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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浙大西迁中的天目山分校——纪念先生130周年诞辰

发布时间:2021-11-03 点击率:

作者: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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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竺可桢,清光绪十六年(189037日生于浙江绍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从民国25年(19364月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到19495月卸任,历时13年。这13年是浙大处境最艰难却也是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尤其是“文军长征”那段悲壮而又辉煌的历史。

民国26年(1937813日,淞沪会战爆发,杭州危如累卵。同年9月,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泪别杭州,踏上漫漫西迁路。这支后来被彭真委员长称为“文军长征”的队伍,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穿过战火硝烟,忍受饥饿、疾病和生离死别的大悲大苦,行程2600多千米,终于在民国29年(1940)抵达贵州。这段“长征”让浙大获得了7年宝贵的办学时光,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推出了一大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同时,浙大在西迁过程中,还保护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典籍《四库全书》,使其免遭兵燹……

浙大西迁,谱写了中国科教史和抗战史上的辉煌篇章——浙大也因此浴火重生,跻身成为当时全国四大名校之一,成为著名的“东方剑桥”!

而天目山荣幸之至,成为浙大西迁办学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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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竺可桢(中)和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在天目山禅源寺考察

 

一、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竺可桢在天目山设立分校,既不是一时起意,也不想仅做短暂停留,而是有着精心的筹划和准备。他对天目山本就熟悉,仅在民国25年(1936)中就曾三游天目山,对天目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民国26年(1937822日,鉴于战火逼近,学校总务沈鲁珍提议将天目山禅源寺作为学校避难地点。竺可桢在8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于当天上午“偕刚复、君理、亦秋、承圻至西天目”进行考察。经过此次考察,探明寺内“大致可容学生四五百人,教职工五六十人”,至于粮食方面“二年之粮可供三年之用”且“现有仓库六十处,存米二百四十万担”,这让竺可桢对迁校西天目的可行性有了较大的信心。

浙大选择在西天目山创立分校,应该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迫切需要寻找一处安全场所供学生学习。二是西天目山离杭州较近,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三是山脚的禅源寺有较多闲置房屋,周边环境清幽利于学习。竺可桢在《大学生之责任》一文中写道:“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地区有名的大丛林,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更是中国各地所少见。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四是有熟人做中间介绍。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仲翔及鲁珍与西天目山和尚妙空及无净接洽租屋事,至晚始定每月租金四百元,假定以一年为期,由双方签字,罗霞天为证人。”罗霞天,临安太阳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常委、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

据《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记载:“经请示,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于921日至26日,浙大一年级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从此,浙大师生开始走上了长达9年的救亡图存、铸造辉煌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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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部分浙大师生与竺可桢(前排左三)在遵义合影

 

二、浙大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们

民国26年(19379月这一个月,在竺可桢日记里有22天都记录了在西天目山的办学筹备、迁移相关事宜。“知已到一年级学生二百一十人”,“女生计有三十人”,“决定请承圻为驻天目山临时办事处主任”。在师资安排上,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97日,聘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朱庭祜,上海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考察西沙群岛地质资源第一人,曾参与新安江等大型电站建设。入学学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程开甲即是其中代表。程开甲19377月考取浙大物理系,为当年一年级新生,随校到天目山分校就读。

1024日,开学近一个月后,竺可桢再度前往天目山。学校除了“所吃菜蔬须自杭州,鱼虾、水果亦不出”外,大家“均对天目环境认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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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竺可桢铜像

 

三、浙大导师制在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最让竺可桢感到宽慰的是导师制的创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浙大在天目山分校创立导师制的目的,竺可桢在《大学生之责任》中做了详细阐述:“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可见竺校长对导师制和学校师生寄予了很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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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内的“竺可桢两问石

 

可惜天不遂人愿。民国26年(19371112日,上海沦陷,天目山岌岌可危。11月底,浙大将天目山分校师生陆续迁移至建德,天目山分校办学历史暂告段落,但浙大“求是创新”的精神在当地代代相传。2011年,为纪念浙江大学办学114周年,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天目山禅源寺内落成,对这段办学历史做了旁证。

 

(作者单位为杭州市临安区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 《杭州月志》总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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