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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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杭州市公安局
解放初期,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它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一、反革命势力猖狂反扑非镇压不可
杭州,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派及江浙财阀在浙江的统治中心,是“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的重要阵地和大本营,其反动社会基础强大,反动统治的根基深厚,各种反动党团、反动道会门,以及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地痞流氓充斥全市各个角落。解放后,杭州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回天重来”。一方面,不断派空军飞机对我杭州的重要目标狂轰滥炸,另一方面溃逃时留下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潜伏组织,以假自首的方式混入我内部钻入城市,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残余反革命分子气焰更为嚣张,他们猖狂地进行烧杀、抢劫,组织反革命暴动,破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破坏人民经济建设,妄图卷土重来。社会上杀人、抢劫、偷盗、扰乱秩序等案情多是国民党特务、残兵、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所为,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经历的主要阶段
针对严重形势,中共杭州市委对镇压反革命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一直抓得很紧。1949年5月23日,市军管会发出《关于解散反动组织,制止“国特”活动,搜交散遗枪、弹,严禁任何破坏活动的命令》,限令反革命组织即日解散,开展了反动党、团、特人员的登记集训工作和剿匪肃特斗争。1950年3月20日,杭州市军管会针对少数反动党派特务人员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发出《杭州市反动党团登记实施办法》责令他们停止反革命活动,向市军管会公安部登记悔过。7月28日,杭州市军管会根据中央精神再次发布《杭州市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申请登记实施办法》。8月12日,市军管会对少数拒绝登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进行一次集中打击。
在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下,杭州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革命斗争。杭州的反革命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0年10月10日至1951年10月)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10月30日和11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几个暂行规定》,提出了下步镇反工作的任务和措施。全市公安部门按照“双十指示”,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大张旗鼓的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使杭州市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全市展开镇反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市公安局从1951年1月2日起,全面了解社情,为镇反提供依据。特别是重点审查已登记的反动党团特人员,根据他们的罪恶,依法枪决了首恶分子108人,释放了90人,并再次逮捕了抗拒登记及假登记人员23人。是月起,遵照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人民司法机关迅速清理积案的指示,市公安局用2个多月时间清理积案314件,20人被判处死刑。1950年全年共清理积案573件,依法处以死刑116人。将那些首要的、十恶不赦的、甚至于在解放后宽大处理后仍嚣张为恶的反革命分子予以应有的制裁,其中12月10日,市人民政府在浙江大学于子三广场公审杀害于子三烈士的刽子手和匪特杨松山、杨继震、郦金华,并执行枪决,影响之大,沉重打击了开始抬头的反革命气焰。12月又举行了治安反特展览会,共11天,参观群众达8万人,使群众提高了警惕,表示拥护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市公安机关在镇反取得进展的同时,继续开展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克服太平麻痹思想。1950年11月,杭州市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的指示,开始确定管制工作。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杭州市的党政军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令,掀起了镇反运动全面高潮。3月14至16日,中共杭州市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确定了以镇反工作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为中心工作,党委统一领导,全党动员,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号召全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后制定了《杭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对全市的镇反运动做出了部署。4月25日,杭州市第一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29日,市人民政府与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更好地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起全市性的临时军事法庭及各区的临时军事法庭,公审反革命罪犯。还通过了市、区成立“镇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全市500人以上各工厂、学校及机关驻地居民区组织“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的决议。接着,召开工商界、宗教界、文教界、妇女界等座谈会,层层发动。同时,市公安局集中部分干部组成临时办公室,由局长亲自领导。市委由吴宪市长、省公安厅王芳副厅长、市公安局姚力局长分任正副指挥。
全市在组织落实的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镇反进入高潮。4月2日,杭州市委专门发出《解放以来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材料》揭露反革命罪行,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激起群众仇恨。杭州市委在全面发动群众和建立了组织以后,为了保证不错捕错杀,从审批措施上做出规定,规定一切拟逮捕名单材料必须由市委负责人分工负责最后审查批准,同时规定了逮捕时一律使用逮捕证。4月16日,市公安局对罪恶重大、有潜逃可能的267人集中管训。随后全市开始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群众。
4月18日起,市委组织了报告员分赴全市12个大厂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报告。20日,市公安局成立镇反临时办公室。24日,杭州市第一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一致要求人民政府迅速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继续大力贯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以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利益。4月25日,市军管会在人民镇压反革命公审控诉大会上宣判了中统、军统吴锦斌(杭州市党部委员,曾杀害我地下工作人员及革命青年56人)、鲁东周(匪“江南先谴纵队第一师”副师长)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23人死刑,分押刑场枪决。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市委认为重拳出击的时机到了。4月26日,市协商委员会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会议审查讨论了市公安局经过长时间的收集材料,群众检举,调查研究,对各种材料反复审查的14件反革命案件。在市委领导下,4月27日晚,全市开展集中行动,组织了党政军民的力量,出动公安民警1027人,省军区、省市机关、铁路公安、机场部队等10余个单位1622人,共2649人,平均以“二捕一”,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有计划有秩序的大规模搜捕。预定捕1177人,当晚捕获1123人。28日后,陆续捕获20人,共计逮捕1143人。那些有长期反革命血腥罪恶史,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纷纷落入人民法网。
4月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广场举行市临时军事法庭公审大会,公审郦国英、陈凤鸣、伍福生、余斌和臭名昭著的汉奸流氓、“烧毛党”头子邵春荣等罪大恶极的5名反革命分子,3万余群众冒雨参加,6万人收听电台的实况转播,大会根据法规和群众要求判处反革命分子郦国英等5人死刑。4月30日,各区临时军事法庭分别举行公审控诉大会,公审处决了黄占坤、钱和尚、殷荣根等反革命分子51人,共有11万群众参加大会。5月2日,各区又公审处决反革命分子162人,极大地震憾了反革命分子。5月11—12日,上城区新宫桥派出所等10余个派出所先后召开了第三次居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发动群众,代表们决心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分子。下城区首先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镇反为中心通过了区镇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名单,接着各区也相继召开。据统计全市出席和列席代表共3829名,控诉反革命分子52人。全市又一次大张旗鼓地掀起了普遍的宣传高潮,组织发动群众,表示了党和人民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心。
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从上到下、由大到小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控诉,到会11620人,召开控诉会458次,控诉反革命罪犯505人。此外,又召开大小控诉会1458次,使全市人民平均每人至少参加3次以上的会议,有数十万人观看了派出所举办的30余次反特小型展览和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二次全会等举办的2次会议展览;放映幻灯片16次,受教育群众31000人;《浙江日报》专门增发4期副刊,《杭州公安》报出版2期画刊,电台组织为期一周的广播。还利用多种宣传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全市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和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极大地激起了群众的仇恨,纷纷检举。全市共检举控诉案件13000余起人(次)。在强大的压力下,反革命动摇混乱、恐慌不安,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的有2500人,缴出枪支123支、弹药4249发、电台4.5台、军刀169把、电话机20部、军用望远镜9架、各种反动证件520件。
1951年5月初,杭州市委发出《市委关于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工作布置》,要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为五月份的中心工作,其基本环节为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和迅速精细清理案件。在安排了具体工作后,市委专门建立了镇压反革命宣传委员会以及清理案件委员会。
各界民主人士也被发动起来了。5月7日,杭州市的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150人,在工商联礼堂召开全体党员联席会议,分别报告检举反革命分子及经过。5月15日,杭州市抗美援朝分会、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郊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杭州市工委、杭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杭州市学生会、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杭州市文联筹备会、杭州市工商联筹备会、杭州市科技协会筹备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杭州分会筹备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杭州分会等社会团体联合发布《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指出必须广泛宣传检举反革命分子,检举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群众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具体行动。并提出了检举的手续和处理办法。
杭州市的镇反运动一直得到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关心和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杭州来调查指导杭州市的镇反运动,并作了重要指示。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省委书记谭震林所作的《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谭震林的报告是好的,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打破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毛主席还在这份报告上作了6条批示,他指出:“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我公安机关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对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反,毛主席批示“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6月20日,市委林枫书记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杭州市镇反运动的情况。
针对形势的发展,市委十分重视抓重点,特别是把握好贯彻党的政策。5月9日,市委对党政民机关中已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提出6条处理意见,同时指出:目前镇反工作重点在外层,但决不放弃对中层的注意,省委同意这一处理办法。(注:镇反工作时,“外层”指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清理混入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清理混入中共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与此同时,市委按照省委的布置加强了在工厂企业中的镇反工作。从5月上旬组织力量抓住浙江麻纺厂、浙江铁工厂、交通修车厂、自来水厂、杭江纱厂、电厂等6个国营大厂和第一纱厂、华丰纸厂等2个私营厂为重点试验,带动大中厂店集中全力开展运动。从6月中旬到7月底,9大厂在镇反运动高潮的基础上,转入了民主团结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5月12日,市公安局成立反动会道门及反革命分子财产没收委员会,负责对没收之敌人财产物资的审查、研究、清理、保管、上交等工作。5月13日起,全市7个区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及列席代表共3600余人,有37个派出所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近万人,并在工厂、学校中举行了小型控诉会及公审会,共控诉公审60余人。公诉和控诉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郊区农民欣喜若狂,有的村当天晚上就演戏庆祝,生产情绪高涨。群众镇反情绪高涨,对政策的认识和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仅7天时间,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1201人。居民们自动组织起来投入治安保卫工作,组织巡逻,建立了户口查问小组,相互督促,使反革命无躲藏之地。各界纷纷订出爱国公约、增产节约计划,爱国捐献运动得到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工作出现崭新景象。
但少数反革命分子仍垂死挣扎,他们破坏生产、杀伤我公职人员、纵火放毒、恐吓威胁散布谣言。为了给猖狂的反革命分子以迎头痛击,正确引导群众,确保镇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市委及时做出了布置,责成公安部门和工厂党委对反革命分子的报复行动追查破案,及时坚决严厉地予以镇压,并且实地调查,将反革命分子的报复活动通报全党。5月30日,市委发出《关于如何掌握控诉会防止扩大打击面的通知》,规定控诉会要经部门党委、区委和公安分局长批准,打击不能扩大到落后分子及生活作风思想观点,召开控诉会要有准备以免流于形式。
管制工作极为重要,为使管制工作有章可循,1951年6月14日,市公安局颁发了《关于管制反革命分子办法》。6月下旬,市公安局在保佑坊、羊坝头等居民区进行管制工作试点后,全市推开,至1951年7月15日,全市有38个派出所,包括56个居民区、21个行政村,共管制反革命分子227人。7月23日,市军管会发出公告,颁发《杭州市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11条。按照10月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管制工作指示》精神,到1951年底,全市公开管制反革命分子44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67‰。大多数管制分子投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
1951年5月10日,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贯彻中央谨慎收缩的方针。31日至6月4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市区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会上,王芳副厅长传达罗瑞卿部长讲话指出,“杭州七个月来镇反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正确的”,“杭州是比较好的”并指出“杭州杀人差不多了”。会议决定,全市镇反运动从6月份起,贯彻“三公”会议规定的继续搞好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和工作路线,把“大胆放手”逐步进入“适当收缩”的阶段。
1951年7月14日,市军管会将741名罪犯分别进行宣判,判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捕杀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张秋人等4人的军统特务王纳言等11人死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人,判处无期徒刑4人,判处有期徒刑675人。8月7日开始,全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开展清查暗藏在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即“清理中层”)活动,以整风的方式,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办法,按照学习文件、坦白检举、填表登记、审查处理等四个阶段,让有问题的人以真诚老实的态度,交代历史、坦白问题。8月21日~9月15日陆续进入坦白阶段,坦白出问题的2486人,其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250人,一般政治问题的1236人,有其他问题的962人,嫌疑分子38人。掌握材料尚未坦白的76人。由于政策策略的正确、方法方式恰当,以及态度谨慎而严肃,使清查工作稳妥而有成效地进行。
1951年8月18日,市公安局党组成立统一行动委员会,再次组织镇反统一行动。9月20日晚,根据群众检举,经查证和上级批准,全市逮捕反革命分子127人。
至1951年10月,全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共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类敌人3409人,逮捕3063人,经群众检举、要求,未经逮捕而宣布管制的346人。
(二)第二阶段(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
1951年9月,公安部决定自11月1日起,全国开展第二阶段镇反工作。11月9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第二次行政会议,部署全省第二阶段镇反工作。28日,市公安局召开会议,贯彻“四公会议”和上级指示精神,以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为中心,部署冬防时期工作任务。随即,全市公安机关进行社情调查。1952年1月,市公安局对镇反第二阶段以来执行政策情况进行检查,有重点地对判五年以下案件进行逐个审查、分类清理,以利镇反第二阶段开展。
1952年5月15日,根据中央提出的“镇反清理中层、整顿队伍、纯洁内部”的要求,杭州市成立清理中层审判处理委员会,由市公安局、市政府人事处、市文教局、市人民检察署、市委组织部和中共杭县委员会6名代表组成,由市政府人事处保卫科和市公安局保卫科负责具体工作。各局、院、处、署、会分别成立审判清理小组,杭县单独成立中心小组。在1951年8月清理工作的基础上,对混入我内部的五类敌人和政治上不纯分子进行清理。5月25日,市审判处理委员会制定《关于处理“清理中层人员”的方案》,规定处理的基本要求和方针:必须慎重,根据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重证据而不重口供,通过学习镇反政策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提高认识。运用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并按其罪恶大小、坦白彻底程度、有无立功表现、是否有改造前途、有无生活出路及技术条件等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予以判刑劳改、遣散回籍或继续留用。做到不使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不冤枉一个好人,严格控制判刑数,务求打得稳、准、狠。8月1日,全市各机关、党委部门、人民团体、学校、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全面开展,整个运动按照各个系统,结合中心任务及群众运动进行。工厂企业也有计划地结合社会镇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贯彻“清理中层”精神。方法上是依靠党、团支部及行政力量,自下而上收集材料,自上而下地审查材料,并通过各方调查及其自己坦白进行核实,根据上级指示与方针原则处理,达到改造教育和彻底纯洁内部的目的,达到了纯洁组织,加强团结,划清敌我界线,巩固统一战线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1952年8月25日,市委指示清理中层必须严肃、谨慎,掌握政策,市公安局集中181人进行短期集训,进行政策教育,动员交代问题。同时在群众中动员,进行政策教育,征求意见反映,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以教育群众和发现隐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全市参加清理中层的共有66062人,暴露有复杂问题的4079人,处理了1529人,占复杂分子总数的37.3%。1953年3月清理工作结束。
1952年6月13日,市政府加速清理积压的反革命财产案件及“五反”中查出的敌伪财产,决定改组原“反革命财产清理委员会”,按照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的财产的规定》继续做好清理积案的工作。在全市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某些残余反革命分子利用“三反”、“五反”和农村较薄弱地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甚至秘密集会,发展反动组织,煽动民兵和落后群众持枪打我乡政府,妄图复辟等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为了保卫农村农业增产增收,巩固农村治安,7月6日,杭州市委提出7、8月份在农村继续开展镇压反革命,坚决贯彻肃清反革命分子残余势力的方针,指示各级党委应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材料真实、掌握政策、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应该杀的必须杀,该捕未捕的坚决捕,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对镇反运动的深度要慎重严密分析,确定打击的重点地区,配备力量,采取不同方法提出不同要求,8月底前彻底完成。同时,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纠正某些乡村干部、民兵组织不纯的严重现象。7月2日,市公安局发出《关于复杂分子排队工作的通报》。各公安分局参照下城公安分局对辖区内复杂分子进行排队的经验,将复杂分子以其解放前后的罪恶活动为主,身份职务和离职早晚为辅,排队分类,制卡存档。
1952年7月19日,市公安局发出《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中潮任务和杭市开放计划的报告》。26日,杭州市委提出关于继续镇压反革命与杭州“开放”的计划。指出“开放杭州”就是要结合镇压反革命中潮工作“打扫房子”,在彻底肃清五类敌人的基础上,严密控制复杂危险分子,改造反革命分子的社会基础游民阶层,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以保证杭州的绝对安全。
但是,从1951年12月17日开始的“三反五反”、开放杭市和8月清理“中层”等运动以来,公安部门差不多全部力量投入了运动,治安相对有所放松,群众参加运动而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防范也较松懈。运动中清理出来的贪污犯、盗窃犯有的与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社会上出现的自杀案增多和春荒断炊而引起的部分混乱,反革命分子乘机大肆活动,他们秘密集会,造谣污蔑,破坏运动,挑拨离间,扰乱人心,破坏生产,“三反”期间的反动标语比镇反高潮时为多,各区、工厂、公司、学校等单位的墙上、汽车上、厕所里、人民币上均有发现。还在中城区、杭县、临平等地查获枪支89支、子弹两千余发,有的全新可用
为了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决不给他们有喘息可趁之机,将杭州市镇反不彻底的地区及不彻底的方面的五类敌人彻底肃清,全市结合清理积案、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继续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中潮运动。1952年7月28日晚,全市组织中潮镇反第一次行动。浙江军区、革大浙江分校、省监警大队、铁路公安处、省市公安部队和市委、市府各局派员参战,共出动1928人,逮捕罪犯843人,无一人漏网。次日,全市紧接着对广大市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派出所为单位,开好居民代表、反革命分子家属两个会,揭露已捕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并讲明政策,促其家属站稳立场、大胆检举。提醒群众提高警惕,坚决镇压危害人民利益的罪犯。到会居民代表计11883人,反革命家属727人。这两个会议的召开争取了主动,对群众来说是启发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大胆揭发和检举,为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9月8日晚,全市组织第二次行动,58个单位1909人参战,统一领导,分区负责,预定的658人全部落网。行动后,及时开了居民代表会议和对反革命分子家属的教育,阐明政策,群众盛赞人民政府决心大,表示坚决拥护。
第二阶段镇反经二次集中行动,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23人,其中反动党团骨干占9.2%、特务占24.6%、土匪占25.0%、恶霸占10.3%、反动道会门头子占4%、其他反动军政人员占26.9%。接着进行“打扫战场”工作,整理新发现的已够捕的五类敌人材料,审核批捕,至10月告一段落。期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758人,其中土匪386名、恶霸157名、特务380名反动党团骨干140名、反动道会门头子61名、其他发动军政人员636名。,9至11月,全市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对镇反运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认为通过镇反中潮运动的捕、杀、管,全市打击五类敌人前进了一大步,较之基本上彻底了。
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大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落网,为了改造他们,除了罪不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以外,将其大多数投入劳动改造或交群众公开管制,9月29日,市军管会宣布执行7月中央公安部《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原1951年7月23日的《杭州市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废止。到10月18日,全市管制反革命分子398人,占全市人口的0.072%。
(三)第三阶段(1952年11月至1953年10月)
1952年10月12日至18日,公安部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确定镇反运动第三阶段的任务是,要坚持不懈地将一切不彻底的地区和不彻底的方面所躲藏的反革命分子搞彻底,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结束镇反运动。杭州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杭州的实际,第三阶段的镇反斗争以继续取缔反动会道门、开展水上镇反运动、搜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重点。1952年11月,市公安局布置水上镇反工作。12月24日,市委批复政法党组《关于今冬明春镇压反革命计划》,指出:水上镇反运动是第三阶段镇反的重要内容之一,水上镇反必须结合水上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中完成。1953年1月17日,杭州市船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成立。2至6月,先后集中干部164人,组成工作队,经试点分三批全面展开。经发动教育、控诉斗争、组织建设3个阶段,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20人,发现各类复杂分子1176人,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以沉重打击。在运动中建立了治保组织,发展治保人员271名。水上镇反运动的胜利开展,为发展水上运输,保卫船民生产创造了条件。
管制是镇反运动的重要方面,关系到运动成果的巩固和镇反的经常性问题。杭州市在建立对反革命的管制以后,运动后期十分重视加强和完善管制工作。1953年8月20日,市公安局在典型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配合三期“镇反”和全市普选,在全市开展整顿管制工作。采取了行政管制和群众教育相结合,政治管制、思想教育和监督劳动相结合,配合有关部门,多方设法为管制反革命分子安排工作,采取思想教育、管制制度和措施的落实,促使大多数管制分子老实守法、积极劳动得到改造和不同程度的转变。
1953年8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转发省公安厅《关于镇压反革命彻底地区的判定标准、批准手续和报告内容的规定》。9月,第三阶段镇反工作基本结束,这一阶段共打击残余反革命分子1319人。29日起,全市进入镇反判定工作。镇反判定就是摸清镇反情况,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镇反成果,籍此教育干部群众,结束运动。镇反判定工作分社会、中层进行,分别由各公安分局(公安科)和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负责。通过“镇反判定”验收,除了星星点点地区和未经民主改革的摊贩业,全市镇反结论是彻底与基本彻底,至1953年10月底全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宣告结束,转向经常性的斗争。
三、镇反运动的评价:
杭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而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压在人民头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一次对敌斗争的极其重大的胜利。运动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做到了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通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妄图在杭州复辟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彻底粉碎了他们企图复辟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划清了敌我界线,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翻了身,加强全市人民的团结,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保障全市经济恢复发展和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镇反运动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如坚持党的高度统一领导是取得镇反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明确打击方向,坚持抓住主要的敌人;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步骤;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主要敌人。
尽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度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表现在贯彻执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中,在若干环节上表现有左右摇摆的现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由于革命胜利后产生的骄傲轻敌情绪;由于对镇压反革命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领会不全面,因而发生“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到1951年镇反高潮时,在捕人的问题上,发生了粗糙草率、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偏向。但是镇反运动基本肃清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显著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锻炼了干部,锻炼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加强了公安队伍建设,落实了群众防范群众治安保卫;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执笔 朱天相 责任编辑 王琼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