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文联的重建和文艺创作事业的繁荣

市文联的重建和文艺创作事业的繁荣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极左错误思潮，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给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复苏带来了巨大动力。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祝辞。讲话中，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全面阐述了文艺工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价值，为中国文艺沿着“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而开启了文艺界的全面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鼓舞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杭州的文学艺术事业在1978年至1992年间，迎来了其在改革开放中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一、市文联的重建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市文联）的重建，是以第二次杭州市文代会的召开为标志的。它经历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文代会的筹备、文代会的召开三个阶段，并最终在第二次市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思想和组织准备 

粉碎“四人帮”后，杭州文艺界也与全国各地一样，深入开展了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曾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压得文艺界广大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透不过气来。其受害之大，影响之广，流毒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杭州市文艺队伍共900余人，而作为专政、受审对象的竟有236人之多。从局党委书记到剧团党支部书记，文艺界大批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文艺战士被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揪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残，有的被逼疯，有的含冤而死。最后，搞得杭州八个剧团只剩下两个，并把文艺工作者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工资降到每月五十元以下，有的甚至只发十几元生活费，致使有的同志一家数口，连生活都发生了严重困难。通过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深入批判，使全市文艺工作者终于扬眉吐气，解放思想，对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文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文联组织在繁荣文艺事业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求重建市文联的愿望和呼声日益强烈。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要求各地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只要是不实之词都要推倒，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都要纠正。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改正。通过会议精神在杭州的贯彻落实，文艺界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其中包括市文联首届主席孙晓泉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张尤栋、李明等。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平反，为市文联的重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第二次市文代会的筹备

   1979年10月，根据市委宣传部的通知精神，杭州市文联的各项筹备工作逐渐恢复，从文化系统陆续抽调的程永福等人，开始了第二次市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原打算1980年召开大会，由于当时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一直没能筹备起来。1983年4月，市委领导班子调整，厉德馨任市委书记。不久，第二次市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很快列入市委主要领导的议事日程。

1983年7月23日，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张尤栋同志任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组组长。7月25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招棣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文代会工作报告起草工作。9月15日，市委副书记张浚生和市委常委杨招棣，在在宝石山坑道茶室参加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例会上分别说：“厉书记很重视，无论如何要创造条件把文代会开起来。”“为了开好这个会，一是市委准备公布一个筹备小组；二是起草好报告，特别是今后如何搞好杭州文艺工作；三是给文联造点房子。”10月15日，在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一次例会上，市委书记厉德馨亲自与会并讲话。他说：“杭州文艺界的困难情况我早知道了，实际上没有文联，没有办公室，作家没有专业的，只有业余的。我们想解决，文代会要开，文联办公室我至少过问过好多次。市文代会前要解决办公地点，虽然不能很好，但总比现在好。市里需要不需要专业作家？大批我不赞成；弄几个、十几个，恐怕也是必要的。”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筹备组于11月16日向市委递交了《关于召开杭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11月19日，市委下发《关于召开杭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同意在12月份如期召开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强调指出：“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即将建立的市文联领导机构，应该团结、教育全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和二中全会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深入生活，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市委批复下达后，市文联筹备组立即召集市各文艺协会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并并就会议筹备工作进行部署。会后，文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由于有大量细致的筹备工作，第二次市文代会延至次年2月正式召开。

（三）第二次市文代会的召开

1984年2月25日至28日，杭州市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正式代表338人，列席代表42人，特邀代表9人，共计389人。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二中全会有关文件，传达学习全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市委领导的讲话；听取和审议市文联的工作报告；讨论和通过《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

2月26日，市委书记厉德馨在会上以《措施和希望》为题，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经过艰难曲折，时隔26年后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全市那么多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电影、电视、曲艺、杂技和其他方面的文艺工作者，齐集一堂，共同学习党中央的文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共同总结历史经验，共商繁荣文艺事业的大计，是一件令人鼓舞、令人高兴的大事。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杭州文艺事业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是杭州文艺界春天到来的一个标志。会上，他代表市委宣布“关于加强文化艺术工作的十项措施”，作为市委向这次代表大会的贺礼。这十项措施包括：加强文联，使它成为各协会名副其实的联合会；整顿加强市的文艺团体，努力提高文艺团体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投资六百万至八百万，建设一个多功能的杭州市文化中心，逐步增加其他的各种文化设施；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市文化局都要真心实意地关心文艺工作者，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建立杭州文艺奖金制度，奖励创作、表演有特殊贡献的文艺工作者；把省展览馆办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化会堂；杭州越剧团应当成为女子越剧团；将现在的杂技小班并入杭州杂技团，杭州杂技团设两个队；成立杭州雕塑室，发挥雕塑在美化杭州城市中的积极作用；组织好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十项措施的颁布，在杭州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会场上，代表们对每一项措施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群情激荡。会后，在京的《文艺报》、《文学报》迅速予以报道，而且引起了周边省市兄弟文联的热议和赞扬。

大会讨论并表决通过了《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章程》明确指出，“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杭州市文联”)是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的群众团体，是所属各文学艺术协会的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真正把杭州市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而努力奋斗。”市文联的任务，是“当好党的助手，团结全市文艺工作者，按照党和政府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任务和要求，组织作者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不断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努力工作，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学艺术成果，为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和美化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同心同德为“四化”建设，为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而努力奋斗。”《章程》强调，市文联将“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组织和促进文艺工作者在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性艺术活动。对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和文艺理论研究、著作等，给予鼓励。提高对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自觉性，鼓励文艺工作者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现、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对青年文艺工件者的辅导，不断扩大文艺队伍。”同时，《章程》还对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文联开展工作的原则，加强与县和各省辖市文艺工作者的联系与交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文联的组织机构设置等作出规定。

大会选举产生了市文联二届委员40人，常委19人。张尤栋任主席；董校昌、胡琼玲(女)、陈书君(女)、柳村任副主席；程永福任秘书长；李明、徐星平任副秘书长。3月26日，市委正式下文，批复同意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文联的重建工作顺利完成。

二、市文联体制机制改革的开展

1、市文联党组成立和单独建制

1984年3月26日，市委下发《关于建立中共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及董校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决定建立中共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任命董校昌为党组书记；张尤栋、程永福、李明为党组成员。

同时，市文联单独建制的工作，按照有关程序顺利进行。市文联内设机构初定为“二部一室”，即组联部、《西湖》文艺编辑部和办公室，市编委批准市文联行政编制15人，各协会事业编制7人，专业作家事业编制8人。1985年，市编委核准《西湖》事业编制13人。1986年，成立市文联创作研究室，市编委核定事业编制4人。1987年，市编委核定杭州画院事业编制8名。1988年，为加强对文联所属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的管理、协调、指导和监督，市编委同意增设开发管理部，所需人员在市文联机关编制限额内调剂解决，不新增编制。 至此，市文联工作机构的单独建制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步的是下属协会的发展。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市文联下属7个协会为杭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市戏剧工作者协会、杭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杭州市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杭州市摄影工作者协会、杭州市曲艺工作者协会和杭州市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10月，在市音乐舞蹈协会基础上分别成立了杭州市音乐工作者协会和杭州市舞蹈工作者协会。1985年3月，书法又从美术协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杭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至此，市文联所属的市级协会已有9个。而且从这年7月起至1987年，经市委宣传部和文联党组批准，陆续将各个协会分别改名为杭州市作家协会、杭州市美术家协会、杭州市书法家协会、杭州市戏剧家协会、杭州市音乐家协会、杭州市舞蹈家协会、杭州市摄影家协会、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杭州市曲艺家协会。从“工作者”到“家”之间，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标志着我市的文艺创作和队伍的总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至1986年底，会员已发展到1958人。

1984年至1988年间，杭州市所属的7县（市）文联陆续成立，并成为杭州市文联的团体会员。杭州成为全省率先在各县（市）都建立文联组织的地区。

2、市文联体制机制改革的起步

1988年1月，市委召开市文艺座谈会。市委副书记杨招棣在会上就市文联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作重要讲话，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就需要在指导思想上树立起新的观念。对文艺界来说，还要打破‘供给制’的观念。多少年来，我们办文化事业总是全部靠国家给钱，靠政府财政，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样下去不行。要改变完全靠国家财政办文化的做法，让文艺单位依靠自己的努力，增强自身的活力。要破除‘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观念，树立起竞争的观念”。“一个学会存在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有学术活动。一个文艺团体它的根本任务是要以良好文艺成果奉献给人民。但是，可以搞点经营活动。其目的也是“以文养文”，增强文艺团体的实力，最后还是为了发展文艺，繁荣文艺。关于税收的问题，文化系统的收入有限，你多拿他一点，财政也要多贴他一点，如果他自己积余一点，不是更好吗?不需要多‘赚’你们的钱，这一点是明确的。当然，按照国家规定，该交的税一定要交，这是义务。我们希望文化经营单位，把收入用来发展文化事业，同时适当地改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这个事情，宣传部、体改办、财税局、文化局、文联要一起研究一下。总的来说，财税部门对文化工作是关心的，是尽可能帮助你们的。”

这次市文艺座谈会以后，市文联迈出了体制机制改革的第一步。具体步骤是：

    （1）理顺文联与协会的关系。市文联与各文艺家协会的关系，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从指挥型向服务型转变。各文艺家协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有关业务活动，由各协会理事会决定。

    （2）组联部与协会脱钩，改变原来的领导关系为横向联系的关系，即代表文联对协会进行联络、协调和服务等社会化方式沟通联系。

    （3）加强协会工作。在编制不足的情况下，决定调节使用事业编制，每个协会配备一名专职干部。在协会有“创收”的情况下，还可以另行聘用工作人员。

    （4）协会的活动经费，改变原来的拨款统包为根据工作计划和经费状况进行补贴，以保证重点活动的开展。其不足部分鼓励协会通过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创收”收入予以弥补；或通过横向联系，采取合办、联办、协办以及社会赞助等办法解决。改变原来的文联给多少钱，协会搞多少活动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协会的活力。有“创收”的协会，独立帐号，逐步转向独立管理和使用经费，扩大了自主权。

    （5）在事业单位，结合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工作，对工作人员实行了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1992年5月、6月，市文联党组先后召开各县(市)文联主席座谈会和文联机关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交流改革思路，并派员赴苏州、无锡、常州学习考察，确定了文联系统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6月30日，市文联三届六次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协会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决定对各协会实行放开搞活的方针。年底，所属9个协会中有8个协会经批准成为法人社团，大部分协会筹建了“补文”企业，开展有偿服务。这是市文联机构自行改革的一次尝试，为2001年出台《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文学艺术事业的初步繁荣

   市文联重建后，始终把繁荣文艺创作作为中心任务，通过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设立“杭州文艺奖”、扩大内外学术交流等措施，逐步形成了多出人才、多出佳作的环境。至1992年，我市文艺创作取得了累累硕果。

1、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1984年，市二次文代会闭幕后不久，市文联就在4月25日组织在杭的书画家、知名演员和文学工作者等50余人，专程到萧山万向节厂参观访问，并献字献画和慰问演出。5月4日到18日，市文协组织部分诗歌会员到四明山区等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实践。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五、六十年代就从事诗歌创作的老作者，也有七十年代进入诗歌创作行列和八十年代涌现出的后起之秀，年龄最大62岁，最小的21岁。由当年在四明山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为向导，深入到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中心——余姚梁弄、四明山两个区，先后寻访了当年的游击战士，拜谒了模坎头中共浙东区委旧址，凭吊了狮子山上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塔，祭扫了烈士陵墓。大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聆听白发苍苍的革命老人讲述当年四明山区严酷斗争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活动的生动情景。满怀强烈的创作欲望，大家顾不得休息，爬山之余，访问间隙，积极进行创作。14个人，短短两个星期便写出了120余首短诗和散文诗，有的还在途中构思了小说。

    1985年6月29日至7月2日，杭州市作协组织部分作者深入中东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及工地现场，积累生活素材并进行创作座谈，写出了一批反映中东河建设的作品。在深入生活过程中，作家们受到了指挥部领导及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和支持，指挥部领导会见并介绍工程进展情况，并亲自陪同到各工地参观访问；还派高级工程师介绍中东河治理的有关情况，建房处工程师、动迁处处长专门作了建房和动迁情况介绍。通过参观访问，作家们对中东河的治理有了总体的认识，被建设者们的事迹深深感动，创作出反映杭州建设新貌的作品数十篇，在《杭州日报》和《西湖》等报刊上选载。

1986年，为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杭州市在城市建设上的成就，又先后组织作家，以较长时间深入到中东河综合治理、运河钱塘江沟通和清泰立交桥三大重点工程蹲点采访，写出了中篇报告文学《一条河的复活》、《我们必须跨越》和《腾飞吧，古运河》等作品。这些作品均在《西湖》文学月刊上发表。同时，市民间文艺研究会配合富阳县，组织人员向25位民间老歌手（最高年龄92岁）采集了长达近千行的长篇叙事歌谣《朱三与刘二姐》，使这部流传数百年、汉民族中罕见的民间文艺遗产，得以抢救、研究和整理发表。市音协创作组赴宁波镇海石化总厂进行“青年歌曲”专题创作活动，创作了《彩虹在前头》、《祖国，我的生命属于你》、《友谊之歌》、《奋起拼搏》等一批歌曲。

1987年上半年，市作协又组织专业和业余作家先后到杭州电视机厂、洗衣机总厂、福华丝绸厂、第三运输公司、萧山红山农场、富阳和尚庄、中东河工地等单位蹲点采访、调查考察和深入生活。198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剧协和杭州市文化局组成八一联合慰问团，深入到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驻杭某部、省军区、128医院和市公安局，参观访问并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驻杭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的热烈欢迎。1990年，市摄影家协会同杭州四达照相器材厂合作，开发立体摄影。由市摄协选派具有一定素质的摄影家赴全国各地进行立体摄影创作，四达厂提供器材、设备、经费等。市摄协先后派出20余人次，分赴全国各地拍摄立体照片1万余幅。

1991年，杭州作家写作中心和市作协先后又组织20余名专业和业余作家到桐庐、萧山、临安、余杭等8个县(市)、区48家乡镇企业体验生活，完成了《春江月明》和《奉献者》两部报告文学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一批农民企业家的奋斗历程，歌颂了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市美协、杭州画院先后组织会员、画师到绍兴农村和乡镇企业、四明山革命老区、部队、深圳特区以及雁荡山、五台山、黄山等地参观、考察、写生。市摄协组织会员沿钱塘江溯源考察摄影，并深入厂矿企业、重点工程和安徽山区采访创作。市舞协组织创作人员到富阳、萧山农村采风，搜集创作南宋《武林乐舞集》的音乐、舞蹈素材。11月6日，举行长篇报告文学《第二关梁》首发式，同时向钱江二桥工程指挥部和建设者赠送书画、篆刻作品和《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卷》本；组织著名书画家现场作画40余幅；10余名摄影家深入工地拍摄了1500幅反映大桥建设者精神风貌的照片，精选其中39幅举行了《工地一日》摄影展。11月15日，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史济煊和副市长陈端率领，组织了一台歌舞、杂技、曲艺节目到二桥工地慰问演出，1700余名二桥建设者及其家属观看了演出。12月27日，在省体育馆举行了“钱江二桥胜利建成祝捷文艺晚会”。

199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杭州市作家艺术家纷纷以深入生活来践行讲话精神。2月，杭州画院10余名画师到四明山革命老区、部队和工厂深入生活。3月，27名专业文艺工作者、编辑和记者，组成两个文艺小分队，分别到临安和淳安的革命老区和边缘山区深入生活。市音协五声音乐创作室全体成员赴湖州南浔古镇采风，创作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歌曲。不少作者还到秦山核电站、钱江二桥等重点工程和水乡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

  2、设立“杭州文艺奖”等激励措施

“杭州文艺奖”是“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十项措施”之一，每两年评选一次。市文联专设评选办公室。

首届“杭州文艺奖”颁奖仪式，在1986年12月举行。首届大会共收到推荐作品580余件，经过各协会的初评，复评和市评委会的终评，最后评出获“杭州文艺奖”作品21件，演员3名。其中，包朝赞的新编民间传奇剧《桐江雨》、李杭育的短篇小说《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吴声、于水的年画《天宝传奇》、陈振濂翻译的《日本书法史》、熊靖华的摄影《拼到底》和歌唱演员张健一获得一等奖，另有二等奖18名。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同160余名文艺工作者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奖。

以后，分别于1988、1990、1992年举行了二至四届“杭州文艺奖”评奖和授奖仪式。其中从第二届起，“杭州文艺奖”面向全国开放，增设“特别奖”。凡是写杭州、反映杭州而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特别优秀作品，不论作者在何地，作品发表在何处，均可参加“特别奖”评选。第二届评出优秀作品24件，演员3名。其中李杭育的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吴文昶的新故事《狗尾巴的故事》、赵延年的版画《鲁迅与我们同在》、王冬龄的《书法艺术》、吴宗其的摄影《狂舞》、包朝赞的新编民间传奇剧《月亮湖》、王少辰的戏曲音乐《月亮湖》和话剧演员吴丹获得一等奖；日本著名歌手芦京子、日本著名歌曲作家远藤实获特别奖；另有二等奖18名。12月19日，在杭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吴仁源、卢文舸、史济煊、陈端以及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等向全体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奖金和纪念品。特别奖获得者芦京子、远藤实的代表西内光政，专程从日本赶来参加授奖仪式。

第三届评出优秀作品21件，演员3名。其中张效的长篇小说《雾锁桃李》、金志伟、周秉谦、孙希荣整理的民间长歌《朱三与刘二姐》、唐澄波的雕塑《竹笛》、李伏雨的篆书《海南情思》、《寻隐者不遇》、王强的摄影《迟到》和评弹演员郑缨获得一等奖。另有二等奖17件。 12月22日，在市群英招待所三楼会议大厅举行授奖仪式，市领导向30余名获奖作者和演员颁发了获奖证书和纪念品。

第四届评选出优秀作品26件，演员5名。其中胡振的长篇报告文学《第二关梁》、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卷》、徐士龙的绍兴莲花落《新乡长上任》、唐勇力的国画《唐人马球图》、郭仲选的行书《春晓》、盛琦的摄影《白头到老》和业余曲艺演员翁仁康获得一等奖。另有二等奖24件。12月26日在仁和饭店举行了授奖仪式。

另外，市文联还设立了“杭州文学奖”；市作协还每年评选“优秀作家”，对繁荣创作都起到了较大的激励作用。

3、扩大内外学术交流

我市的国际间文化学术交流，真正开始于市二次文代会以后，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而越来越趋活跃。

1986年3月，省、市文联联合接待了日本岐阜县文化会议访华团—行30人。市文联主席赵辉君与小林宏团长就杭州、岐阜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商谈。12月，小林宏先生再次来杭，就1987、1988年岐阜县与杭州市开展书画交流问题，与市文联主席赵辉君作进—步商谈。同年，市文联还与美国波士顿画家代表团进行了友好交流，并接待了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支局长户张东夫先生一家。

1988年，为祝贺杭州市的友好城市——日本岐阜市建制百年和岐阜县艺术文化会议创立20周年，市文联和市美协共同组织的《中国现代美术展》，于11月11日至12月11日在岐阜县美术馆展出。以董校昌为团长的杭州市文联参展团一行5人，参加了开幕式。

1989年，市文联及所属各部门、协会全年共接待或参加接待日本、新加坡、苏联、保加利亚、美国和港台地区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士计16批73人。其中有台湾来杭旅游和访问的著名作家和诗人高扬、三毛、琼瑶、高准以及“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市文联系统有6批7人出访，市美协会员、临安县美协副主席虞福来等赴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并参加学术活动。

1991年，在新加坡举办“杭州画院书画展”和“江南名家油画展”。新加坡作家访华团一行6人于12月初来杭，商定《西湖》与《新加坡文艺》建立交换关系，相互发表作品，以增进两国文学交流。同年，市美协接待了日本岐阜县可儿市飞翔会代表团，双方商谈了书画交流事宜，并应飞翔会邀请派员访问了岐阜，市音协与日本雅马哈株式会社开展了电子琴培训班合作；市音协教师合唱团与日本岐阜市青年艺术团在杭州合作公演了以日本民间故事改编的合唱剧《失去尾巴的龙》；市文联主席赵辉君随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1992年，杭州画院先后3次赴新加坡，举办中国江南名家油画展、江南名家中国画新作展、院长王伯敏应邀赴新加坡举行学术讲座。杭州画院还和台湾同行以及日本、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市美术协会同杭州画院先后承办了日本岐阜县加藤澄子手工艺品展和可儿市飞翔会会员作品中国展。市音乐协会与日本雅马哈株式会社的电子琴培训和演唱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西子女声合唱团完成3次外事演出任务，并与日本向日市女声合唱团进行了交流演出活动。市作协与来访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作家、诗人进行了友好交流。《西湖》杂志社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合作，在双方的刊物上分别开辟专辑，相互发表两地作家的作品。

国内学术交流也得到了加强：一是城市文联间的互访。如1990年先后派员赴四川、湖北等地考察文联工作；杭州也接待了大连，深圳、绥化、郴州、山东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等文联领导和作家代表团的来访。1991年，先后接待了成都、南京、无锡、重庆、哈尔滨、沈阳、长春、呼和浩特等市文联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领导，以及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来访，广泛地交流了文联和协会的工作经验；二是与兄弟城市缔结友好文联、姐妹会刊或举办联展。如1990年杭州市文联与无锡市文联结为友好文联。根据双方协议，先后举办了两市“书画作品联展”和“摄影艺术作品交流展”，同时组织了两市作家、书画家和摄影家等3个代表团的互访。两市作家还以“吴越文化与杭州、无锡的文学创作”为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在《西湖》和《太湖》文学刊物互发作品。1992年联合主办“大连、青岛、烟台、杭州四城市书画展览”。 10月14日至16日，由杭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92杭州古琴邀请赛”举行，来自京、津、沪、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云南、四川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英国等海内外参赛选手和观摩代表100余人参加。比赛期间还就古琴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论文12篇；三是定期的兄弟城市文联会议。如1990年派员赴江陵参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联首届联谊会”。1991年，派员赴沈阳参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联第二届年会”，应特邀参加“全国计划单列城市文联第六届年会”等。

4、各门类文艺创作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文艺创作空前活跃，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至1984的五年间，出版了长篇小说4部，丛书6部，其中3部被译成外文出版。文学作品《啊!龙》等，评话《茅山风云》等，曲艺《菜场新貌》等，歌曲《花儿朵朵开》等，舞蹈《鹰与蛇》等，新故事《老实头的婚礼》等，电视剧《盈盈一水间》等，民间文学《西湖民间故事》等，都获得了省里或全国的各种奖励。其中荣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优秀杂技节目《转碟》，则是我市文艺舞台上的一朵瑰丽的鲜花，是杭州市的骄傲。

1984年至1992七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市作协会员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各类作品5000余篇，出版专著、结集204种。1985年以后，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市文联与文化局等有关单位联合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工作，先后组织了7000人的队伍，向15000人次进行广征博采，搜集了18214篇民间故事、5763首歌谣、62035条谚语，总计达1825万余字；11个县(市)区卷本(总计超过400万字)及《杭州市卷》(三卷，共150万字)，陆续出版。

这期间，是我市较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或成名作）集中涌现的时期。

在市作家协会会员中，继李杭育的小说《沙灶遗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张廷竹的小说《他在拂晓前死去》又获此殊荣。张效的儿童小说《雾锁桃李》荣获全国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他同期创作的电视剧《这对我很重要》摘得广电部的一等奖桂冠。赵冰波的童话《红蜻蜓》和倪树根的童话《葡萄王国的怪事》，双双获得全国冰心图书奖。在全国第10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评选中，赵明的儿童故事《上塔顶》、《飞吧，红气球》和倪树根的童话《月亮上荡秋千》得奖。由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比赛中，徐海滨的《吸烟的中国人》获三等奖。此外，高松年的《理念·形象·艺术魅力》文学论文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在剧作家包朝赞的创作生涯中，迎来了他的丰收季节。新编民间传奇剧《桐江雨》、《月亮湖》都是这期间的佳作；继《流花溪》获省首届戏剧文学奖后，戏曲电视剧《黄山情》又获全国第9届金鹰奖和第11届飞天奖。

被称为“拳头产品”的杭州新故事创作，领头雁自然是“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他的新故事《铁树开花 》先在全国新故事作品大奖赛中获得三等奖，《狗尾巴的故事》在第二届江浙沪新故事大会中夺得创作一等奖，《会做媒的自行车》在中国新故事学会首届年会上获创作奖，《大火冲天》在全国第四届新故事汇讲会上得创作一等奖，《大树底下》在全国部分城市故事比赛中又获创作奖。另外，赵和松的《新啼笑姻缘》、《难唱的恋歌》、《真假歌星》、《兔毛扎成的花圈》，张祖荣的《澳门牙签之谜》、《公公婆婆》和范自强的《旅馆里的枪声》等，也是同期的新故事获奖作品。曲艺家翁仁康，因《糊涂村长别传》获中国曲协二等奖、《晦气鬼告状》获文化部创作二等奖，而崭露头角。

摄影家吴宗其从千岛湖畔走来，他拍摄的《狂舞》一举夺得全国第十四届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另有《云雾山中又一村》、《夏趣》、《猪头大赛》、《春江水暖》、《庆丰收》等都获得部级以上奖励。当时尚在建德文化馆的朱卫平拍摄了《人的需要》、《富春江上的传说》、《晚春》等，临安的陈洁拍摄了《小路春雨》、《过磅》、《神往》、《双夏季节》等，分别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奖励。杭州城市雕塑室陈运龙的雕塑《环中飞燕》获全国第2届体育美展铜牌奖。陈若珏的《山村扫盲班》和王秋杭的《水上人家》分别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牌。

时任杭州画院院长的王伯敏，以专著《中国美术通史》获得中国图书最高奖。市美术协会主席吴山明的动画片《山水情》获中国电影家协会国际动画片大奖赛特等奖。在全国“中华杯”国画大奖赛中，有何加林的《汉中古道行》、吴自强的《钟馗梦痕图》和郎承文的《江南古乐》获奖。在加拿大国际水墨画金枫奖大赛中获奖的有周文清的《秋荷》和励国仪的《樱桃时节》。在全国第七届美术展上，我市共夺得5块银牌和3块铜牌，居全省之首。在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中，我市有羊晓君等5人的书法作品获奖。临安方志恩的楷书分获全国电视书法大赛和国际文化交流竞赛奖。

在音乐创作中，有钱建隆的《湾湾的渔港》获文化部中国音协三等奖。杭歌民乐队的《四明小唱》获“海内外江南丝竹比赛”创作奖。

1984年至1992年间，我市创作作品获省级奖的约有100多人次，如在浙江省第二届音乐舞蹈节上，我市共夺得9个创作奖，其中有于开选的歌舞《浓妆淡抹总相宜》，陈康荣等人的舞蹈《晚霞》，张莉莉的少儿舞蹈《小小西子藕》和《快乐的小世界》，印青作曲的歌曲《世界需要拥抱》，钱建隆作词的歌曲《江鸥飞来了》等。

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为己任的《西湖》杂志，也迎来了辉煌时期，在邮局的订阅量一度达到每期10万份，刊登了作家李杭育、曹布拉、余华等的处女作或成名作。著名学者赵景深在1984年赋诗道：“杭州文艺冠西湖，出版十年今胜初，景美不如风格好，名篇佳作赛珍珠。”著名老作家冰心欣然为《西湖》题词：“吴越文化的窗口，文学青年的良友。”美国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曾注意《西湖》的刊期，并来信要求补足所缺刊物。香港的《文汇报》、美国的《华侨日报》都转载过《西湖》的文章。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田耕一郎则评价《西湖》说：“在为数颇多的（中国）地方杂志中可以说是最富于地方风味的和具有鲜明色彩的杂志，这个可能作为文化基地的形成是其他地方杂志不能比拟的。”

与全市其他各条战线一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为杭州文艺界带来又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春天！（执笔   童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