率最高的剧目之一。1981年8月，杭州市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调演评选揭晓：《秋瑾》、《苏小小》、《香港万花筒》、《自讨苦吃》、《筱丹桂之死》、《生死之间》等6个剧目及15位作者获奖。是年，新编越剧《苏小小》、《黄金梦》，话剧《秋瑾》，舞剧《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等在全省文艺调演中获奖。12月，华东杂技会演中“杭杂”的《绸吊》、《转碟》获一等奖，《转台倒立》、《古彩戏法》获二等奖，《双散梯》获三等奖。“杭越”创作的以反走私为题材的现代越剧《黄金梦》在温州首演，受到温州党政领导及观众的一致好评，《浙南日报》发文赞扬该剧。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和100余名市、县领导观看演出，并三次接见演员、编剧和剧团领导，连连表扬说“你们演了一出好戏，为人民做了件好事”。

面对繁荣的文艺舞台，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多年的全国巡回演出工作会议，于1979年底复会。与之配套的华东六省一市艺术表演团体巡回演出协作会议和省、市演出工作会议，也相继复会，积极为专业艺术团体巡回演出疏通渠道，寻找市场。通过上述一年一度的系列会议，中央和各地的专业艺术院团、剧种、剧目纷纷涌入杭城，杭州的专业艺术团、剧种、剧目也纷纷走出西子湖畔，活跃各地舞台，向全国各地观众展示风采。

与此同时，农村的业余剧团也异常活跃。以淳安县为例，据1980年的统计，就有睦剧、京剧、越剧、婺剧、黄梅戏等业余剧团150余个，真正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淳安县文化局对农村业余剧团，实行登记、考核、发证，实施“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引导农村剧团有序发展。1981年3月，市文化局党委组织文化工作队，赴淳安、建德、临安农村和山区演出。此后，送戏下乡每年一次，以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同时以送戏下乡、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教育年轻的文艺工作者。

五、群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为推进群众文化开展，在市委领导下，市文化局党委通过积极贯彻上级文件，召开各类学习、交流会议，如：1977年1月召开的“业余创作座谈会”；8月召开的制定杭州文化工作规划的“文化工作会议”；12月上旬参加省召开的“全省群众文化、专业剧团工作经验交流会”；以及1978年3月的“全市文教体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等等，推动群众文化组织的健全，激发群众文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省、市文化主管部门还组织各类业余交流演出、会演比赛等活动，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健康发展。1978年12月举办“浙江省业余文艺会演”，杭州代表队的越剧小戏《拍照》、《审判》获奖。下旬举行的“浙江省业余文艺调演”，杭州演出队的方言喜剧《愉快的星期天》等6个节目获优秀节目奖。1979年11月，省职工独幕剧创作交流演出，杭州代表队的《白杨赞》、喜剧《就是他》、话剧《姐妹恨》等参加了交流演出。12月，市文化局主办的全市“群众文艺部分创作节目交流汇演”，来自区县及工矿企业的187名文艺骨干演出了两台生动活泼，歌颂新人新事的创作节目。1981年10月上旬，杭州市又组织了“全市职工业余戏曲、曲艺调演”，14个演出队3台18个剧（节）目中的12个节目28位演员获奖。

1979年4月下旬，由市文化局与市文联主办，旨在活跃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首届“西湖之春”音乐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历时13天，有54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及少年儿童等2200余人参加，演出了225个节目，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1980年4-5月间，杭州市举行了第二届“西湖之春”音乐会。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表演了京剧、绍剧、越剧等清唱及折子戏，并特邀上海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陆锦花等来杭示范演出。据《杭州日报》统计，是月，杭城舞台共演出戏剧节目24个，其中传统戏260场，现代戏12场，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群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级群众文化队伍的建设。从1978年起，局党委开始组织力量，着手调研全市群众文化事业状况，为恢复发展群众文化事业提供依据。截至1979年底，在市委和各级党委的支持推动下，85%的县、公社、街道建立208个文化馆、站和756个生产队俱乐部。文化局先后四次召开总结推广大会，两次举办大型业务辅导、业务考核活动，增强文化馆、站干部的信心，提高业务能力，出现了越办越好的余杭和睦公社、萧山浦沿公社等先进文化站。至1982年，全市已有市级群众文化机构4个、区、县文化馆13个，城区街道文化站30个，农村乡镇文化站395个，乡镇文化中心71个，工矿俱乐部2647个。这些组织积极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阵地，杭州市群众艺术馆也在恢复中不断壮大，人员编制由11人增加到44人。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摄影、美术书法等业务部门及干部逐步到位。1980年起，独具杭州特色的“新故事巡讲”活动有序发展，各县区都成立了故事巡讲团。馆印的《杭州故事报》刊登新故事476篇336万字，总发行量达700余万份。全市新故事达7000余篇，其中500篇在全国各地报刊和全国、省级赛事上获奖或发表。新故事《大树下》、《陈毅剃头》、《意料外的结局》、《新乡长上任》等获文化部全国故事比赛一等奖。涌现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业余故事员，如人称故事大王的吴文旭等。其他的艺术门类，如“音乐组”连续组织系列群众歌咏比赛，许多专业歌唱家，如白雪、胡小娥等都是在业余歌咏比赛中涌现。戏剧培训方面，1981年底，市群艺馆和西湖区文化馆分别举办“越剧表演培训班”。从715名报名考生中分别挑选了15和24名学员，由专人上课、培训三个月。西湖区文化馆还在培训班的基础上，建立亦工亦农的“越剧团”，历时八年，演出600余场，观众达50余万人次。市群艺馆还相继建立了以青年文艺爱好者为主的“舞蹈之友”、“书画之友”、“越剧之友”等业余文艺组织，在承担辅导、示范演出、展览服务上作了大量工作。

公共图书事业在适应四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不断做出成绩。1979年，图书馆与全国300多个单位，建立图书情报交流关系，发展71个农村流动图书站，举办各种讲座，加强对基层图书馆的辅导。1981年，我市组建“杭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四个县也建立了“少年儿童阅览室”，积极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促进他们健康成长。至1985年，公共图书馆从1家发展到10家，以及众多的文化馆（站）图书室和党政机关、科研、教育、工矿企业的图书室或资料室等网络相继建立。

六、电影市场的复苏

“文化大革命”中，杭州城乡电影院与全国的影院一样，反复放映的影片，仅仅是电影“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单调、重复，群众极为不满。

 “四人帮”粉碎后，电影市场迅速复苏，电影放映事业蓬勃发展。1976年11月，故事片《创业》、《海霞》、《车轮滚滚》、《园丁之歌》复映，群众蜂拥观看。次年1月，影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观众达323万人次，8月举办建军50年电影周，城乡放映《女飞行员》、《十月的胜利》、《东进序曲》、《风暴》等8部影片。1978年5月，戏曲艺术片《红楼梦》在杭州市三家影院放映，出现观众通宵达旦排队买票的盛况，十天放映561场，观众60余万人次。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放映《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东方红》、《蝶恋花》等5部电影，仅《东方红》一片观众就达49万人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影放映更加欣欣向荣。除国产片外，外国片、港台片输入增多，适应了观众对精神文化多样化和日益提高的要求。1979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市区展映《家》、《一江春水向东流》等13部影片，观众达84万余人次。一些电影活动，如：影片首映式、明星与观众见面、影剧座谈、讲座……也陆续在杭州举办。1981年5月23日，首届电影“金鸡奖”、第四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首次不在北京而在杭州举办，盛况空前，反响极为强烈。

在农村，电影放映也上新台阶。据1979年统计，杭州400万农业人口，年看片达1.5亿人次，人均36次。在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中，以萧山、富阳最早出现的参军、离退休、结婚、生子、做寿、新屋上梁等，要求放映电影专场的热潮。据报表反映，仅富阳永新乡一年就放映了52场这类专场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的年代，观看电影亦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会活动以及群众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为满足急剧增加的电影观众的需求，在市委的重视下，1978年，局党委多次研究，提出合理布局城乡放映网点的方案，力求改变市中心影院过于集中，城郊特别是半山、艮山门一带缺少放映网点的现状。挖掘潜力，动员剧院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工矿企事业单位的礼堂、会场等，对外开放，放映电影，合理布局杭城电影场所。1979年，市文化局与市人防合作，在全省首创，利用人防工程，在改建成的紫阳坑道俱乐部内放映电影，很受市民欢迎，仅半年就放映电影651场。1980年7月1日，西子湖畔第一座冬暖夏凉的地下剧院—宝石会堂建成开放。至1985年，市区已有专业影院、影剧院、会堂21个，对外开放俱乐部82个，七县城、乡镇、农村电影院208个。

七、盛况空前的“西冷印社”75周年社员大会

遭遇“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的西冷印社，于1979年9月恢复建制。印社社址得以整修，社务活动与出版事业陆续开展。在市委支持下，12月初，西冷印社召开75周年社员大会，这是距1963年举办60周年社庆后的十五年，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员大会，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社员盛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书写了“发扬我国传统篆刻艺术”的题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书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题词。全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发来了贺信。省、市委，省、市革委会，省、市政协的王芳、李丰平、薛驹、陈安羽、周峰、高峰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王芳、陈安羽讲了话，祝贺会议成功，殷切希望印社各流派兼收并蓄，团结壮大，共同提高，培养出更多的金石书画人才。张敬堂、陈安羽、周峰、高峰、毛齐华、商向前等领导参加了闭幕式。张敬堂在闭幕式上讲话，热情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希望印社继往开来，继承和发扬金石书画传统艺术，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为期六天的社员盛会，引起了国内外金石印学书画界的关注。71名社员与会，其中有老社员24名，新社员 47名。与会者除本省市外，还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福建、甘肃等地的金石书画界著名学者、印学家、书法家、艺术品鉴赏家，最年长者88岁，年轻者32岁。盛会期间，社员们学习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总结印社经验，研究今后的方向任务，还举行了学术交流，创作了百余幅金石书画作品。大会选出了新一届的印社理事会，沙孟海继任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王个簃、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孙晓泉、启功、钱君陶、程十发等八人为副社长，孙晓泉兼秘书长。新当选的副社长，著名书画家王个簃先生，慷慨捐赠了三十件珍贵文物书画。周峰同志代表市委、市革委会向王个簃先生发了奖状、奖金，赞扬他热爱祖国，关心西冷印社的捐赠精神。

75周年社员大会结束后，印社组织“吴昌硕作品展览”，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仅外宾就有一万多人。中央、上海、浙江电影制片厂、电视台，为来参观的四个国外友好文化团拍了电影、电视。1980年，西冷印社应邀赴日本举办展览，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扩大印社的影响。

西冷印社的整顿恢复，有力地促进了我市金石书画事业的发展。同年底，市委、市革委会又批准组建“西冷书画院”。新建的西冷书画院与西冷印社频繁举办各类名家书法、绘画展览和中外美术、篆刻、书法交流。1983年后，在我市又相继成立浙江画院、杭州画院、省、市美术家和书法家协会等美术书画等组织。

八十年代初，在杭州市委正确领导下，经过思想、政治、组织上拨乱反正，杭州文艺战线已步入正轨，文化事业全面恢复，在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中不断健康地向前推进。

（执笔 包震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