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绍宋与杭州

余子安 余昊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号寒柯，浙江省龙游县人。清光绪九年（1883）十月初六生于浙江省衢州化龙巷。

越园先生1906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1910年回国，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辛亥革命后南归，就任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习。1912年秋北上赴京，任众议院秘书，旋任司法部佥事兼署参事，1914年任参事，1921年３月任司法部次长，同年12月辞次长职，任法律馆顾问、善后会议法制专门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6年３月再次任司法次长，不久金佛郎案起，去官以表抗议。1927年司法储才馆成立，任学长（即副馆长，馆长梁启超）。1913年至1928年间兼任北大、清华、师大教授，法大、美专教授及校长。1928年（时年46岁）辞去一切职务，南归定居杭州。从此结束宦游生涯，徜徉于湖山之间，以书画自娱、自给，过着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打破了他宁静的隐逸生活，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八年岁月。是年10月移居故乡龙游县沐尘村，旋又避居云和、永康等地。抗战期间曾被选为省参议员、副议长，又被任命为浙江通志馆馆长。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于10月回到杭州。1949年元月被公推为浙江省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6月30日因败血症在杭寓病逝，享年67岁。

越园先生去世后不久，其子余翼等将其所遗藏书、字画捐献给人民政府。逝世后第三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蒙冤30多年，直至1984年才得以平反。越园先生在方志学、书画理论、目录学、法学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当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书画家。

▲余绍宋

留学归来 任教杭州

1910年秋，余绍宋学成回国，赴京做了外务部主事。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了，原本就不满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余绍宋，收拾行李来到杭州，受聘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师（当时的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杭州城东的马坡巷，如今旧址已找不到了）。

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在该校先后任教的老师倒有不少知名人士，如陈叔通（敬第）、沈衡山（钧儒）、阮荀伯（性存）、许养颐（壬）、郁曼陀（华）、凌励琛（士钧）等人。曾在此校就读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学者，有目录学家周子美、篆刻家武钟临等。阮毅成先生在《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说：“旋三人（余绍宋、阮荀伯、许养颐）又共同发起创设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在杭州刀茅巷，自建新式校舍。先君（阮荀伯）任校长，许任教务主任，越老（余绍宋）任教员。清廷初不许私人讲授法政之学，经一再力争，始获核准。”事隔90年，如今谁也说不清刀茅巷这所私立法政学堂的旧址到底在什么方位。

1913年，余绍宋应邀赴北京，开始长达16年之久的宦海生涯。为官之余，他还兼了许多学校的课。余绍宋两次出任司法次长，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敬业精神，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无奈当时军阀纷争，政治黑暗，空有报国理想却很难有所作为。1926年3月，余绍宋因抗议段祺瑞执政卫队枪杀学生而辞官，碾转天津、上海，最后还是回到了杭州。

交游广泛 众望所归

1928年7月，余绍宋自天津来到杭州，在北山街原82号赁屋而居。屋居西湖北岸，南望孤山，东南则白堤在目，因此他时常可以和友人荡舟湖上优哉游哉，这和他在北京官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杭10年，余绍宋先生以书画自娱自给，十分悠闲，无拘无束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1930年，他完成《画法要录》二编；1932年，他完成《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1934年重修《龙游高阶余氏家谱》；1934年主编的《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创刊，共出版87期。著书立说之外，便是写字作画，当时他书画的润格较高，为他经营字画的有北京的荣宝斋、韵古斋等名店，在上海有朵云轩、九华堂等，在杭州则有西泠印社、浣花斋等。

余绍宋回杭后，只是读书、作画和著述，而许多北京的老友屡屡邀他出山，尤其是罗文干（钧任）几次相邀，他都不答应。其中一位叫陈哲侯的写信责问他。他回信说出他的心愿，拒不出任任何职务。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辱爱具见尊注，弟自审拙劣，实非今世所宜，故宁习苦以自韬晦。钧任出任法曹，力求振作，固甚可慰。然大局如此，秋曹安能独善？犹以十六年冬过沪与兄相见，曾谈及党治之效，想犹记及，今果如何？若秉钧者不亟求所以刷新政治之道，恐祸患之来有不堪设想者矣！现闻郁堂（朱献文）、励琛（凌士钧）将连袂出山，为法曹尽力，其效必有可观，仅可容弟偷闲自放，亦使人知尚有不慕荣利之人，未始不可为秋曹生气也。”

余绍宋来杭定居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起“东皋雅集”。因他久居北京，对杭州并不了解，经老友马叙伦的介绍，结识了杭州书画界的许多朋友，并在孙廑才家开了一个关于发起雅集活动的会议。余绍宋倡议成立书画雅集、聚集杭城书画高手，切磋书画艺术、交流所藏珍品。雅集活动地点是杭州城东的金衙庄浙江忠义祠和东皋别墅（明尚书金顺昌故居），均在东河之滨，故定名为“东皋雅集”。

“东皋雅集”发起后，社友不断增加，很快发展到30多人，杭城擅书画者几乎云集一堂，可谓人才济济。其时杭州的西泠印社成立已20余年，很多印社成员也都来参加“东皋雅集”活动。如叶为铭、丁辅之、高氏三兄弟、俞序文、陈伯衡、武曾保等人。作为一个纯艺术社团，“东皋雅集”之规模远不如西泠印社，但它活动频繁，每周一会，每月一餐会，社友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都会按时参加活动，气氛十分活跃。

雅集活动一般是在集社时社友各出所藏，展示给与会者观赏，观赏之余，或挥毫作书画，或聚首阔论。但凡入社者每次与会，必带自作书画一页，以四尺十开为标准，以便统一成册。成册后，分别由各社友收藏。10年下来，社友收藏的书画也十分丰富。集会时也允许非社员中喜爱书画者参观。日本领事米内山也曾多次介绍日本画家来杭参加活动。

时至1937年日寇侵华，社友云散，“东皋雅集”才被迫终止了活动。其前后持续了近10年，共集会460多次。在一般民间自发的艺术社团中，活动如此频繁、坚持如此之久者实属罕见。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东皋雅集”聚集省城书画高手，切磋技艺，观摩藏品，加深友谊，社友的书画技艺及鉴赏水平得以精进，并产生了一大批书画精品流传后世，对浙江书画艺术的推动意义可谓深远。1979年，仍在世的东皋社友徐行恭老先生时年八十有七，讲述当年集社情景时仍感怀万分，题《如梦令·怀东皋雅集》一首：“台榭亭泉竟爽，画帧诗囊飞响，裙屐漫相联，收得沧波珊网。凝想，凝想，云散风流人往。” 

定居杭州享天伦

1931年，余绍宋在菩提寺路和孝女路之间买了一块约一亩二分的地，请人建了一座二层、前后两进共六开间的小楼，南北为平屋，左右两廊种竹，正屋前则种松、梅，通道两侧密植书带草，空地上广种木本、草本花木。当年建成，楼虽不大，但十分典雅。主人为它取名为“寒柯堂”。原来此处是块空地，不久何柱国、宋延华等人也在此地建屋，才形成了一条里弄。当时，杭州市建设部门请他命名，此时正逢其母亲七十大寿，于是起名为“萱寿里”，此名字一直延用至今。如今寒柯堂虽然面目全非，但仍然藏在萱寿里这条小巷之中。

余绍宋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长子，是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和弟弟妹妹们抚养成人的，所以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早年在北京做官时，不论多忙，每年一定要回衢州省亲。现在他在杭州有了自己的房子，于是接母亲来杭州居住。母亲褚太夫人，字雪倌，祖籍山东，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后来随夫余延秋来到衢州定居，不久在化龙巷生下余绍宋。

1933年，余绍宋接母亲来杭居住，每天陪侍母亲身旁，同时不忘挥笔书画。他作画时母亲常在旁观看，这是他很难得到的天伦之乐。他画了一个春夏秋冬四景的长卷，高34.5厘米、长1521.9厘米，历时一个多月，母亲时时在旁观看。他一生在外奔波，这是十分难得的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把它取名为《归砚楼娱亲图卷》，北京和杭州诸书画界朋友30余人为此卷题名，马一浮为题引首曰《莱衣散彩》。

学者型的书画家

 余绍宋所撰的《书画书录解题》，全书共收录东汉至近代评论书画之书863种，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历史上有关书画论述的重要著作。该书以收录丰富、考证翔实、评论精辟而著称于世。以《四库全书总目》收书之富，艺术类书画之属，收书仅71种，存目52种。所以后人凡研究书画或编制书画类目录的，多以此书为重要依据。

1934年，《杭州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想借此机会创立一个副刊，来宣传国粹，于是来找余绍宋商量关于搜集、审订、编录等事宜。余绍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书画界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富收藏、精鉴赏、广交友，所以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是最恰当不过了。胡健中社长请他创办《金石书画》并委以主编。《金石书画》作为《东南日报》的特种副刊，每月出两期随报附送。于是有史以来浙江省第一份专门介绍金石书画的报刊诞生了。

《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自发行以来，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半月一期，共出了87期，前72期有合订本，八开三大册。1937年，因日军侵华被迫停刊。20世纪80年代，杭州古籍书店重新影印了《金石书画》合订本四大册。

余绍宋生前一直不愿意开个人画展和出版个人书画集。他认为一个人的书画风格再变，面貌再多，总有他的局限性，也是因人的个性决定的。只有集众人所长，开画展、出画册才显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他当时虽然名气很大，但所作书画仅为自娱自赏。很多人劝他去上海开画展，以此可以增加收入、提高知名度，他都拒绝了，以致他生前没有开过一次个人书画展览，也没有出版过个人书画集。1958年，老友陈叔通深恐他的作品被人遗忘，出资印了一册《黄宾虹、余越园、宣古愚书画合集》，每人选了20余幅作品，用珂罗版印刷，印量极少，如今已很难见到。

▲余绍宋画作（网络图片）

1929年，北京书画界征集时人书画作品，准备送往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地巡回展出。余绍宋也送上了两件作品，其中《秋晚》一幅，深受各界好评，得奖载誉归来。展读《晚秋》，秋高气爽，林树萧疏，有秋风扑面，神清气爽之感。寥寥数笔，秋林远岫，层次分明，不用设色而墨韵深沉。没有深厚功力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

《秋晚》展览后送还，某出版商借去印刷出版画册，后来一直放在家中。日军侵华，杭州沦陷，不久友人发现此画已流落至沪，购得后寄归。因此余绍宋在上面还专门写了一段题跋：“此画昔经送往莫斯科、柏林、纽约、东京展览，谬得佳兴誉，且有影本流播人间。廿六年（1937年）随杭州以沦陷，越三岁，友人从上海购得寄归。是亦可谓曾经沧海者矣，虽曰敝帚，聊复珍之。越园自记。”

余绍宋生前曾对人说：“吾书第一，竹次之。”其实他画的竹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能以写字的方法描写不同自然环境下竹的风韵，不论风、霜、雨、雪，各尽其态。所说的竹次之，是和他自己的相对比较而言。

古人说：“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必须先有法，才可能有个人的意。中国的楷书，在两晋和南北朝还是形成和进化阶段，到了隋唐已进入稳定时期，一切法度都已齐备。所以后人学楷书，必从唐代书家入门。余绍宋自幼从颜真卿书法入手，后来又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从他所遗留下的作品和日记中可以知道，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等人的书法，他几乎统统临习过。中年以前他也经常研习，凡著名的魏碑、魏墓志、魏造像也都有所涉猎。中年以后他对帖产生了兴趣，从此二王、赵子昂等人的风格也渗入了他的书法，于是形成了他自己兼蓄各家之长的书风，使他后来的书法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生前的书法作品很被人们重视，一生中所书碑刻、摩崖不下百种，而且遍布大江南北，可惜现今存世不多，我个人所见碑刻、摩崖拓片仅二三十种。现把他在杭州期间所书碑刻排列如下。

《蹇季常先生墓表》，1932年50岁时正书，林志钧撰文，石碑原在北京西直门外。

《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1932年50岁时行楷，马叙伦撰文，王褆篆额，石碑原在杭州西溪，后被砌入杭州蒋村一无名桥下，2004年被发现，并从桥墩下取出。据报载碑额至今仍下落不明。

《重修绍兴大禹陵碑》，1933年51岁时正书，章炳麟撰文，高丰篆额，石在绍兴大禹陵。

《张集遗赠菊种碑记》，1933年51岁时正书，程学銮撰文，石碑原在杭州孤山，今不知去向。

《鄞县大咸乡澹灾记》，1934年52岁时正书，沙文若（沙孟海）撰文，高丰篆额，石碑原在鄞县，今不知去向。

《重修杭州西湖岳忠武王庙碑》，1934年52岁时正书，王廷扬撰文，石碑在杭州岳庙。

重修方志成果斐然

1942年冬，浙江省政府委员阮毅成、许绍棣议定成立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并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余绍宋推荐叶左文、刘祝群、邵裴子、陈训慈、胡健中、查宽之等13人为委员。由于战时各种原因，一些委员未赴任。翌年８月１日，在征集史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通志馆，馆址设在云和县大坪村，余绍宋任馆长，孙延剑任总纂。

《浙江通志》自清雍正以后，200多年来，不曾续修或重修。虽然多次议修，但都没有成功。离此次修志最近的一次是民国初年，由喻长霖、沈曾植、朱祖谋、缪荃孙等人续修，诸人多系前清遗老，完全站在清代的立场搜集了一些资料，记事至清末为止，对民国的事，一字不提。许多与民国有关之事，也刻意隐讳，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仍沿用清时的称谓，称为“乱党”。民国政府出钱养了一批遗老，修志10年，只收集了一些资料，最后不了了之。资料分散在上海、嘉兴等地。

▲▲余绍宋《龙游县志》（摘自衢州档案网）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修撰一部省志，要比平日艰难得多，人力、物力都十分缺乏。从1943年到1949年，在他的领导和浙江通志馆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重修浙江通志》初稿完成了125册。到了1949年3月，时局动荡，财政不敷，余绍宋不得不向省政府提请停止馆务。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余绍宋病逝于杭寓。浙江通志馆被撤销，所有图书资料，连同初稿一并交由浙江图书馆保存。33年之后的1982年，浙江各市县掀起修志热潮，浙江图书馆根据初稿，誊清后光电刻印出版。

余绍宋一生完成两部地方志：《龙游县志》和《重修浙江通志》，因此为他在方志学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爱国爱家爱和平

1945年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候余绍宋正在云和大坪村浙江通志馆馆长任上，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万分激动，用杜甫诗韵口占一律：“夜半俄闻敌已降，起来颠倒着衣裳。惊疑醒作还乡梦，失措欢如中疾狂。何意忽能逢此日，从兹不必滞他乡。八年锋镝余生在，莫向崦嵫叹夕阳。”这时候他已63岁，还是想着“莫向崦嵫叹夕阳”，希望在晚年还能再干些事业，起码要完成《重修浙江通志》。在浙江省政府阮毅成先生的帮助下，他物色杭州北山街的梅庐作为浙江通志馆的办公地点。年底，通志馆即由云和大坪迁到了杭州梅庐。

这期间他虽然也参加过几次浙江省参议会、制宪国民大会等会议，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修志和书画上面。他在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确实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对中国书画语言的理解又有了新的提高。这都可以从这时期的作品的题跋上得到证实。余绍宋这时期的代表作有《烟江叠嶂图卷》《松壑流泉图轴》《青绿山水轴》《拟石田山水卷》和《雨竹》等；书法作品有《重修魁星阁碑记》《草书四屏》和《自书陈子昂诗册》等。

1949年1月，浙江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成立，余绍宋被公推为主任委员，竺可桢、吕公望、金润泉等人任常务委员。余绍宋以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共两党，全文是这样写的：“我们无党派的人看起来，大家既都以民意为重，都不忍生灵涂炭，便应立即握手言和。应主张的尽管主张，应让步的总要让步，坦白表示相忍为国，一切以民意为从，方是表现诚意，方能实现真正和平，得到民主自由的幸福。古语说得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便是真正的民主。古语又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便是真正的自由。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也有共产主义的精神，也合于近代民主自由之真理。我们无党派的人替一般无党派的老百姓说话，是真实不虚、无所偏倚的。至于我们浙江，三年来虽未作为战场，但当八年抗战之后，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又受战争影响，征调之繁，实已民不堪命。所以代表说这几句良心公道的话，希望和平早日实现。”

原信稿中还有句话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当时被划掉了，原文是这样的：“……可惜政府近年来措施大都违反民意，弄得民心丧尽，才闹到今日的局面。”可见余绍宋对国民党当时的祸国殃民的表现是非常不满的。

1949年初，国民党已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浙江通志馆已无法维持。３月８日余绍宋函请浙江省政府结束馆务。同年４月，浙江省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吕公望为主任委员，余绍宋、竺可桢等人为常务委员。此时的余绍宋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全身出现血点。４月初住进劳动路浙江病院医治，起初因拔牙出血不止，后来又患胃出血，虽经中西医会诊，仍无法治愈，最后诊断为败血症。4月下旬，长子余翼自衢州来杭省亲。6月30日下午，一代学者、书画家余绍宋在杭州萱寿里寓所与世长辞，享年67岁。

身后蒙冤终昭雪

余绍宋逝世后，浮厝杭州净慈寺，1952年葬于杭州龙驹坞。1950年3月，余翼、余献、余遂三兄弟将先父余绍宋先生所遗寒柯堂藏书1.6万余册，古书画、文物及自作书画千余件，悉数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谭震林主席签发了褒奖状，予以表扬。

1951年8月，龙游县军管会要用余绍宋遗产河西街房屋，得知他生前做过高官，就给他枉加一顶官僚反革命的帽子，没收了在龙游的一切财产，并通知杭州、衢州等地，没收了他在这两地的所有遗产，包括房屋、书画和文物等。从这一日起，余家子孙两代人就背上了难以洗刷的冤情。此后，余绍宋的一切都被人遗忘，谁也不敢宣传。曾看到以前出版的文史资料辑刊，偶尔也提到余绍宋，明明是当时他为民意说话的事，也要歪曲成坏事。他的遗著、书画作品也不再被人重视。

1984年经子孙无数次的申诉，并得到邓小平办公室的批示，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于当年9月，龙游县撤销了1951年12月的错误判决。

21世纪初，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等机关领导的关怀和主持下，组织人员编撰《浙江文化名人系列研究丛书》，共录有古今百位名人，余绍宋以方志学家、书画理论家入围。浙江文化名人系列电视片《余绍宋》于2005年2月26日播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从海派到现代大师丛书》，余绍宋也位列其中。从高官到书画大师，余绍宋颇具传奇性的一生，以及一代学者书画大师的风范，渐渐为人们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