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妇联组织的建立与“文革”前杭州的妇女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至1952年12月底，这期间杭州市妇女工作主要在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民主妇筹会）领导下进行的。1953年1月15日召开了杭州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杭州市广大妇女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市民主妇女联合会。至1957年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改称为杭州市妇女联合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为领导杭州市妇女运动的开展，同年9月1日，杭州市委设立妇女工作部，由贺子珍、方琼、李紫辉三同志负责。同月，市委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并经省委批准，成立了杭州市委临时妇女工作委员会，贺子珍任书记、方琼任副书记。妇委会统一领导妇女工作部的工作。

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妇女群众要求在中共杭州市委领导下成立一个由妇女自身统一领导妇女的群众团体。1949年9月市妇委会决定由贺子珍等三位同志负责筹备市民主妇联筹备会，经过酝酿、准备，于1949年10月1日市委妇女工作部召开了市各界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44人，经选举，产生了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贺子珍等37人为筹委会委员，同年11月24日下午二时，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在豆腐巷会址举行，贺子珍、方琼等15人当选常委会委员，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宣告成立。

1950年2月，市妇联筹委会成立党组，撤销市委妇女部，市妇筹会由党组书记兼秘书长田井主持日常工作。1951年11月田井离任，由党组副书记张瑞主持日常工作。到1952年8月市委为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又成立了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撤销市妇筹会党组。陈碧如任市妇筹会代理主任、主任。

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发动组织妇女的工作，带领全市妇女投入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为正式成立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作了各项准备工作。正如在成立市妇筹会常委会时方琼在报告中所讲的：“妇联筹备会要为准备杭州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成立正式的机构。现在我们要推动杭州各个岗位上的姊妹们加入各个群众团体，为妇联的成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1952年底，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正式成立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时机已成熟。市民主妇筹会在《杭州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宣传提纲》中指出：（1）解放三年来，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到1952年底，党中央在全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即将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在广大妇女面前提出了新的伟大的任务。因此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通过妇女代表大会来联系广大妇女，提出今后妇女工作的任务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了。（2）杭州解放三年来，杭州市的妇女经过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的教育、锻炼，觉悟程度大大提高。此外，在《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及《劳动保护条例》中，对于妇女、儿童的利益，也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解决了一系列妇女的问题。妇女们感到自己的前途无量，热烈地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号召，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为总结成绩，改进缺点，就必须召开妇女代表大会，从下到上，通过各界妇女代表来很好地总结三年来的工作经验，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3）从杭州三年来妇女的组织情况看，在城区和郊区已经组织了50个家庭妇联分会，全市上城、中城、下城三区有五分之四的居民区举行了妇女代表会议。在各个私营企业、工厂及其他各业中的2万多名女工中，有21824人参加了工会，并加入民主妇联（筹）。在各个工厂、企业中也普遍有了女工委员会的组织。女学生也参加了学联组织。总体情况是：杭州市已有20余万妇女组织起来，占全市妇女人数的80%以上。为使妇联这一组织更加健全、巩固和扩大，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

除上述在《宣传提纲》中所列原因外，原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的主任、执委、常委在三年中变化很大，大部分执委都已调离，失去了代表性；而现任的主任、副主任、各部部长都已不是执委、常委，在组织上形成领导和群众脱节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

为了组织好首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杭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在1952年发表了《关于召开杭州市妇女代表大会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1）总结三年来杭州市妇女工作、健全和巩固妇女组织、培养大批妇女干部，进一步发动妇女投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2）确定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并布置“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以宣传和检查婚姻法为主）。（3）选举产生执委、常委、正、副主任，正式成立杭州市妇联。《意见》还规定，首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名额为350名，列席代表50名。正式代表名额分配：女工90名（包括教育、医务、交通、运输、手工业、企业机关、店员等）；农村妇女40名（每区10名）；家庭妇女150名（平均每区25名）；女学生20名；其他50名（包括机关干部、保育工作人员、军烈属、少数民族、宗教界、自由职业者、工商界民主人士等）。《意见》还明确暂定于1953年1月21日至25日召开杭州市妇女代表大会，并定于1952年12月初成立代表大会筹备会。

根据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意见，1952年12月12日杭州市民主妇女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筹备委员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1月中旬召开杭州市妇女代表大会，并即时成立首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下设组织处、宣传处、秘书处、提案审查委员会。

首次杭州市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按照扩大会议的决议进行了筹备工作。首先，布置了各区、县民主妇联选举单位根据市民主妇联（筹）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要求各界妇女严肃认真地选出代表，并以实际行动迎接首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规定妇女代表的产生应根据各单位分配的妇女代表名额产生，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

1953年1月15日至19日杭州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351人，特邀代表8人，列席代表5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宣传贯彻《婚姻法》，为发动广大妇女投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大会听取了吴宪市长的政治报告，宣布了在1953年3月份开展《婚姻法》宣传运动，并阐明了运动的意义；浙江省妇联副主任杨彬作了贯彻《婚姻法》的讲话；会议听取了陈碧如作的《三年来杭州市妇女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杭州市三年来妇女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决议》、《关于提案审查结果报告的决议》，以及致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四则致敬电，并通过了团体会员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碧如等48人为杭州市民主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选出常委13人和主任1人、副主任4人。（主任：陈碧如、第一、二、三、四副主任分别是：李竹坪、吴灿、刘苇、张瑞）。

首次妇女代表大会具有显著特点：一是代表广泛。大会代表有女工、女战士、农村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机关女干部、而且也有少数民族、宗教界、烈军属、工商界家属代表，可以说是妇女界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大会代表的情绪自始自终饱满而热烈，各界代表专心听取报告，认真记录。小组讨论时代表们发言热烈，大会第四天很多代表还要求自由发言。三是大会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支持拥护，女工、女干部、家庭妇女的贺信到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还不断收到。

这次大会共收到提案872件。

杭州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增强了代表们对完成今后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1953年3月大张旗鼓宣传贯彻《婚姻法》作了思想动员。杭州市广大妇女有了自己的组织——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因而密切了市民主妇联和各界妇女的联系。

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在1957年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改称为杭州市妇女联合会。

市民主妇联自1953年1月正式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市妇联停止活动，共召开了7次妇女代表大会。其召开时间、会议内容如下表：

 

1950年1月至7月，市属8个城区（郊）中，江干、笕桥、拱墅、艮山四个区先后建立民主妇联或民主妇联筹备会。1952年5月，上城、中城、下城、西湖四个区建立民主妇联筹备会。1953年10月秋，这四个区和江干、拱墅区召开了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民主妇联。

1953年10月和11月新建古荡区民主妇联和上塘区民主妇联筹备会。1957年9月各区先后改称区妇女联合会。

1959年1月前，随着城（郊）区建制的变动，先后曾建立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古荡、江干、笕桥、艮山、上塘、上泗、临平、塘栖、三墩、郊区15个区妇联组织。1959年后根据中共杭州市委《关于本市城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市委批转市妇联党组《关于妇联组织设置和干部配备问题的请示报告》，城区妇联先后改为妇联办事处。

现在杭州市八个城区的妇联组织沿革情况是：

（一）上城区：1952年5月，建立上城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8月召开上城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上城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58年1月改称为上城区妇女联合会。1960年9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改称为上城区人民公社妇女联合会。至1961年10月复称上城区妇女联合会。自1953年至1960年先后召开5次区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委会。1963年2月，上城区妇女联合会改称杭州市妇女联合会上城区办事处。

（二）下城区：1952年5月，建立下城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7月，召开下城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下城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9月改称下城区妇女联合会。自1953年7月至1960年12月，先后召开5次区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委会。1963年5月，下城区妇女联合会改称杭州市妇女联合会下城区办事处。

（三）西湖区：1949年5月至1952年6月，上级指定苏毅负责西湖区的妇女工作，没有建立妇女组织。1952年6月，建立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2年12月，正式成立西湖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12月改称西湖区妇女联合会。自1954年11月至1961年1月，先后召开4次区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委会。1962年5月，西湖区妇女联合会改称杭州市妇女联合会西湖区办事处。

（四）拱墅区：1950年6月，建立拱墅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58年1月改称拱墅区妇女联合会。1960年4月改称拱墅区人民公社妇女联合会。1962年8月复称拱墅区妇女联合会。自1953年8月至1960年4月，先后召开5次区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委会。1963年5月，拱墅区妇女联合会改称杭州市妇女联合会拱墅区办事处。

（五）江干区：1950年1月，建立江干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1953年9月召开江干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江干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58年1月改称为江干区妇女联合会。1962年11月江干区妇女联合会改称为杭州市妇女联合会江干区办事处。1953年至1958年先后召开四次区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委会。1963年5月，召开江干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没有选举执委。

（六）萧山区：2001年3月25日，萧山撤市（县级）建区，划入杭州市区。1950年4月，中共萧山县委派干部筹建妇女组织。1951年1月成立萧山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11月改称萧山县妇女联合会，至1964年3月，先后召开7次县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届执行委员。

（七）余杭区：2001年3月25日，余杭撤市（县级）建区，划入杭州市区。1949年12月召开余杭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余杭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0年2月成立余杭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7年11月改称余杭县妇女联合会。1953年2月和1955年10月，先后召开余杭县第二次、第三次县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第三届执委会。1958年10月，余杭县撤销，余杭县妇联随之终止。1961年4月，钱塘联社改名为余杭县，联社妇联亦改名为余杭县妇联。1962年1月和1964年1月，召开余杭县第一次、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第二届执委会。

（八）滨江（高新）区：1997年7月成立的新区。

 

1949年10月1日—1952年底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第一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这个时期的杭州妇女工作是在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带领下开展的。

（1）对职业妇女的发动和组织。1949年5月3日杭州的解放给各阶层妇女带来了新生和希望。当时新的妇女运动还处于启蒙与零星发动时期，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女学生和女工。在6月至7月间有700多名女学生参加了杭州青年干部学校和第一期浙江行政干部的学习，或直接参加了党、政、军各系统的工作。以后又陆续发动组织1000多人参加学习或工作，合计2000余人，使当时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的情况有了一定的缓和。

解放初，全市有女工12888名，占全市工人的七分之一，她们是纺织和丝织业的基础。女工在接受了做国家主人翁的初步教育后，积极参加了具有启蒙性的政治运动——反银元贩子的斗争。在生产上，纺织业的生产率比解放前普遍提高10%—100%，丝织业提高了15%—50%，这两支力量对杭州解放初期的各方面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把职业妇女组织起来的方法有三种。一是由妇联促请各单位自行组织的，如女学生和部分女工；二是由妇联直接掌握发动组织的，如女医务工作者协会（后并入医务工会，归总工会领导），小教女职工等；三是由市民主妇联（筹）派人员帮助组织的，如女工最多的丝织业和纺织业。

（2）对家庭妇女的发动、组织。1950年4月份开始，民主妇联（筹）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动家庭妇女的组织工作上。当时杭州是一个中等城市，全市划分8个区、5个郊区，共有人口535298人，妇女251490人，家庭妇女有156482人，占总人口29.4%，占妇女总人口的62.2%。解放前家庭妇女过着依赖生活。有钱的打麻将玩玩、打扮打扮；没钱的，自认命不好，对政治不闻不问，对共产党、解放军不了解，不认识。解放后，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也不很了解，同时抱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加之国民党的谣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因此，广大妇女思想混乱，怀疑共产党是否蹲得长。

面对家庭妇女的情况，民主妇联（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整个发动组织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初步发动阶段，是1950年3月至1950年11月。当时居民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在经过购买胜利折买公债和春节“劳军运动”及“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使家庭妇女有了初步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她们参加组织的要求，涌现出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基础上配合区公所建立了三个城区的烈军属代表会议，为开展家庭妇女的组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后，民主妇联（筹）首先以吴山路派出所为重点，开始建立家庭妇女联合会和支会，吸收会员。4月1日成立了全市的家庭妇女联合会的筹备会，自上而下搭架子，开展全面的组织工作。到6月就建立了35个分会，发展了近20000名会员。通过发动，一般家庭妇女初步转变了对妇联的怀疑和轻视的看法，妇女纷纷要求入会。

第二阶段：是把基层家庭妇女联合会从会员制转为代表会议制。当时会员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但要求家庭妇女经常过组织生活有很多困难，再加上领导机构不健全，会员入会等于形式，因此根据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妇女代表会议是组织妇女的最好形式”的指示，同时根据当时工作的需要（抗美援朝开始），决定转变民主妇联（筹）的基层组织为代表会议。从1950年12月开始，首先在中城区建立代表会议。到1951年1 月全面开展整理，2月份建立了15个代表会议。随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发展，家庭妇女代表会议的组织也逐渐发展状大。

第三阶段：为整理巩固阶段。通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二大运动，妇女觉悟提高了。特别是通过省妇联执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传达，使家庭妇女明确了妇联的性质、任务和新中国的前途，从而使广大家庭妇女也找到了自己的前途。另外对以派出所为单位的代表会议感到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及时，要求代表会议进一步发挥作用，使代表会议更深入一步。同时市民主妇联（筹）也感到工作不够深入，对下面的情况不够了解，因此决定以居民区为基础建立代表会议的组织，分会不成为一级组织，而是代表区妇联执行权力与义务。到1951年全市上城、中城、下城三个城区分别建立了区妇女代表会议。三个城区和二个郊区的街道妇女，以派出所为单位建立了40个基层代表会议，共有代表3000余人，联系家庭妇女50000人，占家庭妇女80000余人的一半多，有代表小组（以居民区为单位）449个。到1952年年底，全市已有20余万妇女组织起来，约占妇女总人数的80%以上，全市建立了十个区妇联，61个分会，有分会委员1945人，妇女代表11171人。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从1950年开始，持续到1954年。在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战略目标下，妇女们积极参加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0年“三·八”妇女节至“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全市各纱厂在工会领导下，废除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侮辱女工的抄身制，规定了女工应有的产假，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夜校、医疗、浴室，改善了厕所卫生条件。女工们也认识到“过去做工为资本家，今天做工为自己工人阶级。”她们积极参加生产竞赛，作出显著成绩。如麻纺厂布机车间，由一人看一台机，增加到三人看八台机。细纱车间从一人看47纱绽，增加到100纱绽。第一纱厂布机车间，以八小时计算，生产率由解放前一人看一台机提高到看二台机，1951年推行新的工作法后，平均能看到6台，高的能看到12台。

节约资源，如杭江纱厂摇纱车间女工阮水凤创造节约回丝工作法，每年为国家节约1500多万元。有848名女工参加学习先进工作法，占学习总人数的84.1%。纺织女工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后，看绽能力一般从400绽增加到500多绽，平均产量和质量都有提高。缫丝女工一般从原来的只做A级，提高到2A、3A，个别的达到4A级。1953年全市女工中有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200多人，提拔当管理干部的有154人，其中39人做了厂长或副厂长。

从以上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组织起来的杭州市妇女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民主妇联（筹）及各级工会的带领下，正在为祖国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12月下半月，杭州市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在减租、生产、征粮等工作基础上开展。到1951年4月中旬，土改全部完成。在土改运动中，大多数的乡都建立了妇女会的组织，实行个人会员制。劳动妇女在土改运动中也同男人一样有权参加农村协会和分得一份土地。妇女在土改运动中能勇敢地面对面与地主斗争，揭发地主的罪行，有的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促使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据市郊22个乡的统计，妇女参加农民协会的有17565人。杭县的妇女参加县农会的占总数的27%，参加妇女会的占总数的40%，妇女参加民兵的有14000人，参加青年团的有565人。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村劳动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第一次的解放。

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市民主妇联（筹）专门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宣传镇反政策，号召各区家庭妇女代表会议学习《镇反条例》，成立家庭妇女镇压反革命宣传委员会，并且组织妇女参观反特图片展览，参加控诉会、公审大会等。妇女们觉悟提高了，勇敢地参加夜间巡逻，协助公安部门取缔一贯道、管制反革命分子，登记反革命财产，教育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运动初期即有40名妇女检举反革命的丈夫。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家庭妇女思想很混乱。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很严重。特别怕原子弹，怕惹火烧身，怕国民党再回来等等。有些群众甚至不敢参加会议，有些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低了。这段时间的思想是混乱的，缺少胜利的信心。

民主妇联（筹）面对这种情况，对广大妇女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进行教育时，主要说明美国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朝鲜，我们为什么不能置之不理，及抗美援朝的前途怎样。在教育的方法上采取上大课、漫谈、座谈等方法。还召开了分会主任联席会，干部学习会等方式，对妇女干部进行教育，干部思想打通了，再普遍开展群众教育。广播晚会、代表会议和组织学习小组学习都是当时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经过教育，使一般家庭妇女明白了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如何抗美援朝等问题。朝鲜战场上我军不断胜利的事实更加增强了一般妇女的胜利信心，她们自发地缝制慰问袋，慰问志愿军，共计捐献慰问袋1957只，人民币4204800元，毛巾231条，手榴弹货金1191500元。在参干运动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光荣妈妈。在元旦发动的家庭妇女参加抗美援朝大游行中，郊区的妇女有的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有的坚持了12个钟头，可见当时情绪的高涨。通过这些教育活动，初步肃清了恐美、崇美的思想。

1950年，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六、一”三大号召：一是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二是制定妇女小组及家庭爱国公约；三是做好家庭妇女的福利和失业贫苦妇女的救济工作，加强对婚姻法的调解。杭州市的家庭妇女热烈响应了这一号召，掀起了一个捐献高潮。在6月9日至10日召开了杭州市家庭妇女代表会议，会议作了动员，进行了小组讨论。当场就有77个代表捐献了10459000元，15个金戒子，4付金耳环，碎银七两，并发起向全省家庭妇女建议捐献“浙江号”战斗机一架。同时成立了全市家庭妇女爱国捐献委员会，各分会成立了爱国捐献小组，具体来领导、推动这项工作。在省市妇联组织的爱国增产捐献广播晚会上，有一万多名妇女参加了收听，当场捐献8000余万元，金饰10余件，银元37枚。至7月20日统计，30个分会，共计捐献人民币超过10亿元。六部桥分会在10月底前就完成了半年的捐献计划6000万元，并超额完成6001500元。（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元，10亿相当于现在10万元）

在捐献中出现了不少动人事例。如68岁的老军属汤书芬，不但拿出了多年的私蓄，2只两钱重的金戒子，并拿出了由于年老用来代步所需的车钱每月10000万元，直到抗美援朝胜利为止。又如50多岁的工属陈云玉，儿子是志愿参加赴朝的铁路工人，为了表示她对祖国的热爱，把结婚时的聘金，已保存了30多年的银元宝捐献了出来。

这些家庭妇女捐献的数字，比起其他各界来讲可能不算大，但就她们来说，由于过去长期在反动统治之下，思想比较落后，加之大都没有生产来源，而今天能有这些成绩，说明了解放后，家庭妇女政治觉悟的提高，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实行了男女婚姻自由，有效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

杭州市于1953年3月开始大规模地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为了保证《婚姻法》的正确贯彻执行，市妇联组织了一系列的干部培训和学习。在基层也组织了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及乡、村有关妇女干部的学习。通过听报告，开展学习讨论，参观宣传《婚姻法》的展览，明确了贯彻《婚姻法》的重点是：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压迫虐待妇女和妥善处理童养媳、寡妇重嫁及和睦夫妻、婆媳关系等问题。保证了这一运动正常地开展。

在组织上，根据中央、华东地区及省“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成立了杭州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室等机构，市妇联的干部积极参加各机构的工作。

在司法上，为了便于在运动中及时认真地审理婚姻纠纷案件，专门设立了婚姻法庭。

1953年—1956年底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2年12月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又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第一年。从1953年开始，杭州市的妇女工作都是在当年1月正式成立的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为杭州市妇女联合会简称市妇联）带领下展开的。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但我国仍然是一个生产水平很低且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还只有26.7%，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我国的过渡时期，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党史教科书》

杭州市民主妇联为了配合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贯彻，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1953年11月27日，召开了中城区工属代表会议，会上由杭州市工会联合会女工部部长徐仙玲作了有关总路线、总任务的传达报告。上城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妇女代表大会，由区长作了有关总路线、总任务的传达报告，此外，市区各级妇联干部在中共各区委领导下，也积极开展有关宣传总路线、总任务的活动，具体帮助进行学习。一般工厂、机关的妇女已普遍听过2—4次传达报告。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也都在所属单位或居民区听了一次以上传达报告，通过报告和小组讨论，广大妇女对总路线和总任务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大家反映：总路线像灯塔，把我们的心也照亮了。各阶层的广大妇女对学习非常重视，学习热情高涨，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贯彻落实总路线、总任务。

（2）、全市妇女积极投入生产劳动（《杭州市女工已成为工业建设中的巨大力量》——《当代日报》1953年3月18日第一版）经过三大任务、劳动纪律、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教育，全市女工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因而积极投入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中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贡献出了巨大力量，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如杭江纱厂根据“郭瓦廖夫”工作法的精神，创造了新摇纱工作法。推广后，摇纱车间126名女工中有85人达到58车的定额，产量普遍提高5车以上。先进工人俞根娣、李秀英创造了8小时摇74车的新纪录。又如杭州私营福华第一丝厂女工丁月芳，经过分析研究过去的操作过程，改进了工作法，使丝的产量、质量普遍提高。又如华丰造纸厂的女工童银姑、周素珍、冯治玉三人不顾许多人的讽剌和讥笑，经过一个月的苦学苦练，终于掌握了开汽车的技术。女工们不但担负与男工一样繁重的工作，而且有的已成为生产上的带头人。据1953年3月18日《当代日报》报道：“全市已出现各级女工业模范319人，女工业先进生产者367人；被提拔到各级党委、各级政府部门及基层工会的干部有170多人；选拔到生产、企业、教育行政等部门的有154人，她们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到1956年3月全市在机器制造、公用事业、纺织、轻化、建筑、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教育、医务、文艺等十一行业中评选出1955年度的女先进生产（工作）者228人，占先进生产（工作）者总数893人的25.53%。

女手工业者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全市已组织起来的57个生产合作社中，有女社员600余人，占社员总数的30.6%，其中有女理事、监事主任7人，理事、监事31人。女社员组织起来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如牙刷社穿毛女工在1955年第四季度产量、质量超过行政指标48%，出勤率达到98%以上。

大中小学的广大女教师，在祖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鼓舞下，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公布后，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高校的女教师涌跃参加科学研究工作，据当时的浙大、农大、医学院和浙江师范学院统计，参加科学研究的女教师有78人，占总数的14.5%。很多女教师迫切要求政治上的进步，争取入党的人数越来越多，近半年时间内已有25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占高教系统新发展党员总数的40.8%。

解放前杭州的农村有“妇女下田，没米过年”之说，妇女一般不参加田间生产。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运动和宣传《婚姻法》后，农村妇女认识到“有了经济地位，才有政治地位，要男女平等，就要在生产上争取”。部分妇女在农忙时参加劳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村妇女更加积极参加农业和副业的生产劳动，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妇女骨干。据统计，1956年10月市郊农村妇女有50828人在276个农业合作社中，妇女任社长的有71人，管理员、生产队长、操作组长一般都有女的。

1957年“三·八”妇女节，《杭州日报》报道：现在全市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人数更多，队伍更扩大了。女职工已有33000多人，农妇25000余人，女手工业者4300余人，在文教卫生事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女知识分子4000余人。

2、组织妇女参加普选活动（《杭州市上城等区妇女积极参加普选》《当代日报》1953年12月1日第一版）

全市广大妇女通过有关普选活动的学习，认识到普选是人民进一步当家作主的表现。杭州市上城区、江干区、拱墅区三个区的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项选举活动，许多平时热心为群众服务、深受群众爱戴的妇女光荣地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浙江麻纺厂女工张杏花，模范教师沈野莉等。

1955年11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新阶段。

1956年1月17日晚，市妇联召开全市基层妇代会委员以上干部及工商界家属骨干大会，动员全市妇女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妇女运动深入到过去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居民活动的女手工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省、市妇联和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联合组成工作组，与市工商联做资方家属工作的干部密切配合，加强对资方家属的政治思想教育。按照男女一起发动的方针，对资方家属和基层干部进行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教育。总计有7000余人听取报告，占工商界家属总数的95%以上，组织50余名资方家属骨干深入行业，建立起家属学习小组。全市41个行业中成立了39个学习小组，培养了420名积极分子。在清资核产、人事按排等工作后期，又组织工商界家属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家属采取“搭一股”的办法，分别参加工商界的政治学校和学习会，经过教育和锻炼，工商业者家属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懂得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消除了怕过社会主义“关”的不安情绪。大多数人与工商界人士一样，由原来“留恋过去，不安现在，怀疑将来”转变为“否定过去，稳定现在，展望将来”，变阻力为动力。下面的一组数字说明了这个变化。据丝织业统计的224个工商业者家属，受教育前进步分子为7人，占3.19%；中间分子175人，78.1%；落后分子42人，占13.75%。受教育后进步分子为119人，占53.1%；中间分子94人，占41.9%；落后分子降至5%。1956年春节，还组织工商界家属下乡访问农民，植树绿化，走向劳动人民。

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虽然有过严重失误，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和人民主要精力还是从事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建设起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培养了大量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党积累了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等。杭州市的妇女工作也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深入地开展。

1957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1957年杭州市妇女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全面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常言道：“吃不穷，用不穷，计算不到一世穷。”杭州市妇联为进一步贯彻勤俭持家的方针，使更多的妇女能治理好家庭、支援国家建设，对全市妇女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广泛地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当时，有部分妇女对家务劳动认识不足，认为搞家务没出息，参加工作才光荣；对勤俭持家也有抵触情绪，认为“反正就这些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有这种思想的妇女，应该向她们讲清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务劳动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同样是光荣的。

（2）鼓励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开支。每个家庭的收入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支出是多方面的。衣、食、住、行每一样都搞得好些，“积少成多”就是一大笔，所以如果不事先平衡好收支，是很容易超支借债的，古人所说：“量入为出”的原则，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3）开展以节约粮食为中心的“六节”运动。所谓“六节”就是节约粮食、棉布、自来水、电、油和一切日用品。

（4）提倡和睦团结、友爱互助。管好家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家庭主妇的努力外，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合作。

通过宣传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又是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长期坚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1957年结合“五好家庭”积极分子评选活动的开展，妇女中的五好积极分子和勤俭节约能手日益增多。如当时被评为市级“五好家庭”积极分子的王鸿珠，家里有6口人，每月收入68元。她精打细算，计划安排：每月房租、电费8元，储蓄4元，米20元，柴3元，菜金15元，油盐等4元，公债1元，还有10多元买日用品，添置用具及作其他另用，生活得很好。沈塘桥邮电宿舍的职工家属半年来改制了旧衣裤819件，少做新衣60件，为国家节约棉布3603尺。同时，节约自来水1209度，电245度。1957年整个宿舍的储蓄存款比1956年同期增加41%。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广大妇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积极奔赴农业第一线。也有很多妇女从工厂回家后，又以勤俭持家的实际行动，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她们省吃俭用，积极储蓄，支援国家建设。直到1963年2月25日召开的杭州市第五次妇代会，仍然提出坚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1979年6月16日杭州市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发动全市妇女投入增产节约运动，为夺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由此可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贯方针政策，也是杭州市妇女联合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1957年，“五好家庭”活动进入了高潮，开展了全市家庭妇女“五好”积极分子的评选活动。但是，创建“五好”家庭在杭州是逐步开展的，这项工作也是杭州市妇女联合会的重要工作内容。

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8月杭州市妇联根据上级妇联加强职工家属工作的指示，逐步开展了职工家属工作。先在下城区宝善桥进行职工家属工作的试点，入冬后，各区先后开展（除西湖区外）。当时对贯彻“五好”的思想还不明确，主要抓住以推动生产为教育内容，仅要求家属使职工吃好、穿好、休息好。有的区还举办了职工家属积极分子训练班，培养工属骨干，取得了一些成绩。经过宣传，使大部分职工家属初步认识到，照顾好职工生活与生产的关系，认识了家务劳动的意义。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充实教育内容，从“三好”发展到“五好”。

1954年华东城市妇女工作座谈会后，市妇联明确了依靠职工家属，团结各阶层妇女群众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并向家属提出了“五好”即家庭邻里好、家庭生活安排好、教育子女好、鼓励亲人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同时注重对基层干部的培养，保证了职工家属在街道中的领导地位和在数量上占到优势。在1954年的评模工作中，出现了爱护丈夫身体、推动丈夫生产有成绩的市级工属模范2人，基层模范3人。

1955年全国城市妇女工作会议后，职工家属工作逐渐成为妇代会的经常工作。通过各项中心运动和日常工作，普遍在家属中贯彻“五好”。

1956年“三·八”节根据全国妇联在各界家庭妇女中开展“五好”指示的精神，杭州市在各阶层、街道妇女中开展了“五好”活动。使家庭主妇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涌现出不少执行“五好”的家属。据1956年5月间的统计，在全市3000多各级先进生产（工作）者家属中，有64名家属全面做到了“五好”。有13名被评为省、市、基层各级优秀家属。执行“三好”已成普遍现象，而且努力做到“五好”，如沈塘桥邮电宿舍在246户家属中，1956年二季度执行“五好”的只有30户，第四季度增加到130户，特别是1956年四季度各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有关“五好”材料均列入总结报告内容之一，各区妇联也作了发言，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特别是街道办事处的重视，为1957年“五好”积极分子的评选打下了基础。

1957年1月9日，市妇联在杭州贯彻“五好”情况中提出了今后工作意见：（1）认真总结“五好”工作，进行评选“五好”积极分子，召开全市性的“五好”积极分子大会。（2）必须根据不同时期提出不同重点，······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和不同重点。（3）进一步向有关单位大力宣传，组织有代表性的各种“五好”典型汇报会、邀请党、政、工、团有关宣传部门参加，宣传部做好编写宣传资料工作。（4）各级妇联制定关于开展“五好”工作规划。同年2月上旬，根据全面彻底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家庭劳动为生产服务的活动，调动广大家庭妇女的积极性，树立“五好”旗帜，以便更好地推动亲人投入增节约运动，在街道妇女中广泛进行了“五好”教育。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全市家庭妇女评选“五好”积极分子的工作。全市共选出区级和基层积极分子667人，经区委评出市级“五好”积极分子共282人。其中小组长以上干部128人，群众154人。

1958年4月4日，市妇联举行了比先进、比干劲的跃进大会。会上，市妇联主任崔波宣读了市妇联1958年妇女工作规划。规划要求全市妇女干部掀起一个以勤劳节约为中心的声势状阔、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五好”运动。即：爱国、爱党、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学习好；勤俭持家团结互助好；消灭“七害”、清洁卫生好；抚养老人、教育子女好。在1958年4月19日送交市委批转的1958年妇女工作规划中，也提出了：“继续深入持久地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普遍宣传推广‘五好’，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但是，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统一党内外的思想，通过了以“多、快、好、省”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完成“大跃进”的全面动员。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6月杭州市妇女联合会制定的街道妇女竞赛的规划中，提出了“六好”，即爱党、爱国、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学习好；勤俭持家、团结互助好；除害灭病、清洁卫生好；抚养老人、教育子女好；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好。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同时还提出，到1959年3月止，要求全市“六好”积极分子在原有“五好”积极分子667人的基础上达到20000人。在街道妇女中，一年内做到“六好”的要求达到80%。没有“三好”以下户，要求每个区有“六好”街道（以派出所辖区为单位），每个街道有“六好”居民区，每个居民区有“六好”小组，每个小组有“六好”家庭，六好”的各种模范人物等等。

但是1960年没有召开“六好”积极分子大会，只召开了杭州市1959年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告全市姊妹书》中对家庭妇女的要求也只提要勤俭持家，节约储蓄等，没有再提几好家庭，其中原因正象本次大会市妇联主任崔波讲话稿中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也迅速扩大了。”说明很多家庭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1959年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发动妇女勤俭持家、克服困难，在1961年12月24日市妇联召开了勤俭持家积极分子大会，市妇联主任李竹坪作了关于勤俭持家的专题发言。大会向全市妇女再次提出了“六好”的倡议。“六好”的内容同1958年提出的“六好”有所不同，突出了勤俭节约。即爱党、爱国、遵守政策法令好；鼓足干劲、生产工作好；勤俭持家、按排生活好；种瓜菜、饲养家畜、家禽、节约粮食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尊敬老人、教育子女好。1962年和1963年突出宣传“两勤方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家庭三者关系。到1964年，在中共杭州市委三届二次会议上，市妇联副主任徐钊作了《积极在街道开展“五好”活动，促进整个“五好”运动的发展》的发言。重新提出了“政治思想好、勤俭持家好、教育子女好、团结互助好、安全生产好”的五好内容。此后文革中“五好”活动又一度中断，到1980年市妇联恢复“五好活动”。

“五好”家庭活动，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容有所不同，有所变动，但推动“五好”家庭活动始终是市妇联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它起到了移风易俗，改进社会风气的作用。

随着妇女解放的步步深入，妇女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广大妇女由家庭主妇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生产能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强大生力军。

1957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成千上万的妇女参加了工农业生产。1958年全市女职工已达69860人，比1957年增加一倍左右，比1950年增加八倍。她们在“个个学习花木兰，英勇顽强不怕难，鼓足干劲争上游，人人争取当模范”的口号下，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展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竞赛热潮。如杭州第一棉纺厂织造车间，选出了第一个操作能手汪松珍后，大家积极向她学习，促使生产一跃再跃，产量、质量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许多女工还学会了机修技术，积极争做纺织工业中的多面手。流水竹器厂女工，共产党员吴福娣和群众一起连续革新14件机具，使竹器工人从几千年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广大街道妇女也纷纷要求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全市385个街道民办工厂，绝大部分是妇女劳动力，她们还提出“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口号，仅五个城区，就办起了1452个工厂和福利单位，有19500人参加了生产。在整个民办工业和服务性事业中，妇女贡献出了很大的力量，掀起了“人人献计，个个献宝”的高潮。很多妇女在大办工业中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发扬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她们到处奔走，积极与职工协商，与大厂掛钩，找门路。如下城区东街路居民妇女陈杏花，她带病奔走，借工具，找技术员，积极组织劳动力等。还有许多妇女参加了国营工厂、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她们热烈地歌颂自己的新生活：“总路线灯塔亮，照得妇女出厨房，从前围着锅台转，今日绕着机器忙，今昔判若两个人，妇女生产笑颜开。”商业战线也出现了以女代男的盛况，2000多个妇女代替了原来的男店员的工作。

在农村，郊区妇女已日益成为生产上的一支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妇女出勤达33万多人，以拱墅区联社为例：妇女出勤人数，由公社化前的20750人增加到公社化后的51534人，增加了67.5%，原来妇女出勤只20天左右，公社化后的51534人，增加了67.5%，原来妇女出勤只20天左右，公社化后增加到26.7天。妇女参加劳动的范围也空前扩大，在积肥、兴修水利，发展副业、抗灾、田间管理、抢收抢种、细收细打中，妇女都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富阳县在夏收夏种中有70000多名妇女参加，很多成为农活中的能手。据当时统计，郊区插秧能手9923人，播种络麻能手的4721人，双手采茶能手930人。在技术革新中农村妇女也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她们积极推广新农具、新技术，涌现出成千上万个“巧姑娘”、“女能手”。如富阳场口公社鸿丰生产队的妇女，在支书李金凤的带领下，在“十里荒洲、九里沙”的贫瘠土地上，种了78亩妇女试验田。妇女们自豪地说：“妇女力量大无边，顶着跃进半边天”。据统计，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市有6031名妇女被评为县、区、市、省的先进生产者，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有162个单位被评为省、市的妇女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有500多名优秀妇女被吸收入党。全市女党员已达到5000余人，比1949年增加26倍，妇女干部3400余人，占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在大跃进中人民群众反映出来的热情却是真实的，妇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充分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