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杭州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改革

新时期杭州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改革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983年11月，杭州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市委书记厉德馨作了题为《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文化艺术战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条重要战线，杂技、越剧、歌舞团等要努力提高表演水平……此后直至1992年，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全市文化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转变观念，探索创新，适应不同层次观众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文化艺术事业进入改革与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一、实施“双十”措施，促进文化繁荣

1984年2月下旬，市委召开“杭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厉德馨作题为《措施和希望》的专题报告，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关于加强文艺工作的十项措施”。其要点是：①加强文联，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②整顿和加强市级专业文艺团体，努力提高政治、业务素质；③着手建设杭州市文化中心，逐步增加其他各种文化设施；④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市文化局都要真心实意地为文艺工作者服务，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为杂技、舞蹈演员发放营养费，年龄在20岁以下的杂技、舞蹈演员，每人每天赠送一瓶牛奶；⑤设杭州文艺奖；⑥把省文化会堂办成真正名副其实的文化会堂；⑦改杭州越剧团为女子越剧团，取消男女合演的实验；⑧杂技团分设两个队，杂技小班并入杂技团，作为二队，分队演出，统一领导；⑨成立杭州雕塑院，发挥其美化城市的作用；⑩组织好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

市委、市府的“十项措施”，在省、市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文化部所属的《文化艺术报》，头版头条以“西子湖畔别有一番洞天”为题，详细报道和称赞杭州市委的创举和魄力。

1985年9月28日，市委召开“杭州市文艺座谈会”。 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和市领导厉德馨、许行贯、杨招棣、马光武、陈端及市文化、宣传部门、文艺界200余人出席座谈会。市委书记厉德馨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的报告，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了第二个“关于加强文艺工作的十项措施”。其要点是：凡在文艺创作和表演艺术方面取得重大社会效果，确有贡献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在培养文艺新人有显著成绩的，工资可晋升一至三级，并可以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有显著成绩的文艺工作者，凡住房有困难的，在1986年内分配住房，并解决市区主要文艺骨干的煤气供应；对有重要贡献的演职员发放临时津贴，从艺学员学习成绩优良的可以提前转正；为了繁荣和发展越剧艺术，决定筹建杭州越剧院，把杭州越剧团改名为杭州越剧院一团，桐庐越剧团改名杭州越剧院二团，富阳越剧团改名为杭州越剧院三团，各团性质与隶属关系不变；建立“杭州文艺之家”；建立业余作者的创作假制度，为其创作提供方便和条件，积极支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努力增加文化设施；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应为从事文艺工作三十年的文艺工作者发放荣誉证等。

厉德馨称赞文艺界在二次文代会后创作出一批优秀文学作品，一批优秀节目，新人破土而出，国际获奖，杂技、歌舞出国演出，金石书画国外展览，杭州文艺开始走向世界。群众文化活跃，不仅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而且成为专业队伍的后备军。自1984年元宵节以来，市区各类活动不断，西湖冷冷清清的局面开始改变。厂矿重视文化活动，文化设施建设有了新进展……

此后，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直接与文艺工作者对话，倾听文艺界的心声，共商繁荣大计，推动文艺繁荣。

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文化局党委逐条落实两个十项措施：协同文联党组制定“杭州市文化事业发展规划”；调整、健全文艺团体领导班子；大胆选送优秀青年演员、演奏员赴北京、上海等高等艺术院校培养深造；面向全国引进、招聘优秀艺术人才，1984年下半年，从北京舞蹈学校引进应届舞蹈毕业生12名，从全国各地招聘优秀声乐、曲艺演员、演奏员。委托省艺校代培越剧学员30名，舞蹈学员10名，滑稽学员20名等；1987年2月，省编委、省教委正式批准杭州市艺术学校为中专建制；市委领导亲自批复给文艺骨干液化煤气100套，首批住房15套，拨专款给舞蹈、杂技演（学）员发放营养费, 为20岁以下者提供牛奶；经市编委批准，市文化局组建基建科和文化中心筹建处；为从事文艺工作30年的文艺工作者发放《从艺30年荣誉证书》等等。余杭、临安、桐庐等县积极拟定具体措施，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

二、走出国门，频频获奖

党的十二大后，我市积极贯彻对外开放方针，推动杭州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艺术团，是1982年底随“浙江省友好访问团”赴日本静冈访问演出的杭州少年杂技团。1983年8月，文化部派遣杭州杂技团赴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3国友好演出。10月，杭州少年杂技团再次出访日本石卷、静冈等5县，两次出访80多天，演出69场，观众达10万余人次。杂技特使的精湛技艺和高尚的道德风貌，赢得了四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崇敬感情,为国争了光，为杭州争得了荣誉。1984年4月，受“省外办”委托，杭州杂技团一行22人组团赴非洲“毛里求斯、赞比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等国访演。3个月走访26个城市，演出61场，观众6.6万人次。这年，西泠印社赴日本篆刻表演，舞台设计师叶明楠赴日本石卷市，为芭蕾舞《浦岛太郎》作舞美设计，获得良好反映。日本岐阜舞蹈团来杭演出。青少年杂技团定点杭州饭店礼堂，为来杭旅游的外宾、港台同胞开展有偿演出。

1985年、1986年是我市对外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两年。主要有：6月初，杭州歌舞团应邀赴日本岐阜市5城市访问演出。9月，杂技团一行20人赴日本北九州参加“中国物产展”商演两个月58场。10月，受文化部派遣，杭州杂技团小分队赴美国迪斯尼乐园商业演出4个月500余场。两次演出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另有9名杂技演员参加“省艺术团”赴日本励木访演。1986年6月，杂技团一行20人，再赴日本北陆地区的金泽、新泻、富山等5城市的“中国物产展”商演两个月160余场。在杭州，杭州歌舞团与日本歧阜曼陀林乐团举办联合演出。一年中，西泠印社接待国外书画交流团17批，共400余人次。经印社理事会讨论，接受两名日本书画界著名人士为印社社员和名誉理事，接纳日本歧阜市市长莳田浩为名誉社员。

1987年，我市文艺界出国交流，从亚洲、非洲走向西欧和南北美洲等地，艺术品种从杂技、歌舞、金石书画，拓展到越剧、婺剧、曲艺等。7月，杭州越剧院一行40人赴日本岐阜市友好演出。8月，日本岐阜青年艺术团来杭与杭州歌舞团联袂演出歌剧《特洛伊女人》，取得圆满成功。9月，杭州青少年杂技团一行16人，参加浙江省艺术团赴美国巡演75天。11月，杭州杂技团16人，赴德国旅布尔市“幻想世界”商演7个月。在杭州，以西泠印社为东道主的“中日书法交流”频繁进行，全年接待20批400余人的日本书道交流团，还举办了“日本篆刻联展”等活动。1988年3月，曲艺团评话演员金少伯随父赴美国21所大学讲学，并在世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6月，杭州歌舞团携民族舞剧《风鸣岐山》，赴日本岐阜市演出，参加该市“百年市庆”活动。这个被日本朋友称之为“寻根”的演出，受到日本各界朋友的热烈欢迎（据说“岐阜”源于中国的“岐山”）。演出结束时，市长莳田浩意味深长的说：你们成功演出的影响，将留给岐阜市的子子孙孙。这一年，杭州杂技团有3批赴日1批赴美演出。1989年，青少年杂技团和飞车走壁艺术团分赴日本与澳大利亚商演。越剧、昆剧联手组团，赴日本岐阜演出。西泠印社、西泠书画院赴韩国、新加坡、日本书画展。西泠印社在杭州，还接待了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法国、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35个批次800余人次的参观交流。1989年底至1990年上半年，“中演公司”组织杭州杂技团一行30人赴阿根廷、智利、巴西等30城市演出，5个月后转道法国演出6个月，转点99个、商演166场。1990年，西泠印社分两批赴日讲学、展览、参观，在杭州接待了6个日本书画道社及韩国书画组织东方研究会等。1991年，由市领导带队的杭州声乐家艺术团与杂技团、魔术团、西泠印社等6个团赴日、韩演展。西泠印社与西泠书画院接待日、韩、东南亚各国和港、台的书画交流团30余批数千人次。1992年，杭州图书馆派员参加印度的“国际图书论文研讨会”，杂技团出访日本、新加坡商演。西泠印社全年接待日、韩、东南亚各国和港、台各类书画交流团体30余批600余人次。

据统计，自1982年至1992年底，我市共派出43批674人次的各类文化艺术团，赴五大洲近20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其中属商业性的展演创汇108万美元。

这一时期，杭州文艺界在国际、国内也频频获奖，成绩优异。

1983年1月，杂技演员吴民主演的《转碟》，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明日杂技节”，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省市文化部门召开了庆功大会，奖励吴民与《转碟》组。团市委也向吴民颁发了奖状，授予《转碟》组“杭州市新长征突击队”荣誉称号，授予吴民“杭州市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吴民被总工会评为市级劳动模范。

1984年7月20日，歌舞团演员张建一，在“第三届国际维也纳歌剧歌唱家比赛”中，技压群雄荣获第一名（同时获《歌剧世界》杂志的特别奖）。消息传来，市委副书记、市长钟伯熙发贺电祝贺。8月，省政府给张建一颁发嘉奖令，省文化厅宣布记大功1次，市政府宣布晋升三级工资，市文化局授予歌舞团伯乐奖。厉德馨、李德葆等领导，参加了为张建一及其老师周小燕举行的茶话会及演唱会。张建一获奖和张建一本人被评为1984年“浙江省十大新闻和新闻人物”。

1985年，杭州话剧团演员吴丹，因在电影《流浪汉与天鹅》中饰演女主角“杏花”，在苏联举办的“第九届亚非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女主角奖。

吴民、张建一、吴丹三位国际得奖演员，一度被称为杭州文艺界的“三张金奖王牌”。

继吴民获国际大奖后，杭州青少年杂技团周信群主演的《软钢丝舞剑》，于1984年8月，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上荣获银奖。省文化厅给周信群记功一次、市文化局在给她转正时，高套一级工资，助演和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奖励。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1992年，我市文艺界有21人次获国际奖， 239人次获全国奖。另在省、市文化厅（局）每年举办的各类比赛中，有众多专业与业余优秀文艺人员与节目获奖。

1988年、1990年、1992年，我市三度举行“杭州文艺奖”评选，奖励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取得重大成绩的优秀文艺工作者以及培养新人有显著成绩的艺术教师。

三、杭州艺术周与群众文化活动

在两个“十项措施”的鼓舞下，文化局党委认真贯彻市五届党代会精神，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着力打造大型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繁荣。

经市委同意，经过精心筹备，1984年5月23日，第一届杭州艺术周在杭州剧院开幕。厉德馨、钟伯熙、张浚生、杨招棣等市四套班子与省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市委副书记张浚生在致词中说，在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体制、建设新杭州的进程中，文艺工作要热情歌颂改革、促进改革、创作出丰富多彩、高尚健康的精神产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

在改革声浪中举办的第一届杭州艺术周，显示了杭州文艺新风貌，剧场内外演出、展览、观摩、辅导、创作和交流融为一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13个专业艺术团体，来自京、沪、杭与部队的62位演艺明星，与500多位专业与业余演员演出了10台37场文艺晚会，观众达6万余人次。此后“杭州艺术周”每年举办1次。

1985年5月6日开始的第二届杭州艺术周，历时8天，共组织20项艺术活动。900位专业与业余演员参加演出，10个场所演出63场，观众达6万人次。本次艺术周还举办了戏剧座谈、书画展销、文化旅游品展销等，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艺术周的内容，活跃了文化市场。

1986年5月，第三届杭州艺术周从小舞台延伸到社会大舞台，文艺与商贸、旅游、体育等有机结合。来自上海、安徽、北京的著名艺术团体、著名艺术家和本市的文艺工作者共791人，演出28台51场，10余万人观看了演出。还首次举办“吴山庙会”， 20个区、局的100余单位，愈千人参加庙会活动，28万人次热情光顾庙会，或购物或游览。

到1992年，杭州艺术周已成功举办9届，到1997年，共举办了14届，为丰富活跃城乡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特别贡献。

在群众文化方面，精心组织的“元宵灯会”掀起了1984年春季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高潮。2月16日，各大新闻媒体以“彭真与杭州群众一起看灯会”为标题，报道杭州元宵盛况。杭报报道：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西子湖上烟花怒放，彩灯似海，市区龙灯飞舞，欢天喜地闹元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与省市领导王芳、薛驹、厉德馨、钟伯熙等，在绵绵细雨中和群众一起观看灯会。六十万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万家空巷，普天同庆，兴高彩烈。湖上千名青年，划着200艘彩船驶向湖心，岸边300名学生的提灯队，绕湖游行，湖中岸上灯火相映，把节日的西子湖夜景装点的绚丽多彩。

4月，在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下，杭州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同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700多名日本青年来杭参加大联欢活动。

这一年的群众文化活动，还创造性地推出以推动旅游为目的的西湖夜花园和西湖夜游（演出），一改西湖周围和湖上夜晚漆黑冷清的局面，使广大群众享受到多姿多彩的夜文化生活。

1984年，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的国庆节，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彩灯、舞龙、狮、彩车游行，3500只彩灯悬挂在杭城大街，150辆缤纷的彩车与舞龙舞狮队沿街巡游。欢乐的盛景多年不见，美不胜收，让驻足观看的市民兴奋不已。

1985年的春节至元宵，举办了旨在恢复民间民俗传统的首届“新春文化集市”。集市内容包括电影戏剧演映、书法篆刻、时装表演、民间说唱、舞龙、舞狮、驯兽、赛灯、风筝等系列文化娱乐活动，各类商品、食品沿街设摊，受到市民（游人）的青睐。集市期间，市区24家影剧院、俱乐部，首次开放“迎新电影夜市”，让影迷们过足影瘾。元宵这天，市中心安排了舞龙、舞狮和迎春风筝比赛。杭报报道说：“节日间，龙的传人在台上舞龙，龙的传人在台下看龙舞……十万市民涌上大街欢度元宵”。还报道：“美国《健康基金会》的一行朋友，观看元宵盛会后，惊叹中国的民间艺术，赞叹中国人最守纪律”。据统计，有300万人次参加了为期1个月的文化集市。

同年下半年，在总结两年来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经验后，经市委同意，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的“杭州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文化”发展趋势，推动和协调我市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1986年的元宵灯会，在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统筹安排下，从一公园到六公园，160多盏千恣百态的彩灯，环湖齐放。元宵之夜，30多条彩灯串结成长龙，在湖面缓缓游动，各城区分段展出的600多盏彩灯，如：《七品芝麻官》、《弥勒佛灯》、《龙忒虎跃》和高达六米的《机器人灯》……，造型生动，多彩浪漫，各具特色，体现了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8月1日，市领导亲自布置的“西湖水上舞台”建成，为夜西湖增添了新的情趣。市领导厉德馨、杨招棣兴致勃勃地出席剪彩并观看首场演出。夜游活动一直延续到国庆联欢、中秋赏月和九九重阳，吸引众多游人观光。至此，我市逢年过节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格局基本形成。

1987年的群众文化活动增添新内容。“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老年文化”、“社区文化”蓬勃兴起。1988年，由“市群众文化工委”牵头的“龙年乐”活动最有特色。文化、广播、园文、总工会、共青团等所属企事业单位热情地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活动。1989年，春节、元宵、国庆节、杭州解放日等主要节庆文化活动，热烈、欢快、健康、文明，新颖，丰富多彩，显示了民族民间传统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文化，充满了生机与活力。1990年，举办的“`90年代第一春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体现了群众文化“大家办、大家乐、大家参与、大家受益”的精神。1991年，全市大的群众文化活动达16项之多。有历时两个月的春节、元宵“`91杭州群众文化荟萃系列”。16个乡镇的千余农民自编自演的“杭州首届城郊农民文艺汇演”，200名农民演员表演的15个节目分获一、二、三等奖。23名优秀歌手参加角逐的“第五届三江歌手大奖赛”，两名歌手获一等奖。有480名歌手参加的“中华大家唱（卡拉0K）曲库”演唱赛等等。一些区和街道还举办了家庭艺术节、企业之春文体周及西湖茶文化节、西湖桂花节、彭埠文化庙会、拱墅区第一届文化艺术节等等富有生气、颇具文化特色的活动。为庆祝建党70周年，各区分别举办了红火热烈的“让党旗永远飘扬”“党的光辉照前程”等大型群众性歌会。10月1日，省、市举行庆祝建国42周年游园会，省市领导与数万群众，在“孤山”草坪一起欢度佳节，观看表演。1992年，有关单位联合市、县、区举办“金猴闹元宵”系列活动，在市区集中展现的百猴共庆游园会、金猴闹春广场游园会、火树银花灯饰展、舞龙舞狮民间文艺表演及第五届书市等七项活动，给杭州城乡居民带来了节日的欢乐。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农村大文化向着“求乐、求知、求美、求新”的趋势拓展。富裕起来的杭州农村，传统的节庆习俗，更注重文化特色。各乡镇文化馆（站），因势利导，增添新内容，依托宣传阵地，开展法律知识讲座、致富报告巡讲、乡村企业成就展等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满足农民的新需求。1988年，富阳、余杭、建德县（市）先后举办了各有特色的艺术节。1989年，萧山、余杭、富阳、拱墅等分别举办春节文艺晚会、元宵灯会。淳安县首届农民歌手大奖赛，是该县解放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农民歌唱比赛。进入九十年代，县（市）、乡镇的群众文化活动越办越红火、越办越闹热，文化与经济、旅游结合的文化艺术节十分活跃。如：临安首届商品交易会暨艺术节、桐庐第二届华夏中药节、建德第三届新安江之夏艺术节、萧山钱江观潮文化节、富阳龙门镇民间艺术节等等。每项活动都有多达十万人次参加，商品交易额达亿元以上，形成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的良性互动局面。1992年春，各县（市）文化馆（站）积极组织的“金猴闹元宵”系列活动，城乡一起闹，县、乡（镇）的各种灯谜灯会和五花八门的民间艺术表演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富阳的30多支龙灯、竹马、魁星、丹凤朝阳表演队活跃在山村乡镇。建德的游龙灯汇集了伴龙、布龙、纸龙、滚龙、青狮灯、竹马灯等50多个表演队，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在大力推进新时期群众文化繁荣的同时，市委领导非常关注城乡群众文化机构和人员编制建设。1983年，市委转发了市文化局《普及公社文化站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各区、县党委支持下，城乡三级文化网建设有了很快发展。城区的街道文化站全部普及，居民文化室普及率达67%。七县二区有文化站330个，公社文化中心45个，大队俱乐部700个。还召开了“全市群众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市委与各县、区委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发奖。下半年，又召开了“城市群众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组织群众文化工作者外出参观，扩展视野，顺应新形势，调整新思路。到1986年，城区做到了区有文化馆，街道有文化站，居民区有文化室。社会文化机构除市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外，各种类型的活动中心、合唱团、艺术团等也应运而生，受到各阶层，特别是中老年群体的欢迎。在农村，镇文化中心发展到62个、乡文化站362个，占94%，群众文化网络基本普及，并首次进行了等级评比。1989年，制定了以目标管理建设为重点的《1989—1990年市区乡镇文化站建设目标管理标准》。1990年，在市委的关心下，全市解决了乡镇文化站编制及文化干部的福利问题。此举，在“全国先进文化馆（站）经验交流暨表彰会”上，受到文化部的首肯，与会代表的赞扬。表彰会上，余杭县，萧山县浦沿镇，下城区天水街道、长庆街道，上城区城站街道等文化馆、站，和两名馆（站）长，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全国先进文化馆（站）、先进文化馆（站）长的光荣称号，临安玲珑乡被授予全国农民画之乡。

四、新（改）建文化设施

七十年代的杭州文化设施，基本是解放前或解放初建造的，经过“文革”，大都成为“危房”，特别是影剧院、图书馆等一些公共设施。一些重建的文艺单位，也急需办公、排练、生活用房。如，1973年恢复重建的杭州话剧团，组建后一直栖息在“新中国剧院”，与之合署办公，当时称之为“以院带团”现象，其他团的条件也很差。1977年，文化局制定的《杭州文化工作1978~1985年的发展规划》，对在“八五”期间应建成的文化设施作了详尽的表述。

1983年11月，市五届党代会期间，会议主席团成员厉德馨、钟伯熙、张浚生、杨招棣等，实地考察调研了东风剧院、市文联、杭州歌舞团现状，特别察看了住在排练厅楼上，被称之为“七十二家房客”的部分文艺界的居所状况，表示尽快改善文艺界的排练、办公、居住状况。

杭州市文化中心是市委“十项措施”提出的，由财政全额拨款建设的第一个市级大型文化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占地面积8307平方米，总面积为18600平方米，计划投资1600万元。经过三年的筹备，1986年5月（一期）正式动工，1990年9月基本完工。1992年4月8日，文化中心的主体工程——“东坡大剧院”建成使用，剧院设计新颖，具有现代歌剧院风格，舞台宽敞，有电动升降吊杆，自动升降乐池，现代化的灯光、音响，属于当时国内最为现代化的剧院。

1984年4月，市文化局基建科组建后，抓紧推进已批准建设文化设施项目，并积极申报新设施项目。至1986年底，新建、续建了近十个项目。主要有：杭州歌舞团（包括，团部建筑面积5629平方米、投资186万，剧院建筑面积2087平方米、投资105万，和宿舍）和群众艺术馆（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投资64万）两大项目。建成后的杭歌剧院和群众艺术馆积极开展演、映及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杭州歌舞团宿舍建成，杭州市文艺团体有了第一幢新宿舍大楼，原住在“大世界”的72家房客喜迁新居，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新建的杭州图书馆（建筑面积5084平方米、投资167万），从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向市民传播知识，提供信息，为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提供了基地。为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购书求知欲望，新华书店建成新（十层）大楼，扩大了营业面积。西泠印社、美术公司、坑道电影院也从多方筹集资金，建设宿舍大楼，改善文化系统职工的住房条件。

1987年，杭州越剧团团部、排练厅落成使用。1992年，杭州杂技总团新团部、排练厅竣工使用，从根本上改善了市级文艺单位工作和学习条件。

建设文化中心的同时，市文化局也抓紧对影剧院的改造。1985年，太平洋电影院投资80万，在翻新影院的同时，更换座椅，安装冷气，以及70毫米流声道立体声巨幅荧幕的放影设备。红星剧院投资92万，1986年完成翻建。新华电影院更新全套放映设备，增设舞厅、咖啡厅、录像茶座、招待所等，成为首家多功能电影院。1991年，又建豪华“明星”厅，满足多层次消费人群的需求，增加票房上座率。至此，市区已有立体声影院7家，县（市）5家，为全省立体声影院的1/6。统计显示，截止1992年，文化设施建设完成6.7万多平方米，建设资金由地方财政和自筹 (包含引进外资、国内联检资金)达4352.2万元之多。

“七五”期间，城区文化馆的建设，经过新建、翻建也均有改善。据统计，1989年，在群众文化三级网络建设中，市区的文化馆、站建设已进入第三代改、扩、新建阶段。如：天水、潮鸣、涌金等街道文化站。西湖区城郊的袁浦镇、留下镇等建成文化中心。截至1992年，下城区、西湖区、余杭县、临安县、淳安县等相继建成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各县城镇和农村电影事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发展迅速。进入九十年代，市属7县已有城镇影院44家，农村影院176家，电影队459个，电影放映普及到城乡各个角落。萧山、余杭的许多乡镇都将16毫米的小电影，改成35毫米的大电影，大大提高了农民看电影的品质。

五、转变观念，树立改革意识

市五届党代会后，为适应经济日益发展，社会不断变化了的文化需求，市文化局开始对专业文艺团体实施调整。1983年下半年，经市政府批复同意撤销（转制）杭州京剧团，其演员、演奏员分别充实到省、市各艺术团体或公安和新闻单位。“全民所有”的体制转入越剧团。

1984年10月，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市文化局党委组织机关与基层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及中央文化部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试行承包经营经验交流》等一系列文件；组织机关与基层领导赴金华学习艺术团体管理经验；召开团长座谈会，拟定《企业、基层自主权的试行规定》，对基层单位的责、权、利予以松绑，促进文艺单位转变观念；探索改革，克服单靠上级拨款的“等、靠、要”思想，增强自我生存能力和活动能力。

改革一开始，文化系统就出现了好的势头。系统所属各单位，在经营机制上，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责、权、利”，调动职工积极性。当年11月，所属17家企（事）业单位，全部提前完成年度计划。6个艺术团体全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只讲艺术和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的片面观念，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话剧团面对话剧市场急剧衰落的严峻现实，开辟新的发展途径，实行统筹安排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歌舞团内部试行经济承包的“牡丹音乐队”，在演员调配上，试行本团力量与社会力量兼用的办法，根据各地观众的不同需求，适时调整上演节目，更换演员阵容，受到观众的欢迎，成为华东一带瞩目的“艺坛新星”。 改革带来活力，演出多了，实践多了，演员收入也相应增多。属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少儿馆等也相继建立岗位责任制，开展有偿服务和以文补文活动，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初探改革之路，充分证明，改革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走改革之路，发展文化事业 

如果说，1984年文化系统的改革只是“起步”，是适应形势和统一认识，那么，1985年，市文化局党委就较自觉地围绕协调和整顿系统各单位内部的经营、分配和人事三项制度展开改革。

1、重视艺术信息，追求艺术革新

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文化改革开始注重艺术发展新动向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各团都尝试以更新的创作手法，上演更多观众喜爱的作品。如：话剧团根据南方的语言特点，创作的方言话剧《这不是梦》和《一束青春的小花》，大胆引用方言，给文艺界和观众新的启迪。越剧团创作的《汾江虹》一剧，试图从题材创作到导、表演机制、舞台美术设计等改革，摆脱旧戏曲程式，创新形式，给观众以新鲜感。杂技团重新组合的现代大型魔术和女子飞车走壁，从音乐、舞蹈、音响、舞美等方面，综合提高节目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让观众耳目一新，使古老艺术焕发青春。滑稽和曲艺团不断更新曲目，尝试与音乐、舞蹈等姐妹艺术有机结合。特别是杭州曲艺团抓住时代的脉搏，创作了一部以反映计划生育国策的滑稽音乐歌舞剧《爆炸》。该剧一上演即获得观众、同行的一致好评，人民日报等全国数十家报纸连续宣传报道。1990年，进北京中南海汇报演出，受到国家计生委领导的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此剧连续数年到全国巡演愈两千场，创新一剧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

2、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与企业联姻

1985年，市属艺术团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广泛采用各种形式的承包制，为艺术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全市6个团，一年演出5686场，观众138万多人次，收入大大超出往年。初步改变了各团人浮于事、演出少、收入低的困境。各团还积极寻找途径，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杭州杂技团在1985至1987年的三年中，4个演出分团先后与4家企业建立了经济联合体。魔术分团与杭州金鱼洗衣机厂联合成立“金鱼魔术团”。飞车走壁分团与杭州中药二厂联合组建“青春宝飞车走壁团”。青少年杂技团先后与民生药厂、华东药厂联姻。五年内，这4家企业为杂技团提供资金50余万元，专项用于发展艺术。各分团分别为联姻企业提供“宣传产品、演出、文娱辅导”等服务。杭州滑稽剧团与杭州灯具总厂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联合体。杭州歌舞团与杭州柴油机厂联姻，连续三年，获得的资助用于发展艺术生产。此外，杭州越剧团与杭州洗衣机厂、余杭啤酒厂挂钩协作，杭州话剧团与1家集体企业联合拍摄《他在角落里飞腾》，也都属“联姻”性质。1987年，著名曲艺滑稽演员王鹏飞，在企业的帮助下，组建“鹏飞艺术团”，自主安排演出、人事与分配。这是我省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艺术团，《杭州日报》发评论文章《文艺团体改革的尝试》。此外，在文化事业单位，同样出现了美术公司与园林在“聚景园”联办书画社，少儿图书馆与出版社联办书市和读书活动等横向经济联系的新事。

3、开展有偿服务、发展第三产业

1986年3月，市文化局总结专业艺术团体推行内部机制改革的成绩与问题，主要有：实行经济承包与执行现行经济政策的矛盾；分队承包与奖金税的矛盾；艺术团寻求企业支持与禁止摊派的矛盾；排新戏与艺术团正常运转的经济矛盾；艺术单位富余人员出路等形成书面报告，寻求上级支持。同时，发动文艺单位深话改革，多渠道开展有偿服务，发展多种经济，提高自我生存能力。

1987年，各专业艺术团挖掘潜力，相继开办了一些与艺术相关的有偿服务，实施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如：歌舞团和滑稽剧团开办钢琴销售维修服务部、业余艺术学校，录像厅、咖啡厅等。杂技团与杭州歌舞团民乐队分别与旅游部门合作，定点为入境旅游者演出。话剧团几经探索，寻找出“影、视、剧”三结合发展的新路，多渠道安排演员，从事演出、影视拍摄、演艺辅导和设计等。杭州越剧院与杭州电视台联办“越剧新姐妹”电视评选。1988年，杭州歌舞团又因组建文化艺术服务部，综合商店，舞台设备等有偿服务，积极安置富余人员，获市财政局、文化局联合颁发的“开展多种经营以文补文活动先进集体”奖。

市、县、区的群众文化单位利用贴近群众的优势，尝试多层次多渠道以文补文的有偿服务活动。有的农村文化中心，办成了文化与经济的实体，初步改变了依赖国家包下来的状况，对巩固文化阵地有积极意义。如临安玲珑乡文化中心，就成为全市推广的典型。

与此同时，文化企业单位也依靠自已的力量，挖掘内部潜力，开展多业助文，扩大经营服务范围。如：西湖电影院以放映为主，内部设立12种岗位责任制，开办“西湖综合商店”等多种经营，建立积分奖罚，以场记罚，全额承包，贷款奖赔等制度，明显提高工作效率，上缴税收为上年的2.8倍，业务指标屡居全省第一。新华书店面对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在10家门市部试行“百元销售提成承包”的分配办法，全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8.7%。1988年，市属文化企（事）业单位全年完成计划的135%。

同年8月16日至19日，全市召开“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会议”，市委宣传部、市体改办、市财税局、市总工会领导参加会议。会议提出了文化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贯彻企业法的意见。11月30日至12月2日，又召开全市“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县、区文化局及财政部门、直属文化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中央及省的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精神，总结我市开展以文补文的工作经验，表彰先进，讨论有关政策和措施,市领导史济煊、陈端出席会议并讲话。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1988年，我市（含区、县）有234个文化事业单位兴办228个以文补文、多业助文项目。其中舞厅8个、音乐茶座5个、录像机放映点63个、办培训班939期、小卖部22个、招待所9个、餐厅、商店16个、工厂9个、服务部（公司）12个。仅文化馆、站（中心）的以文补文，历年累计创净利531万元，返回文化280万元。有力的弥补了文化事业经费的不足，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26个部级先进单位、19个先进个人。

4、实施民主管理

1988年1月下旬，市委召开“市文艺座谈会”，主要内容是加快改革、繁荣文艺。市领导杨招棣、史济煊、陈端及人大、政协领导与文艺界1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市领导杨招棣、史济煊等就深化文艺团体改革的议题做了重要的指导性讲话。

为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探讨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问题，8月8日、9日，市文化局党委召开“直属剧团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艺术团体改革的重点是：增强改革意识，逐步、审慎、因地制宜地实行团长负责制，积极寻找建立充满活力的文艺团体新体制的途径和办法。会上还就实现基层党组织职能转变，对拟定的《直属艺术团体实行团长负责制》和《关于安置艺术团体未聘人员的实施意见》两个文件讨论稿征求意见。市委宣传部、财政局和省文化厅领导参加了会议。会后，经市文化局党委研究，对条件基本具备的杭州歌舞团、杭州杂技团实行团长负责制。歌舞团于11月召开了第一届演职员代表大会。中国文化报头版以“杭州歌舞团在全省文艺团体中率先实行民主管理”为题作了专题报道。第二年，杭州杂技团、杭州滑稽团也相继召开了演职员代表大会。

12月，省文化厅打破固有的艺术团体行政级别界限，对全省艺术团体的管理和业绩全面考评。经考评，我市的歌舞、杂技、越剧院二团、萧山绍剧团获“省一级剧团”，越剧院一、三团、建德婺剧团、话剧团获“省二级甲等剧团”。省文化厅召开大会，表彰获省一级剧团荣誉称号的艺术团团长。

1990年底，文化部召开“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经验交流会”。杭州歌舞团作为浙江省唯一专业艺术团体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获文化部颁发的“完善管理、促进创作、活跃演出”奖。

七、文化娱乐市场兴起、发展与管理:

1985年5月，杭州市出现了首个“音乐茶座”。随之，经营性的“舞会”也开始涉足杭州文化市场。音乐茶座、录音录像、交谊舞、图书小报等逐渐成为现代青年最喜爱的文化活动项目。依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原则，因势利导，制定规则，引导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文化健康发展。1986年，对社会艺人、业余剧团实行登记，对舞厅乐队考核发证，加强管理。1987年，制定了《杭州市舞会管理暂行规定》，正式批准12家群众性舞厅对社会开放，其中两家，可对外宾、港澳侨胞开放。

根据中央“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1988年4月，经市委研究，成立“杭州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领导和协调文化市场的综合管理，促进文化市场走上正确发展轨道。1989年3月，市文化局正式组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作为局机关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对文化市场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同时，在“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的协调下，会同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经常性的依法整顿文化市场，扫黄打非，加强管理。1990年，出台“舞会管理规定”、“字画市场管理办法”、“图书报刊市场管理办法”、“电子游戏机管理办法”等。1991年，又制定了“电子游戏、桌（台）球”管理意见，起草了《杭州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这一年文化、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共组织8000多人次， 检查文化市场1226次，其中市区702次，县（市）564次；收缴国家明令查禁的书刊66000余本；查禁盗用书号的非法（挂历）出版物4种23000本；假冒伪劣录音、录像带892盒，激光唱片、视盘120盒；取缔无证摊贩119家。据1992年统计，几年中，我市共组织5次大规模的“扫黄打非”行动，参加人员多达6万余人（次）。收缴国家明令禁止的书刊和非法出版物70余万册，街头油印小报和封建迷信宣传品126300张（件）。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破获了非法出版印刷的淫秽迷信书刊《消夏驻墨》等多起大案。

1992年，“杭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成立。各区、县（市）也相继建立“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和“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至此，杭州市建立起一支以文化为主、公安、卫生、工商、物价等部门参与，由市、县（市）、区、乡镇各级文化市场专（兼）职人员组成的稽查队伍。全市有歌舞厅60家，卡拉OK厅25家、音乐茶座18家、字画装裱10家、电子游戏519家、录像放映344点、民间职业剧团32个、业余文化艺术培训7家，一个健康蓬勃发展的社会大文化格局初步形成。

八、学习小平南方谈话，深化文化改革

1992年3月1日，市委书记李金明向市级机关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3月26日，市委、市政府两办联合发文，要求在市级机关开展为期1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市文化局党委把握时机，把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文化改革步伐，确定为1992年的头等大事。在召开总结思想、寻找差距动员大会后，组织机关与基层干部,开展了一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集中智慧，汇集大讨论结果，明确“专业艺术团体建设、文化企业改革、广开生财之道、研究配套措施”等四个改革重点。大讨论结束,市文化局党委建立“改革调研工作组”，协助党委，探索文化事业自我发展，自我开拓的新路。

在局党委领导下，“改革调研组”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确定和落实了五个机构改革项目，分别是：将局机关所属的“戏剧研究室”易名为“杭州市艺术创作中心”。从机关分离，作为局基层组织，建立党支部，独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市创作的辅导与研究；将“新华”、“西湖”、“太平洋”3家市属电影院，划入电影公司序列，成立“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红星”“新中国”两家剧院划入演出公司序列，公司与行政职能分离，转变为经营性公司，这是我省出现的首家国办演出经营机构；挖掘潜力，筹集文化发展资金，腾出局机关临街车库，开展经营活动；制定人事、组织改革办法与规定。

二是确定市文化局机关1992年度应办的16件实事，主要是：组织两个工作组，进驻市文化中心和西泠印社调研，协助基层推进改革；帮助专业艺术团消化富裕人员；下发杭州发【92】136号“关于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舞台人员提前退休”的文件，为23名演职员办理了离退休，同时引进人才39名；经市文化局党委多次协调，艺校与杂技团共建“联合教学组”，两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合力培养杂技接班人；积极争取编制，完善群众文化机构建设，完成全市文化站的考核定级，增特级站10个，省一级站39个，省一级馆两个，消灭无级站；建立“杭州地区乡镇图书馆（室）考核标准”，并发动为乡级图书馆捐书（款）活力。

三是提出加快文化改革的十条思路和措施，其核心是，确立市场经济观念，克服“等、靠、要”思想，抓紧时机，以改革求发展出效益，走自我发展，自我开拓的道路。

在文化企业方面，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多种经营、多业助文，下达具体的经济目标和考核标准，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为文化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办“三资企业”、“股份制”、“四开放”的讲座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辅导，市场政策培训班等。委托杭州大学承办经济管理干部岗位证书教学班，63名机关和基层干部、骨干，接受了为期一年半的培训。同年11月，全市 “文化系统经济工作会议” 召开，出台了“关于贯彻《条例》落实文化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意见”、“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若干意见”和“杭州市文化局文化事业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等4个文件，为第二年的文化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改革打下基础。

1992年，杭州文化系统以改革的信心与姿态，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执笔   包震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