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湖会议的时代背景决议形成及历史意义

文/洪淳生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今年正好是西湖会议召开100周年。100年来，社会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我们回首往事，重新审视、研究西湖会议的有关事项，探究会议留下的谜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西湖会议》油画

 一、西湖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

西湖会议是指1922年8月29—30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就召开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呢？

首先，取决于共产国际组织创始人列宁的想法。列宁从无产阶级应当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思想出发，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列宁就热情赞扬他“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1912年，列宁读了孙中山《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文章后，写下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在列宁看来，孙中山代表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在亚洲却还有能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并称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列宁这一见解，成为列宁起草并为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础，也为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联盟孙中山开辟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开始单方谋求与孙中山的联络。1916年，列宁在伯尔尼与布尔什维克集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时曾提议，布尔什维克将来应和中国革命联合起来。1918年，列宁又向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打听，是否可以挑选革命人士去同孙中山接触。列宁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着共产国际。1920年4月，共产国际的使者魏金斯基到中国。在上海，魏氏除会见陈独秀外，主要会晤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第一次会见。孙中山谈话的中心是希望把他的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次谈话成了共产国际同孙中山探讨在中国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起点。

马林

其次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积极推动。1921年6月，共产国际改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来华。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晤，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这些建议正合孙中山心意，使孙中山很感兴趣。与孙中山的几次会晤，使马林感到，孙中山虽不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有联俄联共的思想。结合自己的这种认识，马林给苏俄驻华公使斐克斯提供了两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一份是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一份是建议苏俄政府派出使团前往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马林的汇报加速了共产国际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1922年1、2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彼得堡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联合起来。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王尽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询问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向他们直接提出“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

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可能独立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而国民党是个多阶级的松散联盟，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并使之左倾，促使他坚决反帝反封建，共产党也可以藉此联系广大群众，打破小组织的孤立局面。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数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再次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受到挫折，尤其是陈炯明背叛革命之后，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考虑革命的出路问题。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孙中山通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知道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不行的。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十分强大，资产阶级成员又很少。整个中国，只有大城市才有那么一点资本主义，广大的农村还是封建主义的天下。因此，他要想办法找出一条能够打败封建阶级的路子。共产主义理论能够团结广大的农民、工人等无产者，而无产者又是封建阶级最鲜明、最彻底的对立方，双方之间没有协调的余地，革命必然是最坚决的，联合无产者共同对抗封建主义，而且又能够获得苏联的援助。想要打倒军阀，但无奈自己手里没兵，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愿意帮助他。所以他只能求助于苏俄，作为条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使其成为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的政党。为了达成国共合作，孙中山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允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等等。

陈独秀

陈独秀在1922年9月20日写的《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谈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中国国民党何以成为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此事决非偶然；因为有两个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二、西湖会议形成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组织

西湖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解释与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主张国共两党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会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人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24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这样说过：“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很多同志是有疑虑，有自己看法的。后来完全是用组织纪律压下去的，才使得决议得以勉强通过。

张国焘《我的回忆》

当事人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到西湖会议：“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地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孙中山雕像

三、西湖会议的历史意义

在杭州召开的西湖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第二，共产国际第一次以上级对下级的姿态给中共下达了指令，与会的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并不赞同的情况下，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并加以贯彻。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的指令，不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不论是否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基本上都被中共所接受并尽力实施。国共合作也由此打破僵局，中国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形势。因此，西湖会议在中共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湖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有不少是学友或革命友人，例如陈独秀和张继私交颇深、意气相投，在开展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时自然会不谋而合。说明原有的交往与思想的合拍，为他们后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是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在距离西湖会议不到1年的时间内，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他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中共三大的决定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我们也必须公正地说，没有西湖会议，就没有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顺利的召开。

第四，今天我们再来研究西湖会议，对于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国共合作，或与更多党派联系合作，组成新的统一战线，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2年的杭州西湖

西湖会议因为年代跨度大，朝代更迭，人事零落，缺少资料，存在的疑问较多。如西湖会议究竟是开了1次，还是3次？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伊罗生在《中国季刊》第45期上发表了《与斯内夫利特（马林）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注：有的译为《马林赴华回忆》），认为西湖会议在1922年开过3次，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振亚则认为只开过1次。

西湖会议的具体地点是在旅社、宾馆中，还是在船上？如果在船上，那么是在里西湖，还是外西湖等，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期待更新的资料出现。

总之，西湖会议的研讨对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有益处，对提高杭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都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