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的起步

国营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的起步

杭州市经济委员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拉开了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1984年，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推动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纲领，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

一、以落实企业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国企改革

（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国企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是实行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1979—1984年），主要内容是通过采取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等措施，调动企业完成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10月4日，省革委会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暂行办法》，不久，又颁发了《关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暂行办法》，杭州制氧机厂、杭州电化厂、杭州中药二厂等38家杭州市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红雷皮鞋厂、富强服装厂、西湖伞厂等10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列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名单。1980年1月22日，国务院转发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改进利润留成办法，积极推进企业独立核算，使企业在人财物和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9月2日，国务院再次转发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决定从1981年起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并作出了改进试点办法，扩大试点内容的规定。

为落实国务院和浙江省有关企业扩权试点和落实经济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杭州市委、市革委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在全力做好省里确定的试点工作的同时，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情况，扩大了试点范围。市委、市革委会于198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意见》，新增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杭州电视机厂等59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113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为扩权试点单位。到1980年9月，全市共有226家工业企业实行扩权试点，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03家，占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数的58％，工业产值占89％，利润占86％；集体所有制企业123家，占集体所有制企业总数的49％，产值占69％，利润占73％。

二是制定相关政策，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当时，国家对试点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是采用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全额利润留成、超计划利润留成、利润包干、亏损包干及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等形式；对国营小型企业，则参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纳税办法，改上缴利润为上缴所得税和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占用费，实行自负盈亏。按照国务院和省里有关文件精神，市委、市革委会结合杭州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国有试点企业的利润指标，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责任制：有的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有的实行单项利润留成，有的实行全额利润留成，而有的亏损企业则实行利润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留用。对基数利润留成的测算，经省批准的38家全民所有制试点企业以1978年为基数，新增试点企业以1979年为基数，由企业填报核定后执行；凡是当年能做到增产增收的，还可进行单项利润留成。对1980年新增扩权试点的59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杭州重型机械厂等45家企业实行单项利润留成试点，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电视机参等14家企业除利润留成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执行外，其它各项则按省里文件精神办理。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市委、市革委会考虑到这些试点企业大多数是自力更生创办起来的，底子薄，发展生产、增加利润的难度较大，为了让他们多积累一些资金发展生产，并搞好职工集体福利，在利润留成比例上略高于国营企业。这样，就使中央和省里确定的试点政策更切合杭州市的实际情况。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涉及面广，政策性较强，必然要冲破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条条框框，市委要求各级经济领导部门予以支持和关心，以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从此，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新产品试销、奖金分配、资金使用、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免、企业用工等方面开始有了一些自主权。

三是突出重点，抓好典型。当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现青春宝集团公司）被列为全省首批扩权试点单位后，厂领导在学习试点工作的若干规定后，解放思想，除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各项试点政策外，还积极争取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的权益。厂领导这种勇于改革的精神，得到了市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市委书记厉德馨亲自到这家厂听取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争取扩大出口的办法，并当场要求市外贸局负责同志到厂里共同研究，帮助与外商搞好谈判。在市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这家企业很快与新加坡永美公司等就出口复方荸荠片、养血安神片、虫草蜂皇浆胶囊等药品达成了协议。

试点企业按“暂行办法”试点后，对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试点前，有人担心扩大企业自主权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实践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38家试点企业实行试点方案后的第一个季度所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就比上年同期增长34％，比试点前的一个季度增长7.8％。1979年，试点企业从利润分成和按工资总额提取的基金，占这些企业上缴国家利润总额的5.3％，给职工的奖金占1.6％，国家从扩权试点中得到的好处大大超过企业和职工得到的好处。杭州橡胶厂自实行扩权后，有的工人说：“大河有水小河满，锅里有饭碗里香”，干部群众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在提前一个多月完成全年增产计划后，又主动“找米下锅”，增产国家急需的短线产品。通过改进工艺和配方，加快新产品上马，结果，刚开始试点的四季度的工业产值就比原计划超额百分之六十，全年上缴给国家的利润比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杭州化纤厂，在试点前预测1979年的利润要比1978年减1％，完不成市里下达的利润指标。试点后，厂党委发动群众，针对企业管理责任不清、赏罚不明的问题，采用经济手段，把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分成130多个小指标，分别与各生产部门签订合同，全面实行经济责任制，从而出现了“人人保小组，小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的可喜景象。同时，抓住涤丝积压的关键问题，组织力量到上海、江苏等地推销，很快打开销路，促进了生产，结果，1979年的利润比1978年增加了153万元，增长了33％。据统计，38家全民所有制试点企业在试点的第一年，就增长利润4816万元，按当时的分配比例，国家多得3366万元，占69.9％，企业多得1055万元，占21.9％，职工个人多得395万元，占8.2％，达到了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目的。

（二）建立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初步探索

1981年4月，在企业简政放权、扩大自主权的基础上，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要求。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提出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国家与企业在分配上实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三种基本类型的分配形式，其目的是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工业管理体制上，对国有工业一直是采取统收统支、统包统揽的办法，对集体企业则采用八级累进所得税的管理办法。这种管理体制的突出弊端是：企业之间吃“大锅饭”，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之间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种体制下，只要进了工业企业，特别是进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有了“铁饭碗”。而经济责任制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其中心环节：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解决好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从1981年到1984年，围绕实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许多企业实行了超定额计件工资制，还有不少企业从分配制度、劳保福利上进行了一些改革。由于从上到下没有按照经济变化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管理体制仍然集权过多，统得过死，管得太多，中央和省、市给企业的自主权很难全面落实。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国务院文件下达后，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会议，围绕“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体制，建设杭州”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与会的各部门纷纷就放权松绑、放宽政策问题畅所欲言，提出了要求和建议。会后，市委、市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若干实施意见》，对放宽国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作了具体规定，使企业不同程度地拥有生产经营、生产计划调整、产品销售、劳动用工、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免、超计划生产资料浮动和新产品试销、奖金和福利基金使用、多余闲置固定资产处置、企业留成资金的支配、发展横向联系与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尤其在分配和劳动人事制度两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分配政策上，把国营工业企业奖金的增长建立在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上缴税利增长的基础上，使职工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挂起钩来。文件规定，对市场急需增产、任务饱满、管理基础较好、有平均先进定额的企业，可以试行定额计件奖。对一部分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试行税利增长发奖率的办法，奖金与上缴税利挂钩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为促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企业在保证设备大修理的情况下，可将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基金合理地结合使用。各局（公司）可以从系统留成的奖励基金中提取2%左右的比例，用于奖励本系统有特殊贡献的工厂领导、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厂长可以行使对有特殊贡献的职工的晋级权，有权从企业奖励基金中提取百分之一奖励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在劳动人事制度上，第一次下放权力，扩大企业任命干部的权力。文件规定，县团级厂矿企业厂长（经理）由市级委、办党委（党组）任免，副厂长（副经理）由厂长（经理）提名，然后由市级委、办党委（党组）考核任免。非县团级厂矿企业厂长（经理）由各主管局（公司）任免，副厂长（副经理）由厂长（经理）提名，由上一级党委考核任免。企业的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经理）提名，经同级党组织讨论同意后，由厂长（经理）任免。文件还规定，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可以从全民集体编制人员中选拔干部，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招收季节工、临时工，可以从农村招聘轮换工。并明确规定：企业招工时，可以划出20％以内的比例，推荐、考核、择优录用劳动服务公司的就业（待业）人员。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打破了长期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真正给企业放了权、松了绑，而且在劳动人事制度上开始打破全民与集体、城市与农村的严格界限。

在普遍放权松绑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对杭州第二中药厂和杭州电视机厂参照“福日公司企业管理的办法”，在领导体制、分配制度、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规定：赋予厂长（经理）组阁权和内部体制调整和机构设置权，对干部、职工实行聘用制和合同制，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招聘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可自行确定所聘人员的工资报酬；以1983年为基数，1984年上缴税利比上年增长，标准工资总额可按增长比例向上浮动，超额提取数在成本中列支，但浮动比例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公司内部可在这个提取数内实行基本工资、企业津贴、职务津贴和岗位津贴等多种工资形式，不搞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企业内部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公司按规定留成的职工福利基金，有权自主安排使用；除此，还放宽了企业在税后利润中留用的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以及新产品开发、固定资产折旧、产品销售等方面的自主权。这两家企业按市委、市政府的政策，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制订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行使厂长组阁后，在全厂聘用了包括副厂长在内的40名中层以上行政干部，平均年龄为42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50％。许多被聘用的干部接到红聘书时激动地说：“这次聘用与以前任命不一样，真正感到有一种信任感、压力感。”建立新的分配形式，实行待遇从优、管理从严，重奖重罚。工人实行合同制后，该厂一车间有一名工人，改革前“懒”得出奇，班组不要他，车间也不要他，厂里只好安排他去扫马路。他认为，反正有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工作仍然马马虎虎。实行合同制后，他很快由懒变勤，第一个月就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得到了18元奖金。重奖重罚制度实施后的第八天，有名青年工人上班擅自离岗到厂外买点心吃，结果被罚款43元，在全厂引起很大震动，大家都受到了教育，遵守厂规厂纪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次，一个打字员因故误了厂车，若改乘公交车到厂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提前两分钟赶到厂里。这件事在现在看很平常，可在当时不仅轰动了全厂，而且成为全市改革中出现的一件新鲜事。在经营上，这家厂也由过去的封闭式经营走向开放式经营，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大胆地扩散产品，与乡镇企业搞联合开发；另一方面把拳头产品打到国际市场，到国外建立“青春宝”饮料分厂和国外合资工厂，打破了过去单一经营的模式。杭州中药二厂进行以冯根生为厂长的锐志改革精神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市广泛宣传，冯根生由此成为全国知名改革家，杭州中药二厂也通过改革，由原来的一个中药车间发展成为举世闻名、国内最大的中药生产企业。

市委、市政府在大力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搞活集体企业和国营小型企业，及时下发了《关于放宽二轻集体企业几个政策问题的改革意见》，对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改革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市体改委、市财税局相继发文，提出对固定资产在300万元、年利润在30万元以下的24户国营小型工业企业实行以“改、转、租”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对长期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采取了改组和关停并转的政策措施，经济责任制在全市工业企业中开始普遍推行。市二轻系统大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家电、服装、皮塑、家具、五金、工艺美术、和张小泉剪刀七个工业公司，113家企业，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100家，占88.5％。二轻公司党委遵循“清‘左’、松绑、放权、搞活”的指导思想，按照市政府的政策规定，结合本系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是改革与企业整顿相结合，改革促整顿，整顿促改革。通过整顿企业班子，大胆起用“明白人”。同时，改原来管人管事分离的“双轨制”为管事用人统一的单轨制，改干部原来由上级委派、任免为由本单位选贤任能，招聘组阁。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实行干部奖惩条例，把干部收益与工作好坏挂钩。整顿劳动组织，在用工制度上改原来劳动部门统招统配统包为劳动合同制，实行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相结合。二是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挂钩，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对车间、班组实行定产量、定质量、定消耗、定出勤和包利润的“四定一包”，采取经营承包、浮动工资、超定额计件、计件工资、净收入分配、利税发奖率、岗位津贴、职务津贴等多种分配制度，奖勤罚懒，拉开档次。三是放开搞活和企业“改型”结合，增添企业活力。按照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搞好企业改组联合，先后建立了杭州钢管家具总厂、洗衣机总厂、电扇总厂、皮革总厂等11个总厂，使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有所突破。四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厂长松绑，书记难当”等思想问题，先后举办两期“书记工作研究会”，共同探索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当好“改革书记”，克服以往书记独揽行政事务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活，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三）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和深入发展

1984年10月1日，在第一步利改税基础上，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国家对企业普遍试行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浮动，完全以税代利，基本解决了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也就是从1985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迈出了“两权分离”的第二步。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深化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此带动了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和深入发展。

为建立新的分配关系，1984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又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12月12日，为探索和完善工效挂钩办法，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意图，市经委、市劳动局、市财税局联合发文，对杭州机床厂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试点。这项试点主要是核定当年工资总额后，将应上缴税利与工资总额增长浮动的比例，采用增长部分分段递减计算的办法，即应上缴税利增长在20％以内，上缴税利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9％；应上缴税利增长20－40％，上缴税利每增长1％，工资总额总额增长0.7％；应上缴税利增长40％以上，上缴税利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5％；如应上缴税利下降，上缴税利每下降1％，工资总额下降0.5％。在试点的基础上，1985年，市政府又制定了《关于增强工业企业活力的若干暂行规定》，在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权、改进工资奖励制度、增加和用活企业财力、放宽企业用工办法、扩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输出技术，以及国营小型企业放开搞活、集体企业的扩权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进一步扩大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范围，继续完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试行办法，在丝绸、纺织行业进行岗位工资制试点。按照市政府规定，市经委、市劳动局、市财税局审核批准杭州机床厂、杭州热水瓶厂、杭州电化厂等31家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法，规定企业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浮动的总水平为0.671。同时，根据每个企业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好坏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难易程度，不搞一刀切，浮动比例最高为0.78，最低为0.32。这项改革措施，大大增强了企业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动力。

1984年下半年，受宏观经济调整的影响，工业生产出现波动。1985年上半年，市属167家预算内企业利税比上年同期降低了3.9％，其中利润下降了7.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市委领导首先还是从改革上找原因，想办法。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市委副书记许行贯在《全面落实经济责任制，不断推进企业内部的改革》讲话中，分析了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1984年四季度企业在工资套改时，把原来一部分“活”奖金变成了死工资，许多已经实行多种形式责任制的企业又重新恢复了老办法，重开了“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二是1984年四季度国家加强宏观控制，政府有关部门不善于用经济的、间接管理的手段搞活微观经济，使企业保持应有活力，而是不自觉地采用老办法加强控制，使已经下放给企业的一些权力又不同程度地收了回来，使企业的自主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三是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企业的适应力很差，加上当时受流动资金缺乏，能源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一度处于被动状况，有的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鉴于这样的分析，市委领导认识到企业要有活力，经济要向前发展，不抓改革不行。但企业如何抓改革，突破口在那里？为了找到答案，市委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收效不大。6月下旬，市委书记厉德馨在桐庐调查时听说兰溪市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于是就亲自带领市委、市政府学习小组于月底去兰溪取经，并对兰溪市的企业改革进行了实地考察。1986年上半年，兰溪市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4.6％、产值增长19.89％的优异成绩，在大部分企业认真实行经济责任制不动摇，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不搞“大锅饭”，坚持把职工收入的多少同劳动成果挂钩，做到奖勤罚懒。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从学习兰溪市的经验中开阔了思路，找到了差距，尤其是从兰溪市各级领导敢担风险，坚定不移地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精神和气魄深受启发。兰溪学习回来后，市委、市政府于7月初邀请了本市坚持经济责任制，生产经验稳步发展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新华丝厂、杭州春江棉纺织厂等16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到市府大院，给市委常委、副市长和市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上课”，统一落实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认识。在座谈会上，市长钟伯熙强调，解决上半年生产速度、经济效益两不理想的方案只有两条：一是坚持厂长负责制，二是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副市长李志雄在市经委召开的学习兰溪经验座谈会上也指出，与兰溪相比，不仅兰溪的精神面貌和改革决心更大，而且兰溪市的领导非常体谅基层、关心企业，改革的政策稳定，责任制搞得细。同时强调，企业情况千差万别，责任制不能搞一刀切，一种模式。

在反复统一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7月上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工业、商业企业落实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要坚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选择、创造和逐步完善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不搞一刀切。尤其是在国营小型工业企业放开、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方面作出了扩大燃料原材料节约奖、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实行浮动工资制、建立特种激励制度等19项具体的政策措施，新规定从7月1日起执行。7月8日，召开了有2500余名基层企业厂长、书记、工会主席和机关干部参加的全市落实和完善经济责任制工作会议，全面部署落实经济责任制工作。在这次会议上，14位厂长、经理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厉德馨作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经济责任制》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系统的论述了实行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意义和工作要求。这次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内，各县（市）区、局（公司）都相继召开了系统干部大会和企业职工大会，传达全市会议精神，集中学习厉德馨同志的报告，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市工交系统绝大多数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调查摸底，反复测算，制定了新的经济责任制，全市掀起了完善落实经济责任制的高潮。到1986年底，市属12个工交局（公司）的393家企业实施了新修订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并与主管部门签订经济承包合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以承包为主，灵活多样，突出了“包、浮、否、考”四个字。“包”：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管理，多层次、多形式的承包；“浮”，工资实行浮动，并把奖金与工资捆起来使用；“否”：就是普遍实行质量否定法，使经济责任制更好地促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考”：建立科学的、严格的考核制度。

二、落实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简政放权，落实企业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迈出了杭州工业企业改革的第一步，使杭州国有企业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一是在干部管理上推倒了“铁交椅”，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的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包揽、干预行政事务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企业的主管部门又普遍存在政企不分的现象，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实行改革后，在干部管理上从1984年开始陆续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将原来管事管人分离的“双轨制”改为管事用人统一的单轨制，赋予厂长组阁权，对干部、职工实行聘用合同制，从此干部由原来上级委派、任免，变为由本单位选贤任能、招聘组阁，并允许人才合理流动，使每个干部手中有权力，肩上有压力，工作有动力。到1986年底，市属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已达246家，占市属企业总数的63.7％，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全面实行，预算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56家，占同口径企业总数的93.4％。与此同时，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试行任期目标审计制。在企业内部，较好地理顺了党、政、工三者关系：厂长（经理）有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改革厂内生产行政组织和管理机构，决定任免中层行政干部，提出副厂长等副厂级行政干部的任免名单；工厂党委（总支、支部）对党群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对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并要求积极支持厂长（经理）行使职权，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等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职工代表大会则是充分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主要职责是加强民主管理，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厂长（经理）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企业集体福利基金的使用方案，讨论兴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以及民主评议干部等。

二是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在收益分配上破除了“基本工资不能动”的旧观念，打破了“大锅饭”。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企业只需依法向国家交纳税收，税后的利润即归企业自行支配使用；对一些微利和亏损企业实行盈亏包干，对少数企业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对小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以及经营者个人承包、租赁等方式，把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以税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企业内部，以承包为主，采用承包制、计件制、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效益工资制、超产奖、综合考核制等多种分配制度，做到拉开档次，奖勤罚懒，使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的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果相联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现象，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随着经济责任制的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构改革，从有利于强化厂长（经理）负责制出发，精简机构，减少脱产人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轻系统是我市改革起步较早的行业。1984年开始，这个系统根据二轻集体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实行企业上缴利税与职工超额报酬挂钩办法，并推行了以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使职工的奖金随企业经营的好坏和个人的劳动成果进行浮动，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5年产值突破10亿元，利润突破1亿元，分别比1984年增长36.3％和34.9％。

三是在生产经营上放开了“麻雀笼”，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实行层层放权、条条松绑，打破过去分头把关，层层报批的统紧卡死后，许多企业根据各自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经营方式，使生产获得了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减少统一分配调拨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商品流通，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经过几年的改革，逐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初步改变了统购包销、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通过全面落实经济责任制，既给企业带来了动力，也增添了活力。第一，企业有了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能更好地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统一起来，把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第二，企业普遍重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第三，原来企业自有基金使用的条条框框多，如大修理基金、折旧基金都要分开使用，实行经济责任制后，企业在基金使用上有了自主权，更加注重把自筹基金用于挖潜、革新、改造，力求做到花钱少，收效快。据统计，1984年底，全市共有工业企业4622家（含乡镇企业），职工72.32万人，固定资产原值48.54亿元，净值32.86亿元，当年完成工业产值100.87亿元，成为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超百亿的十个城市之一。1974年与1978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1.35倍，年递增15.3％；资金利税率从37.39％提高到40.66％，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其中市属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142家，占市属国营工业企业（预算内）总数的86.1％；完成工业总产值40.87亿元，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98.3％；实现税利10.07亿元，占国营企业实现税利的99％；上缴税利9.34亿元，占市级财政收入的73.8％。到1985年底，我市有90％以上的工交企业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市属大中型企业1983年、1984年的留利都是17.8％，人均留利471.4元。1985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提高了企业相对独立的地位，留利率调高到22.2％，调节税率则相应地由原来的27.2％降低到22.8％，其中一部分人均留利低于350元的企业都适当提高了留利水平。二步利改税后，市属134家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的调节税率由1983年的27.53％降低到19.25％，下降了8.28％，留利率由原来的17.47％上升到25.75％，从税后留利中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由1983年的2069.2万元增加到4047万元，从而大大增强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国有工业企业第一步改革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986年10月27日，市委书记厉德馨接受《工人日报》三位记者采访，在谈到杭州市推行和完善落实经济责任制的效果、做法和体会时，他概括了三点：一是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二是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三是改进领导方法。杭州市的改革实践，正是这样去做的。

一是解放思想，始终以改革为“牛鼻子”统揽经济工作全局。企业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由于涉及利益调整，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思想阻力，因此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无疑在干部、职工中引起思想震动。为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发展，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部门，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做好思想引导，努力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在全市造营造一个强大的宣传舆论声势和浓厚的改革气氛。1984～1985年，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企业中曾出现滥发奖金、实物的歪风，加上报刊上的一些片面宣传，造成职工思想混乱。对此，市委适时地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1985年，开始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针对部分干部、职工受传统观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思想上存在的“工资奖金是国家的，谁也不能动”、“平均主义‘大锅饭’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行按劳分配、奖勤罚懒，是同职工主人翁地位相违背”等旧观念，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紧密配合下，进行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落实经济责任制的宣传报道，推广典型经验。《杭州日报》每天至少有三条这方面的消息，杭州电视台专门开辟了“改革之窗”新闻节目，报道全市各个行业的改革典型；市委、市政府还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改革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向社会发布。各级党委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围绕中心，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市经委及工交各局（公司）党委，1984年上半年，从上到下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积极分析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改进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通过各级党委的共同努力，统一了认识，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经济责任制是企业内部综合性改革的“牛鼻子”，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企业的客观要求；二是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的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果相联系；三是建立和落实经济责任制的基本要求是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四是建立和落实经济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通过统一思想，摒弃了陈腐观念和保护落后的一套错误做法，坚持“敢”字当头，为建立和落实经济责任制排除了思想障碍。各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初步形成后，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主席团会议进行审议，让职工充分发表意见，进一步充实方案内容，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减少或解除思想顾及抵触情绪，保证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各级党委还积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同时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党政关系，较好地发挥了党委在各项改革中的保证监督作用。市委、市政府还以落实经济责任制为“牛鼻子”，把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带动起来，一方面是继续全面推行和强化厂长（经理）负责制 ，另一方面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工业企业中开展“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活动。在狠抓企业改革的同时，市委、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是明确改革重点，制定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每年年初，都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年企业改革要点，并根据不同行业特点，解决好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特别是改革分配制度，必将触动职工的切身利益，触动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无疑会有一定风险。对此，市委书记厉德馨曾一再强调：“如果我们害怕风险，优柔寡断，不敢承担风险，改革就没法进行。市委要充分预计到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下定决心，不怕告状，不怕怠工，不怕游行示威，做到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决不后退。”在执行有关政策时，要求各企业坚持从实际出发，用足政策，不搞一刀切。如经济责任制初步推开后，在国家与企业的第一层次分配上，市属企业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基本措施是：提倡企业实行浮动工资，允许企业将人均24天的加班工资捆入浮动使用，原来在奖金中列支的工资也要参加浮动；按利润增长档次，规定奖金可发数，不足部分允许企业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用后备基金调剂；允许企业辅助部门的富裕能力对外承接业务，单独立项，纳税和提取劳务费。这样做之后，企业用于经济责任制的“活”工资占到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大大增强了经济责任制的活力。随着经济责任制的深入发展，企业的承包范围从单一的产量承包，扩大到技术承包、质量承包、销售承包、采购承包等方面，承包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指标承包、项目承包、个人承包、柜组承包、集体承包、产供销一条龙承包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亦更加灵活多样，除主要采用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浮动考核外，还有超额报酬提取率、岗位工资制、全额计件、工资含量包干、亏损包干、超产计件、学习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管理从严，待遇从优”、集体租赁等办法。市委、市政府考虑到落实经济责任制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政策问题，就由市经委、市体改办、市财税局和市劳动局，成立了经济政策研究处理小组，并建立了“经济信息卡”，及时研究和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还一再要求各主管部门对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要一放到底，不要中间梗阻，切实把企业搞活，并激励企业要把得到的权力认真用好用活，努力增加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三是各级机关改进了领导方法，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经济管理手段。政府管理经济从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等经济杠杆，也就是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1986学习兰溪经验，在全市掀起落实经济责任制高潮后，市委组织80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61家基层企业，掌握情况，反馈信息，帮助企业落实经济责任制。市级机关，不光是经济部门，就是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教委等部门，也都派人进行深入调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市里建立了政策协调小组，每周五开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为企业及时解决了60多个问题。在工作方法上，增强了服务性，由原来对企业的直接指挥逐渐向协调服务转变，努力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各经济管理部门为适应这种改革，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主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科学决策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企业的自主权。为适应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相应转变，由过去那种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资金物资逐步转到主要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加强检查监督等方面。

为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在改进领导方法和转变工作作风的同时，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革。1985年11月3日，市委、市政府给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下放在杭的省属企业，要求按照“除少数有特殊情况的部门和行业外，中央各部和省、自治区都不再直接管企业”的原则，省在杭的201家工交企业（其中工业企业183个，交通企业18个），除中央明确规定不下放和一些为机关或事业单位服务的外，原则上应分期分批下放给市里管理。报告还提出清理和整顿行政性和政企不分的公司，整顿工交系统8个局级公司和34个二级公司。1986年，开始在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和电子仪表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对杭州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实行了第一步改革，将公司与杭州电视机厂合并，对内一套班子，对外两块牌子，初步解决了公司与厂两级法人的矛盾。同时，清理和整顿行政性公司，实现政企分开，减少中间层次。对二级公司进行整顿，以轻工业局所属的日用化学品工业公司为试点，由行政性公司转变为经营服务型公司，其它则按实际情况，有的实行企业化，有的转为行政管理部门，有的撤销。通过公司整顿，把应放给企业的权利全部放下去，排除中间梗阻和截留，同时还提出制止乱摊派、乱收费，减轻企业负担。

总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经济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杭州工业经济从此步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执笔  王志勇  林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