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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发布时间:2021-11-03 点击率:

莫砺锋

 

无论政府的职能还是大学的学科,公共卫生这个名称都是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都是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image.png

《苏轼兴修水利图》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政绩卓著,例如在徐州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都是功在地方、泽及百姓的光辉事迹。东坡对不幸的百姓充满了同情,他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每逢灾年,百姓常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仔细盘查官仓,发现尚有几百石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他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弃婴,等到一年过去,收养者与婴儿已亲如骨肉,双方都不愿再分离,那些可怜的弃婴终于存活下来。

几年后,东坡流放黄州,听说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武汉)一带农村里的贫苦百姓经常溺杀初生的婴儿,女婴惨遭溺杀的更多,就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建议官府颁布赏罚之法来制止这种陋习。后来东坡发现黄州也有溺婴的陋习,便倡议发动众人捐款来救助那些可怜的婴儿,并不顾自己正陷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境,捐钱十贯。

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又如东坡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他还写信给广州知州王古,建议在广州设立病院以预防疾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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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东坡书院

 

不久东坡再贬儋州,又写信给友人程天侔索求药物,以救济当地百姓。他还特地书写柳宗元《牛赋》,以劝阻当地人得病后即请巫师来家杀牛祷神却不肯求医用药的陋习。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渡海北归,途中在虔州停留了两个多月,还常常携着药囊漫游市肆、寺观,遇到病人就随手施药,同时开具药方。

东坡一生爱好研究医药,他积极收集药方,并毫无保留地把那些秘方公之于众。后人把东坡所著的《医药杂说》编进《苏沈良方》广为流传,这正体现了东坡平生广搜良方的用意,那就是广济众生。

东坡有个同乡叫巢谷,是个文武双全的奇士。东坡流放黄州时,把避祸来黄的巢谷收留在家,还让二子跟他学习。巢谷有个得于民间的秘方,名叫“圣散子”,他对此方视若枕中秘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出于对东坡的崇敬,巢谷把此方传给东坡,东坡认为秘方必须广济众生才算物尽其用,于是不久便将此方传给名医庞安常,并由庞医生写进医书广为流传。

东坡自作《圣散子序》介绍此方之神效说:“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语也。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还说:“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总之,“圣散子”是一剂兼具治病与防疫两大功用的“广谱”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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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北宋元祐四年(1089),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他刚到任便面临着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东坡千方百计地筹措救灾,单是向朝廷所上的相关奏本即多达七道。东坡还与邻近各州的官员们商议对策,讨论救灾的书信往来不绝。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天灾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没有一人饿死。

但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北宋元祐五年(1090)春季,杭州便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招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了杭州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

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这个秘方的最大特点是只需用普通的廉价药材配制,每贴药只需花费一文钱,却能防治流行性疾病。东坡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捐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

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因为紫衣是僧官才有资格穿的衣服。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它的创始人就是胸怀仁心仁术的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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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行踪示意图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为民请命从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身为流人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来源: 《杭州月志》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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