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的1968

1968年，秋夜，一列客车北行，单调的哐当声中，旅客多已昏昏入睡。一节车厢的接头处，如豆壁灯照着三个毫无睡意的年轻人。他们兴奋地轻声交谈着：前方的憧憬、肩负的重托，……说到当年列宁假扮火车司机回俄国策动十月革命时，一股“开创时代、任重道远”的豪情油然而生。

这是三名杭州中学生，青春勃发、豪情满怀，年轻幼稚、自以为是，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前往黑龙江探索知青支边之路。

我1966年从浙大附中高中毕业，被文革打碎了大学梦。天热了，毕业生出路问题也热起来。当时的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仅杭州市就积压了十几万。这样的年龄段，既敏感又不安分，升学无望、招工无门、连打零工都被驱赶，终日无所事事、不知所依。学校家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上山下乡”、“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基层、矿山）”就成了无奈的大势所趋。那些日子，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渐渐地，“要走就走得远”出现在许多人嘴上。说这话的人中，有些是胸怀大志的觉得应该见见世面，经受磨练；有些人则是闲得心烦，想换环境；还有些人则是面对家庭内外的困境，想借此一走了之。

有一天下午，我借到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大甸风云》，一口气读到天亮，心里那个激动啊，恨不得立刻飞到北大荒去，于是目标明确了——去黑龙江！

我到各中学一串联，巧得很，有类似想法的大有人在。一中、二中的同学比我们想得更远，有人还要去西藏、新疆、内蒙等，他们已经在考虑如何与市革委会联系了。

1968年8月，杭州一小批中学生自行联系去了宁夏六盘山，激起了众人的行动欲。9月初，中学生们开始陆续上访位于湖滨的市府大院。几天下来，学生越聚越多，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得到了市革委会负责人的回应，同意由市革委会出面与有关方面联系。几天后，黑龙江回电表示无力安排。中学生们不肯罢休，再闯市府大院，要求派小分队直接前往黑龙江。这一次人更多，估摸有好几百人，要求去哪里的都有。革委会的人让各校派代表进去具体商谈，乱哄哄的人群自然地按学校分成小圈，很快推出了各自的代表，这就有了革委会会议室的第一次会商。

几天后，市革委会又召集这些学生代表进行了第二次会商，终于决定派出5支小分队分赴黑龙江、内蒙、新疆、云南和安徽，去探索那里接受知青的可能。每支小分队3人，再配上1名军代表，并由一名市里的干部带队。

9月17日，各小分队正式成立。赴黑龙江小分队的学生代表有杭二中的王钢、杭七中的钟民和浙大附中的我，军代表是一名排长韩成，带队干部是杭州市教育局中教处长鲁典。9月19日，杭州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周芝山召见各小分队的全体成员，向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世面却又自以为是的中学生仔细交代了工作原则。次日，我们启程赴黑，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24日晨，小分队抵达“东方莫斯科”哈尔滨。我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被安排入住当地最高级的北方大厦。中午，受到黑龙江省革委会常委燕文卿的接见。虽然，他伸出的手是温暖的，说出的话却冰凉：“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黑龙江兵团嘛，实在无法安排浙江知青，插队落户嘛，外省的也没有先例啊。”下午，军代表韩成到省军区建设兵团总部去探虚实，捎回来的消息是：黑龙江省1968年已经接收上海知青10280人、北京知青15000人、天津知青900人、本省知青16000余人。计划中还要再接收20000余人，全年将一共接收71000余人，接收知青的压力很大。这让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26日，燕文卿会同黑龙江省劳动管理局、省计划统计委员会负责人沈宝忠、鲁夫，再次接见我们，重申：“今年不能接收浙江知青，明年须待全国统一安排。”我们三个学生代表面面相觑，失望加着急，三个人就在桌子下面用我随身带的一把指甲钳轮流钳手指头。桌子对面的领导看我们龇牙咧嘴地做小动作，问我们说：“你们怎么啦？”我们就站起身在手指头上挤出血来，在一块白手绢上写下 “屯垦戌边、反帝反修”。看着我们激昂而幼稚的举动，领导们觉得又可笑又心疼，但就是不松口。

2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委蒋寿鹏接见我们。尽管我们连缠带磨，蒋寿鹏还是两手一摊：“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回到北方大厦，鲁典代表小分队给杭州市革委会发了电报：“今年困难，尚在努力”。黑龙江省的领导虽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却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些接收知青的地方。10月1日至11日，我们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佳木斯地区的集贤公社、牡丹江地区的永安公社、建设兵团的友谊农场、852农场、853农场等多处知青点。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贫下中农和兵团京、津知青们的热情接待。我们真切体验到了北大荒的艰苦，却更坚定了来黑龙江的决心。返回哈尔滨后，鲁夫向我们传达了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和副主任汪家道的指示，大意也就是列数了诸多困难，再次表示今年不能接收浙江知青。10月16日，小分队无功而返，结束了第一次北大荒之行。

10月25日，5支小分队向市革委会主任王子达汇报情况，我们方知其余各支小分队也都是无功而返，会议室里一片沮丧。也许是参观知青点之举给我们留下了一线希望，赴黑龙江小分队恳求市革委会允许，我们再作一次努力。

第二天，市革委会决定派鲁典和我二度赴黑。中学生们重燃希望，大家纷纷写请愿书、血书、画毛主席像，为小分队壮行。10月30日，鲁典和我怀藏血书，面对送行同学期盼的目光，再次登车北行。

鲁典领我先去北京，找周建人。我那时不知道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也想不出他跟我们中学生支边有什么关系。鲁典其实是想通过周建人，把中学生的血书转交给周总理。我们在一所僻静的小胡同里找到周建人家，院门不大，管门的同志说周先生外出了，答应帮我们转交。我们挺不放心地把血书和请愿书托付给他后，于11月5日再抵哈尔滨。

这次去，我们感到黑龙江的领导就不如上一次热情了。不但将我们安排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而且也仅鲁夫接见了我们一次，说是“主要领导去北京开会了，让我们耐心等待”，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在哈尔滨继续努力奔波，逐个走访有关部门，但还是看不到希望。杭州的同学们不断拍电报、写信来给我们打气，还说必要时可派人来增援。压力之大，令我们寝食难安。

直到11月18日下午，黑龙江省革委会常委燕文卿才召见我们。他说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从北京开会回来了，同意破例象征性地接受100名杭州知青。并提出两个照顾性安排方案：抚远县和呼玛县。这是两个全民所有制县，农民全是拿工资的，知青来了以后生活有保障。

我们喜出望外，没敢再讨价还价，赶紧落实地点。考虑到纬度低一些较适宜南方知青，就选定了抚远县。回招待所后连夜拍电报回杭，又写信追述详情。我边写边猜想：也许是周建人转交了血书起作用了？杭州的同学们接信后该激动成什么样子？忽然心头掠过一丝担忧：抚远县是中国东极，与俄罗斯接壤，当时中俄严重对峙，边境地区控制极严，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能通过“政审”关么？如果作了那么多努力却被排除在外，他们怎么受得了？

11月28日，我们回到杭州，向市知青办作了汇报。消息随即在各中学传开。12月2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正式来电，告知由抚远县负责接收100名杭州知青，接知青的工作人员随后就到。此后几天，动员、报名、政审、迁户口、订做冬装，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到12月10日，报名者多达几百人，除了“有优先权”的二中、七中和浙大附中，还有一中、十二中、杭大附中、外语学校等中学的学生。但100个名额哪够啊？跟黑龙江来的干部讨价还价、对名单压缩再压缩，最后敲定了120人（出发时实际人数是130人，其中10人是不甘于被淘汰，硬是跟车到抚远县，迫使他们接收了），计划12月23日动身。

12月21日，对于中国知青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毛主席在这一天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个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随即掀起。这令被批准的同学倍感自豪，也鼓舞了那些不甘被刷下的同学。他们再次写血书，有人甚至用毛笔蘸着鲜血画毛主席像，以致流血过多而晕过去。更多的人则连闯市革委会，要求再派小分队三赴黑龙江，把“小路”拓宽。

于是市革委会决定由鲁典再率二中的王钢、万希平组成了第3批小分队。因为持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小分队升格为“省级”小分队，肩负的使命事关全省。1968年12月23日，小分队与首批赴抚远支边的130名同学同车北上。我们在火车上巧遇北京机床一厂工宣队，他们听说我们是去北大荒屯垦戌边的知青，就把原本准备要送去唐山的毛主席所赠芒果复制品转赠给我们并盛邀我们抵京后去参观他们厂。12月26日，我们抵达北京，受到机床一厂隆重而热情的接待。又适逢毛主席生日，我们在天安门前列队宣誓：“扎根边疆、反帝反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京期间，第3小分队又走访了中央安置办。一名姓蔡的同志接待时说：“去年，各省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国务院曾指示各地自行提出安置知青的方案报中央审批。现在，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中央会统一安排。”他还说：“你们省这次130人去黑龙江，属相当特殊的情况，是人家破例收下来的。以后每一批都像这样小打小闹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黑龙江要把本省的知青先安排好，明年再转向外省。现在正在摸底，提出方案后，再报中央批准”

知青队伍到哈尔滨后，修整了两天适应一下气候，然后直奔抚远。先乘火车到佳木斯，再转火车到福利屯，然后换乘大客车在草甸子上颠簸了一天一夜，终于在新年来临之际到达抚远县，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第3小分队则留在了哈尔滨继续交涉。12月30日，黑龙江省革委常委会专题讨论接收浙江知青问题。决定1969年接收浙江知青2万人，浙江方面只要把服装准备好，随时可以向黑龙江发送人员。获悉消息后，小分队星夜电告杭州市革委会，大规模的动员随即开始。

1969年2月3日，由黑龙江省各县代表组成的接收知青联合代表团抵杭。3月6日起，赴黑龙江省抚远、同江、虎林、饶河、富锦、绥缤等县插队的知青专列从闸口火车站接连发出。宁波、温州、嘉兴、湖州、金华、绍兴等地也陆续展开动员，浙江知青大规模支边的序幕由此拉开。到1976年止，全省赴黑龙江的知青总数达8万人，其中不仅有“老三届”，还有66、67、68三年由小学升入中学的毕业生（俗称“新三届”），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仅抚远县就先后接收了三批杭州知青共1381人。

·链接·1968年

杭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杭州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杭州市就有少量的城市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逐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主要安置到本省金华、嘉兴专区的三十多个县。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一个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在杭州市全面展开。同年5月，市委、市人委成立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动员安置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社会青年到嘉善、桐乡、衢县、宁海以及杭州地区的七个县农村和部分国营农、林场插队、插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至1964年底，全地区动员13，000余人下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中城镇青年下乡插队的有6600余人，被安置在桐庐、临安、余杭、富阳、萧山、宁海、衢县、嘉善等八个县。至1965年6月，4100余名知青到山区、农村插队落户。8月，市人委召开动员大会，1500名知青要求到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插队落户。到宁夏插队的634名知青，其中522人被安置在永宁县集体插队，112人被安置到县农场。1965年9月，全市组织250余人的各界人民代表团，分赴桐庐、临安、余杭、富阳等县，对2800余名下乡青年进行走访。1965年10月后，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分别提高到230元和160元，到山区或海涂新建队的人均400元。规定口粮由国家给予差额补贴；人均补助建房木材0.3立方米。入冬以后，国家又发放了大量的布票、针织品和棉花，基本上解决了下乡知青的棉衣、棉被等。

“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新高潮。对符合条件的1966－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分工负责，逐人逐户做思想工作，动员支边支农。同年12月，市革委会要求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除分配当中小学教师和担任医疗工作外，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市革委会还决定，对在杭州地区七县农村插队落户的城镇知青，人均补助木材0.5立方米，布票4市尺，蚊帐两人一顶。1969年，市革委会决定不在“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工，动员他们到边疆或农村。对个别确有特殊情况在城市安排的，需经群众讨论，报市统一分配。半年多时间，全市有41，000余名知青踏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征途，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史无前例。1970年，国家恢复了企业招工政策，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但知青上山下乡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当年达34，000名。

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六条统筹解决存在问题的政策和办法。1973年9月，市委组织12，600余人，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展开大检查，其中对309个公社、3461个生产大队的41，000余名知青进行访问。从1973年开始，杭州市对城镇知青回农村老家落户的、到农村插队或建立集体所有制场（队）的，人均补助480元；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场的，人均补助400元；到高寒地区的，每人增加40元冬装补助费；去省外边远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两次探亲路费，由安置地区报销。同时对下乡插队和城镇回乡生活不能自给的知青，人均一次性补助100元，未建房的补助200元。从1973年起，杭州市明确城镇知青在下乡的头一年口粮由国家统销供应，每人每月20公斤，食油按安置地城镇定量标准供应。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1978年12月，杭州市对凡只有两个子女的，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动员下乡对象；三个子女家庭动员一个，四个以上子女家庭动员两个，允许选留；多子女家庭已有两个子女上山下乡过的，其余子女不再动员；现役军人、大中专院校学生，在计算家庭子女人数时可以剔除；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照顾留城。同时，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提高到人均580元。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9年1月,杭州市贯彻“调整政策、缩小范围、广开门路、妥善解决”的方针，明确今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按照“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不再搞过去那样的上山下乡了。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大大加快了知青就业安置进度。

1979年起，杭州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对下乡的城镇知青，采取就地或回城镇安排工作；对支边插队的知青，进行“病退”、“困退”、“特照”等方式处理。其中对1972年前下乡的老知青，照顾招工优先安排就业。从1979年起，又对跨省、跨地区插队的未婚知青，采取“困退”方式回杭，对一户有三个子女支农支边的，在招工中以“三招一”办法安排回杭。1980年，工作重点主要是抓紧做好农婚知青的安置工作，使其有固定的收入，并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吃商品粮。大批上山下乡知青按政策回城安置就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1991年后，市政府开展了知青子女返杭落户就业工作，使绝大部分知青子女回杭落户就业。

据统计：1955年至1960年，杭州市共安排知青50，000余人。1961年至1963年，安置到本省各县的下乡、回乡人员50，000余人，主要对象是精简的农民工和职工家属及少量社会闲散劳动力。1964年至1966年下乡回乡的城镇知青20，000余人，插入农村人民公社的有8700余人，安置在国营农、林、渔、牧场的有9000余人。从1964年至1978年，杭州地区共有133，698名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去向方面，到杭州七县农村插队的有67，376人，到本省其它地区或回原籍插队的有10，907人，到本省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的有30，438人，到宁夏和黑龙江省支边插队的有8310人，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有16，6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