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杭州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杭州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共青团杭州市委员会

一、解放后初期，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原中共杭州市委（地下）青年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组织全市青年运动各项工作。5月5日建立“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5月17日，经新建立的中共杭州市委批准，建立新的中共杭州市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市青委），并兼行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杭州市工作委员会的职权，书记由市委委员周力行担任。5月25日，建立市青委机关，办公地点迁至孝女路2号。先设立组织部（下设党工科、负责管理大、中学校中党的工作），宣传部（下设宣教科），继又陆续设立秘书科、学生部、青工部等，全面开展团和青年工作。6月8日，市青委召开首次团员会议，到22单位89名团员（老区来的），按生产（工作）单位建成2个团支部3个团小组。6月17日，成立了“杭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6月29日和7月初，分别召开两次机关青年会，每次数百人，学习团章和团的纲领等，宣传建团。工厂建团由市总工会、省实业厅党组织及团市工委青工小组分头进行。为培养建团骨干，市青委并于6月30日到8月底，举办杭州青年干部学校，吸收学校地下党员、新民主青年社成员及积极分子、小学教师积极分子千余人参加学习培训。

7月初和中旬，华东局青委又先后调费瑛同志、乔石同志来市青委工作。7月22日，青年团杭州青干校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有规模地分批发展团员，以学员中的党员参加团组织组成各中队（班部）团支部开展工作。青干校除中途抽调参加下乡工作队、脱产工作、到中央团校等学习外，结业学员760人中有519人已入团成为省市青年工作和建团的骨干力量。全市建团工作迅速发展，至8月28日，全市团员增至1264人，建立团工委3个（青干校、浙干校一、二部），团支部26个。

9月，市青委机关干部在青干校结束回机关后，周力行、黄逸宾同志主要转向省青委、省团工委工作，市团工委干部得到充实和调整。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方晓同志到职；青工部长周峰，宣传部长乔石，学生部长费瑛。9月3日，团市工委建立团学校工作委员会，与学生部合署办公，部长费瑛。9月初，杭州市团工委学校部派干部到高银巷小学试建儿童团。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建立，团中央公布建队决议后，团市工委抽调干部在四所小学试点，首批发展少年儿童队队员153人。10月底，全市有工厂团支部13个，团员325人。

在省、市青委和省、市团工委机构分离后，团市工委根据团员大量发展和工作迅速开展的需要，逐步加强了直属团组织系统的组建。11月初，提出城市团建以青工为重点的要求，并立即建立团杭州市工厂工作委员会筹措施。11月1日，团杭州市工厂工作委员会成立，孙文成、陆鑫康为正副书记。至11月24日，建立的团市工委直属团组织系统的有：青年团工厂工作委员会、学校工作委员会、杭县工作委员会、浙江干校工作委员会、省府机关工作委员会、市府机关工作委员会、公安局总支、小教总支、党委机关各支部（原有青干校团工委因青干校结束而撤销）。至1949年底，团员4633人。1949年，团组织与团员在生产、生产评比立功运动、民主检查及配合工会掌握劳资两利政策，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协助工会举办技术、政治文化学习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50年3月28日，市委决定、省组同意，以周峰同志任市青委副书记，乔石、许良英、陆鑫康三同志为委员。4月初，将省府、省委机关、浙江干校的团组织关系转交团省工委。同月为适应工作发展需要，团市工委决定撤销学校、工厂两个团工委。6月建立团小学工委。11月，为加强领导，对团的基层组织形式作了调整，在团市工委下面，工厂企业和学校分别建立了纺织、市政、搬运、店员、机印文（机器、印刷、新闻、文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等8个工委，另有小教工委、浙大工委；机关方面成立团市府机关工委（领导市公安局团工委及其他各局团总支）、市委机关总支。全市共计相当县级团工委1个，相当区级团工委11个，直属总支26个，支部193个。1950年底，团员5288人。

1951年2月，由省委批准，周峰任团杭州市工委书记、乔石任副书记。1951年底，团员6177人。

1952年5月、6月间，团市工委在市属各城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建立区团工委，并经市委组织部同意任命各区团工委领导人员。同年8月又建立团艮山区工委、团西湖区工委、团笕桥区工委，并任命各区团工委领导人员。6月5日，经团省工委研究并已得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同意，决定提任乔石同志为团杭州市工委书记；原青工部副部长陆鑫康提任团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市青委和省、市团工委机构分离。8月11日至15日，团市工委举行扩大干部会议，讨论确定将领导工作重心转向工业生产，并确定调整组织形式，撤销原有的产业团工委，成立团公营、公私合营工厂工作委员会、私营工厂工委、建筑搬运工作工委和企业工委等4个团工委，并报市委同意任命了各该团工委领导成员。1952年底团员12692人。

二、解放后初期，杭州市青委和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主要工作情况

市青委、市共青团组织在军管会和中共杭州市委领导下，努力做好迎接解放、配合军管、开展宣传、学习，拥护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稳定社会和经济秩序等各项工作。1949年5月4日晚组织5000人（主要是学生、部分工人、教师等以及受邀的解放军指战员代表）“纪念‘五四’迎接解放”大会；发动暑假留校3000余大中学生参加全市七一至七七纪念党的生日和抗战12周年宣传周和10万军民7月6日晚盛大游行活动；庆“八一”慰问劳军活动；4000学生参加庆祝十·一新中国诞生宣传活动；11300余师生10月3日参加庆祝集会及10万人大游行，拥护党、政、军，稳定社会秩序。输送干部、配合接管；动员学生和其他青年参军参干。除抽调学校地下党员、新民主青年社成员外，浙江大学于5月13日抽调128人，第二批数十人（5月19日）参加工厂、企业等接管工作；5月底，有包括浙大400人、之江大学100余的大中学校学生共3000人参加浙江干部学校学习；6月初华东军政大学吸收大中学生和其他青年5000余人参加学习。

6月13日至16日，配合军管会打击银元投机斗争，通过市学联（筹）组织43校4000余学生分组参加由各区党委统一指挥的工作队工作，在热闹市区、银贩集中的地点开展宣传活动，迅速取得取缔银元投机、稳定金融市场的成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锻炼了青年学生。

7月14日，杭州青干校学员100人（其中1人因年龄过小被劝留下）参加省委抽调解放军、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组成的农村工作团，到杭县（今余杭）农村进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等工作。

1950年1月—4月，全市44所大中学校有30余所开展了工读运动，参加工读的学生有7000余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8%。还有380多位教师参加。工读方式有：1000多人参加承包铁路侯潮门、南星桥土方工程和碎石工程；各校分散进行农垦、养殖；手工业的缝麻袋、织布、制粉笔、墨水、肥皂，糊火柴盒等80余种。开展工读运动，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它帮助部分学生支付学费，减少了失学人数。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懂得了创造财富的艰辛，用汗水洗刷了旧思想，培养了新品德，并学到了许多来自实践的有用知识和技能，还有助于健康和学习。

团结和带领广大团员和青年，以昂扬的政治热情，热烈响应、积极参加党和政府号召的各项工作和运动，站在斗争的前列。站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前列。抗美援朝之初，团市工委与市学联于1950年11月4日召集全市团和学生会干部2000多人上团课听取省教育厅长刘丹和市委宣传部付部长顾春林作形势报告，进行学习。然后协助党和人民政府，对青年进行了广泛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团市工委还组织了5次讨论会，邀请本市各厂矿的先进青年参加讨论。市学联（筹）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了“杭州市学生临时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议》。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就掀起了学习热潮，普遍组织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有的还自觉地清除残存的恐美、祟美、亲美思想，树立起蔑视、卑视、仇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观点，激发起更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以实际的增加生产、搞好学习和工作支援志愿军。青年们还按基层单位组织上街宣传和游行示威，短短几天，参加宣传、游行的青年学生就达86600多人次。还相继开展了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反对缔结对日和约宣言的签名活动等。据不完全统计，杭州约有70%以上的青年工人、学生、机关各界青年参加了签名。

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广大团员、青年，纷纷向组织写申请、表决心，有的还写了血书，提出奔赴前线杀敌的要求，表示“为了和平，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放下榔头，拿起武器”，“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全市有十数万人报名志愿参军参战，抗美援朝。先后被批准入朝的有铁路员工3355人、汽车驾驶员500多人，医务人员699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他们与祖国各地优秀儿女汇合一起，奔赴朝鲜战场，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抗美援朝中献身的杭州（含7个县市）籍志愿军指战员就有600余人，火车司机、司炉10余人，汽车驾驶员数人，共620余人。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市郊区团组织把发动青年参加翻天覆地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改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培训了团干部,在青年中广泛宣传土改政策，并通过回忆诉苦，讨论谁养活谁等办法，使青年们提高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明白农民的穷根是封建土地制度等形成的基本道理。提高了觉悟的青年农民，迫切要求共产党领导他们翻身做主，并带头参加农民协会，串联苦主，调查材料，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时说服家长不争多争好，还积极参加民兵，监视地主，保卫胜利果实。团市委组织城市中的500多名青年工人和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分赴市郊及省内一些地区农村参加土改运动。浙大文学院等学校师生,，曾奔赴皖北五河县等处参加土改工作。                                          

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全市各界广大青年和学生也参加收听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播，学习有关文件外,组织观看《不拿枪的敌人》等戏剧,电影,组织讨论会,控诉会,揭露美帝,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分子互相呼应,妄图破坏和颠覆新中国的种种罪行。旧恨新仇,使青年们提高了认识,明确镇反运动的意义和政策,提高敌情观念,克服麻痹情绪和温情思想,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运动,展开宣传攻势,组织纠察护队护厂,护店,护校。有的检举或协助政府搜捕反革命分子。还有些青少年站稳革命立场,大义灭亲,主动检举自己的反革命亲属,在群众中传为佳话,受到赞扬。如浙江铁工厂青年团员王宏景,当他那当过伪保长,还乡团中队长的叔父从家乡潜逃到他家妄图逃避运动时,立即向厂保卫科作了检举,经核查后使这个反革命分子受到应有惩处。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团市工委召开了全市团员代表会议，330位正式代表和83位列席、邀请代表听取了市委宣传部长顾春林作《为在全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注意运动而斗争》的报告，团市工委副书记乔石《发挥青年团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报告。1月中旬，全市青年店员代表又参加了店员工会召开的代表会议等。一系列的 宣传动员、培训骨干、发动群众工作，使广大团员和青年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培养爱护公共财产、廉洁、朴素的新道德。工厂、商店的青年工人、店员，站在斗争第一线与老工人、职员一起，揭发资本家的问题，参加查账、评审守法情况、坚持生产等工作，日夜奋战，废寝忘食，做出了很大贡献。学校中出身于工商界家庭的团员和青年，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动员教育下，也义不容辞地起来参加斗争。单是学校团工委在开初的10天内，就收到他们的检举信102起，被检举的不法商人和贪污分子131人。其中，子女检举父亲26人；弟妹检举兄姐10人；外甥检举娘舅5人，其他87人。检举金额最高的有达1亿元以上的。运动中还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壮大了团的队伍，为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私营厂店就涌现了青年积极分子7400多人。4月28日，团市工委举行360名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到6月16日，吸收新团员达1354人。另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8月份，从基层选拔团员441人输送到党、政、工、团等方面脱产当干部的，其中团支委以上259人，团员182人。在当时的1368名团支部以上基层团干中，有889人是运动后新提拔的，占65%，而在工厂、商店的团组织中的新干部比重更高达74.4%。

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发展状况

（一）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快速发展

1953年1月14日至19日，青年团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代表460名，列席代表109人，代表全市12692名团员，另有青年代表37人、少儿代表29人参加大会。大会总结杭州市建团3年多来的工作，贯彻中共杭州市委“关于1953年主要工作任务的决定”和团中央一届三次全会“号召全国青年必须积极地参加祖国的建设，站在祖国建设的前列”的决议精神，明确认识当前形势与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更大地发挥青年团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团杭州市委员会，由周芝山、陆鑫康等13人组成，周芝山、陆鑫康、何金亮、孙霆、于锡兰、陈炳亮6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周芝山为书记，陆鑫康为副书记。（另有1953年1月27日市委组织部批准胡景瑊、周芝山、陆鑫康、牟建平、余萍、于锡兰）6人为市青委委员，胡景瑊为书记，周芝山为副书记。1953年9月7日，市委决定同意何金亮、陈临轩、孙霆三同志为市青委委员；免去余萍市青委委员职务。1953年12月21日市委决定增加余梯青为市青委委员）。1953年11月增补张殿臣任团市委副书记；1954年1月，增补陈临轩为团市委副书记。

1954年3月11日至15日，青年团杭州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正式代表250人，列席55人，代表团员15900余名。大会贯彻中共杭州市第五、第六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全市团员和广大青年中深入开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贯彻传达全国第二次团代大会精神，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明确如何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为完成1954年党的任务而奋发地生产、工作和学习。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团市委，委员周芝山、张殿臣、陈临轩、何金亮等21人。常委会由周芝山、张殿臣、陈临轩、何金亮、孙霆、郭竹林、于锡兰、陈炳亮、余梯青等九人组成。周芝山为书记，张殿臣、陈临轩为副书记。

1955年4月5日至10日，青年团杭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正式代表300人，列席代表50人。大会贯彻中共杭州市委于1955年3月26日发出的关于“从四月份起用3个月时间，以工厂、企业、学校和机关的青年为重点，集中地进行一次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运动”的通知，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团杭州市委员会，常委会由周芝山、张殿臣、何金亮，于锡兰、余梯青、陈炳亮、沈华航、谢玉泉、沈顺新等九人组成，书记周芝山、副书记张殿臣、何金亮。（1956年3月22日，市委组织部批示决定张殿臣同志参加市青委为委员；1956年5月25日，市委决定：谭秀娥、施秀珍、任茂堂、沈华航四同志参加市青委为委员。）

1956年9月19日至24日，青年团杭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517人，代表团员约3.6万人。大会要求，调动全市青年的力量，充分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完成与提前完成本市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大会选举产生周芝山等31人为团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吴式兰等5人为候补委员。由于锡兰、任茂堂、何金亮、余梯青、周芝山、陆苏、倪锡璋、张殿臣、谭秀娥等九人组成常委会；周芝山为书记，何金亮、陆苏、张殿臣为副书记。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主要工作情况

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杭州市各级团组织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青年教育工作，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等。在组织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中，着重从正面教育入手，鼓励团员青年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大力开展学习大搞技术革新，在1953年一年完成四年多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的先进事迹；总结本市各条战线上涌现的先进人物，树立活动的榜样，并且多次召开青年先进生产者会议、生产积极分子（活动分子）会议等，相互交流经验，用具体事例鼓舞青年以革新、首创精神从事生产、工作。1954年3月，团市委发出通知号召青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自己的新创造、新进步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五四”。4月25日，召开了全市青年先进生产（工作）者、活动分子大会，有1520名各条战线的青年先进生产（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参加大会。市青年劳模周要根生（浙江铁工厂）、俞凤英（杭州第一线厂）等在会上介绍先进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全年仅市区团委就组织了37次先进人物报告会，17次经验交流会。团员、青年带头响应积极拥护增产节约运动，带头表态、开展宣传；以身作则，在完成当前生产任务中起带头模范作用。1955年1月初，团市委与市工会联合会联合召开全市工业青年生产积极分子会议，180名代表中有市级以上劳模16人，先进生产者37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团市委书记周芝山作的《学习技术、掌握技术，发挥青年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5年国家计划，支援解放台湾而斗争》的报告。表扬了31名青年先进人物和电厂团总支、铁工厂团总支、炼油厂团委、杭江纱厂拖纱车间丙班团小组等4个青年集体。会议发出《给全市青年职工的信》，倡议“全市青年职工团结一起，积极投入增产节约劳动竞赛。”2月份又召开广播大会，广泛宣传、深入贯彻会议精神。我市各级团组织切实做好培养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工作，广泛宣传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给青年职工在生产上、思想上树立榜样，掀起一个向先进人物学习的热潮，进一步吸引青年职工参加增产节约劳动竞赛。1955年4月至6月间，在中共杭州市委统一领导下的“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一次具有强大声势、广泛而又深入、影响较深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运动。3月11日，《浙江日报》发表《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论。3月26日，中共杭州市委发出：“从四月份起用三个月时间，以工厂、企业、学校和机关的青年为重点，集中地进行一次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文件，并在市委领导下，专门成立办公室，由胡景瑊、周芝山、邱强等同志负责。4月5日，市第三次团代大会举行，以此为大会主题，并听取市委宣传部长胡景瑊作《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专题报告。大会还做出《关于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决议》。四月初即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试点。五四前后，组织青年和战斗英雄会见、报告会70场次，6.5万人次听报告。5月中旬，在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基础上，开始向团员、青年进行集中的、系统的团课教育，总结检查工作；建立一定制度，使教育转入经常化；转入结合生产劳动、机关工作和文化知识学习，向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学习，向他们的革新精神学习。

结合生产工作实际，创建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等多种形式的青年特色组织。1954年9月10日，杭州市第一支青年生产突击队在杭州市建筑工程公司铁佛寺工地05工段成立的。全队46人，其中团员21人。青年突击队员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改进劳动组织和操作技术，带头突破定额、提高工效，全面超额完成了任务。到1955年10月底，全市青年突击队发展到83个。突击队在突破定额，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提前完成任务；在学习先进经验，推动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教育青年改进劳动态度，提高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10月24日，杭州市铁工厂团总支成立了杭州市第一支青年节约队。全队67人，其中团员50人，由团总支书记孙海龙担任队长。分别在铸工、金工、准备、装配、行政等工场、部门设小队。利用休息时间，整理工场收集废旧材料。到1955年7月，全市共有87队（130多个小队）3401人。10月底发展到158队。青年节约队的活动有力地揭露了企业管理上责任不清、无人负责、制度不严的混乱现象，推动行政改进管理和全面节约运动不断深入开展，培养和提高了青年爱护国家财产、关心集体的共产主义思想。

1955年3月，青年团监督岗在杭州铁工厂首先建立，7月总结推广，到10月份有17个厂建立了36个青年团监督岗（小组），岗员245人。共提出有关建议、表扬批评等423件，针对生产关键的建议100件，其中81件收到良好效果。监督岗的活动，对协助行政和消除、克服生产中的缺点，贯彻操作规程，反对浪费，防止事故，巩固劳动纪律，提高产品质量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推动劳动竞赛进一步开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教育提高了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丰富了团的工作内容。

此外，还组织创建了青年生产班组、青年检查队、青年消灭差错小组、青年不领料工作日等多种青年生产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既是劳动组织，又是青年建功立业的阵地，同时，还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学校，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开展，使广大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茁壮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一代青年。团市委每年都要总结、表扬一批青年先进生产（工作）者，并向党和政府部门输送一大批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在1953年，团员、青年中涌现的市级劳动模范就有31人，占市级劳模总人数的23.8%；工厂、企业中有602名团员被提拔担任车间主任、厂长、经理、工会主席。在1954年，市级劳模中团员青年有54人，比上一年多23人；占当年市劳模总数的30.34%，上升6.54%；有607名团员被提拔为厂长、经理、工会主席、车间主任等。

积极推动“三大改造”运动。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在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踊跃参加，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显身手，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完成中心任务的生力军。1953年2月，党中央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下发后，市郊的青年团员，参加当地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学习，明确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懂得办社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发挥带头模范作用，在推动家庭、团结带动广大青年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赢得党和群众的信任，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底，市郊农村就有351个团员，被推选担任合作社主任、村长、乡长等工作。1954年7月，团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后，市郊区农村各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组织学习、教育和发动，团员带头行动，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团员人数，由二季度占88%上升到三季度的91%，年底上升到94%。他们的模范带头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迅速发展。1956年1月3到7日，杭州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举行后，团员和青年手工业从业人员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申请入社，仅拱墅、中城、下城三个区就有777人组织了37支青年突击队，积极参加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开展“生产、建社两不误”的挑应战，迅速组织起来。

1955年底，中共杭州市委传达了党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讨论会的精神后，团市委培训私营厂店的团支部书记129人，提高他们对和平改造方针、政策的理解，为团员、青年参加改造工作做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2月底，团荣昌祥翻砂厂支部，为了以新的生产成绩迎接公私合营，首先在改造高潮中组织起青年突击队，提前14天完成了一月份制造自来水管的任务，并向全市团员、青年发出了倡议。1956年1月17日，市第八次党代会做出“关于加速杭州市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决议”后，团员青年带头响应，青年突击队组织一天内增加到189个队，3530人；到19日，又有近5000人组织了280多支青年突击队，共计达470多支8400多人，他们带头宣传，努力生产，成为完成生产任务的突击队，改造中的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鼓动力量，并且密切了团员与群众的关系，促进了公私合营的迅速发展。工业战线按照党委系统，建立了7个专业公司团委，及时根据党委合并厂家改组的规划，建立临时团支部开展工作，跟上运动的发展。商业战线党委按行业建立工作队后，团组织也随即抽调干部按行业组织青年工作队，在党的工作队领导下开展团的活动和发展工作。

另一方面，团和青年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加强了对工商界子弟和青年资本家的工作，分别召开大会，座谈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促使父兄家长积极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1月上旬，团市委与市青联两次召开1600多人和300多人参加的杭州市工商业者青年子弟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大会。会议通过和发出《致全市工商界青年的一封信》。1月17日，举行的青年资本家座谈会有250多人（部分是家庭工）参加。通过座谈，广大工商界青年明确了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消除思想顾虑，明确了工商界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责任和作用，推动了父兄增强接受改造的信心和决心，表示坚决不继承父兄剥削来的产业。1月17—19日，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全市131个行业5989户私营工商业者向政府提出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19日下午，当300余青年资本家报喜队到达团省委、团市委报喜时，团省委、团市委负责同志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向科学文化进军。1956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党要求青年团“应该在扫盲的运动中起积极的先锋作用。” 3月，团浙江省委和团市委联合召开了“杭州市知识青年向科学文化进军誓师大会”，介绍和表扬了在业余学习上取得出色成绩的青年，向省市知识青年发出“奋勇地参加向科学文化进军的行列，承担起攻克科学堡垒的责任”，“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向科学文化进军的热潮”的倡议。在团组织的发动下，全市机关青年、青年技术人员、医务人员、教师等，受到祖国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鼓舞，有60%以上的人，结合自己业务，订出半年、一年或更长期的学习规划，从现有水平出发，从精通业务做起，刻苦钻研，顽强学习，决心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4000多名社会青年也组织起自学或参加补习学校学习。在团中央发出“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的通知”后，杭州市各地、特别是农村，普遍建立了青年扫盲队，仅笕桥区七堡乡就有32个青年扫盲队、队员499人。他们担任民校或识字班的教师，或者为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家庭妇女“送字上门”，为社干部专门进行辅导“包教保学”。到1956年下半年，全市入学人数达到11万人，涌现出青年团宣家埠乡黄天村支部青年扫盲队、上塘区皋亭乡神王村等扫盲先进单位。团市委曾转发了他们的经验，组织郊区4000余名知识青年作为扫盲骨干。青年们通过扫盲学习，不但识了字，而且便于进一步学习政治、学习生产科学知识，促进生产发展。青年们自编顺口溜“自从来了共产党，拨开乌云见青天；村里开办好民校，个人喜笑来读书；人人认真学文化，从此‘瞎子’变‘亮眼’”。青年们把从课本中、报纸上学到的选用良种、盐水浸种、密植等先进生产经验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使农作物产量大增；不少青年脱盲提高文化科技知识后，分别担任生产队里的抽水机手、农技员、民校教师、统计员、计工员等职务。

绿化造林做贡献。1954年冬，为响应“为祖国采集树种”的号召，全市有110多个学校、2万多名青少年参加这一活动，采集树种12569斤。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12年内绿化祖国的要求，绿化造林的规模更大了。在市委、市人委领导下，成立了“杭州市绿化指挥部”、“杭州市青少年绿化指挥部”。各工厂、农业社、学校、机关的团组织，普遍召开了“建设祖国、绿化杭州、美化西湖”动员会，响亮地提出“人人植树，个个造林”的口号。4月1日，是第一个“全国青少年植树造林日”，全市各条战线的1万多青年，分别在龙井杨梅岭、清（波门）玉（皇山）线、滨江一带绿化造林。其中在龙井、棋盘山、翁家山、烟霞岭一带营造“共青林”的就有30多个工厂的5000多青年工人，一天种植香樟、石楠等1.78万株，形成全市青少年绿化活动的高潮。青年们还组织绿化突击队，把自己所在的工厂、学校打扮成美丽的花园式单位。仅1956年上半年，全市有10万多青少年投入绿化活动，造林面积达5600亩，种植苗木181万株，占全市种植总数的70%。还单独营造青少年林20多处，青年苗圃19个，青年果园9个，采集树种24401斤。

爱国卫生运动争先进。1955年底，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除“四害”讲卫生的号召，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我市各级团组织积极发动团员和青少年，一次又一次地热烈响应号召，踊跃参加春、夏季的爱国卫生突击周、突击日活动，坚持经常性清洁卫生工作，出动宣传，设立卫生岗，劝说行人遵守卫生规则，打扫本单位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填壑治沟，消灭蚊蝇孽生地和钉螺等传染源，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健康最严重的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和疟疾，使全市城乡卫生面貌显著改观，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执笔  钱永祥、英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