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杭州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所属21军、23军，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后，在地下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于5月3日解放了杭州。面临战争造成的历史创伤，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亟待恢复，人民生活亟待改善，社会局面亟待稳定。

据资料统计，解放初期杭州市面积约234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3、59余万人，城区每平方公里约26000人，郊区约800人。全市有户数112891户；土地总面积为376225亩，其中田36121亩，占9%；荡12890亩，占3.2%；河11295亩，占3%；路8553亩，占2.4%；杂地89833亩，占26%；墓地16472墓，占4.1%；宅地28371亩，占7.3%；林地164402亩，占42%；西湖及公园8309亩，占3%。

国民党败退时，留下了一副烂摊子，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许多困难。

物资奇缺、供应困难。194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4、79亿元，粮食产量仅45.75万吨。旧社会沉重的封建剥削和苛捐杂税，严重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棉花、络麻、油菜籽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非常低，春荒期间，全市受灾达6400余户、9000余人（还不包括失业工人）。由于物资奇缺和城乡交流不畅。解放军进城时，粮食缺口达15万担，合2250万市斤。其他物资诸如煤也紧缺，电灯厂的储煤量只能维持40天，火车燃料存量只能运行7天，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明显储备不足。

百业凋零、市场萧条。在连年战事摧残下，杭州这座商业消费性城市，商店数1949年仅9200家，比抗战前减少了4400多家。店的规模也大多缩小。过去大多属于纯消费的商业，解放后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商业结构已不再适应。过去生产的迷信商品、旅游用品等，都不再适销。加上海外市场被封锁，丝绸产品出口不了，进口原料进不来，市场日益萎缩。纱布行庄垮了70%；银楼垮掉1 00%。银钱业原有40多家，只剩下七、八家。丝绸行业和纺织行业约有10万工人，占杭州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8.8%，丝绸产品以出口或供应高挡消费者为主的市场发生解体，整个行业生产严重衰退。如织锦、杭扇、杭伞、剪刀之类杭州名品企业，十分不景气。

工业水平低下、结构比例失调。1949年全年工业总产值为1.23亿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25.67%。市区内百人以上的工厂仅33家，大部分为个人经营的小厂、手工场和手工作坊，生产设备原始简陋，机械化水平很低。不少工厂停工或半停工、怠工状态，企业纷纷倒闭。工业结构也不合理，全市除了电厂和几家从事简单设备维修的小工厂以外，基本上没有重工业。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仅占3.8%，微乎其微。而轻工业中各门类间也不成比例，丝绸、棉纺为主，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8.8%，其余24种门类合计只占27.4%，只有卷烟、肥皂、火柴、造纸、茶叶加工等少数几家厂稍具规模。生产的原料、材料、燃料的配置都不充裕。

失业工人增多，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5月至1950年4月，新失业工人14000多人，连同解放前已经失业人员合计，全市失业者共达17万人，占总人口1/3，超出了城市的承受力。其直接原因是大部分工厂减产，许多企业倒闭歇业，工人失业不断增多。自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的三个月中，市区原有工业企业3172户，相继关闭1150户，只剩下2022户维持生产。据浙江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谭震林在《杭州市工会干部与工人积极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原因时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旧社会旧城市对劳动者过度剥削，人民的购买力降到不能维持的地步。过去的虚假繁荣，是靠着畸形的城市结构维持经济运行，譬如依附于大都市、出口业、富人享乐靡费、迷信活动烧香拜佛之类，以及投机者买进卖出踢皮球，解放后一步步暴露出来了。他揭示了历史包袱的真实因素，需要经历一段转变过程，才能逐步缓解矛盾。

物价波动，投机活跃。杭城的物价波动与投机活跃有密切联系。物价的飞涨，在杭州解放前夕已近疯狂程度。解放后物价仍然暴涨，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杭城连续发生了三次涨风。第一次银元卖买，第二次米价波动，如5月3日杭州解放那天150市斤大米为4银元，5月11日售价10银元，飞涨一倍半；第三次由纱布业为主，推动涨风。不少民众对“人民币是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持观望态度。投机分子借机炒作银元、黄金，囤积大米、纱布，刺激黑市翻滚，助长物价波动。从表面看物价风波由金融市场紊乱所造成，其原因在于货源不足、供求失衡。同时，杭城金融市场仍把黄金、银元和食米当作货币来使用，阻碍人民币入市。金银投机又助长了物价的涨势，对财经起破坏作用。地下钱庄、私营行庄常经营非法的放款业务。致使商人向行庄高利贷款后，经营赔了本，有的逃跑，有的自杀，有的关门歇业，有的卖房破产。杭州行业茶会，如棉纱业茶会、布业茶会、人造丝茶会、粮食市场等交易场所，名亡实存，不利于生产的稳定和市场的完善。此外，解放初期调整税收后，一些工商业者中产生了强调政府照顾、不依法报缴税款的错误想法，“偷税、瞒税、拖税、欠税”的现象严重，1950年6月底拖欠户为14321户，到11月份，已增为27600户，新旧欠税33亿余元。

户籍混乱，闲散人员急需疏散。杭城50多万人口中，城市居民成分复杂，核查发现有漏报的黑户501户、4207人；有户口在杭而人不住在杭城的26714人，迁移不报的16323人，家虽在杭城而个人未报户口却住在家的1139人，登记户口却与事实不符的达99425件。清查中发现有逃亡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分子、无业游民、小偷惯窃、妓女暗娼、赌徒、金银贩子、贩吸毒品等复杂人员。全市人口中，生产者及跟生产有关的人口不及半数。要想在短期内把全城半数以上的人口，从过去未曾参加生产或无机会生产，都安排有工作，非常困难。因此城市中闲散人口急需疏散，引导他们下乡参加生产劳动，但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国民党残渣余孽活动频繁。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和反动统治苦心经营的基地之一。杭州解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由国民党特务、流氓分子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组成的武装力量，他们一方面打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杭州地下军”、“天目山游击军钱塘支队”、以及“民主联军浙闽苏皖总司令部”、“民主同盟浙江纵队”等各种旗号，伪装民主，收编武装，张贴布告，散发宣言，四处活动，企图混入革命阵营；他们声称配合解放军行动，装模装样地抓捕国民党散兵游勇，造成社会混乱，已严重影响杭城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扰乱金融，聚众抢购食粮，挑拨劳资纠纷，扰乱社会治安。同时农村封建势力猖獗，阻碍城乡沟通。反动道会门不仅专事毒化百姓，聚敛诈财，妨碍生产，而且还散播谣言，毁谤政府，甚至阴谋暴动，扰乱社会治安，进行反革命活动，尤其是一贯道在杭基础较深，并与全国许多地方有联系，他们用封建迷信欺骗愚弄群众，诈取人民钱财。市郊艮山区、彭埠一些村落60%以上的人参加活动。群众迷信被骗，地霸匪特猖獗，骨干分子顽固，刑事案件频发。盗窃形式以“闯窑 ”、“抬子”和扒窃为最多，还发生过社会黑势力组织20多人攻击派出所的事件等。

文教卫生事业遭到摧残，社会发展徘徊倒退。1949年全市（包括郊区）有各类学校250所，学生50939人。包括大学4所，学生3112人；中等专业学校6所，学生1706人；普通中学26所，学生9321人；小学214所，学生36800人。另有幼儿园5所，民众学校8所。其中接管的市区公立高等学校只有浙江大学、医专和艺专三所，职工1459人，在校大学生2181人；中等学校及高级职业学校(即中专)12所，职工875人，学生4668 人；公立小学仅68所。大多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规模都不大也不正规。市区民众教育馆1所，职员14人，郊区民众教育馆4所，教育实验区1所。市级儿童图书馆职员4人，图书不多。还有浙江省图书馆。全市医疗机构63个，卫生技术人员3500人。接管医疗机构有杭州省立医院、省卫生试验所、省防疫大队、市民医院、传染病院、浙江病院以及4个区级诊疗所和两家教会医院。商业卫生、工厂卫生、学校卫生、食品卫生管理薄弱，缺医少药问题十分突出。最落后的是农村卫生工作和城市粪便垃圾污水的处理，家家户户清晨须等粪便车来倒马桶，再用人拉往郊外作肥料。可以看出，素称“文化之邦”的杭州文教事业所受压制与破坏，情况非常严重。

负责解放杭城的21军、23军奉令，于5月3日解放杭州的同时，迅速解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非法武装，收缴了大量隐藏的武器，解散人员，追回物资，先后解除了大约2000多人的武装，对维护杭州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电令：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杭州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事宜。并任命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为副主任。5月14日，市军管会发出了《关于加强保卫工作的指示》，要求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管制甄别旧机关人员，恢复交通，消防、防空、治安管理等。5月23日市军管会颁布《关于解散反对组织，制止“国特”活动，收缴散遗枪、弹，严禁任何破坏活动的命令》，限令在杭的“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其他特务组织立即解散。5月30日，军管会发布命令，原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接管。原金融、贸易、税收、电讯、邮政、铁道、公路等系统，即由各机关统一办理交接。同时要求下级也积极搞好交接，缮具清册，分呈上报，以便按系统由上而下进行接管。

市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对蒋军人员的收容登记工作，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申请登记工作，凡属国民党军现役军人、退役官佐、外地来杭的旧政权机关流亡职员，逃亡地主、特务人员等均须到收容所登记。市警备司令部于6月设立了收容所，收容登记国民党官兵及其他人员。7月8日至14日一周内，登记人员计800余名，其中很多人交出文件、档案、武器及其他公物。此外，军管会对抗拒登记的人员分别予以破获逮捕，共计逮捕匪犯52名，并缴获其枪支、弹药及反动文件等。同时，针对杭城残余潜伏匪特制造谣言、扰乱社会治安的情况，成立了人民冬防委员会，在企业中普遍成立群众性冬防分会组织，计有冬防分会8个，支会53个，各基层单位102个，小组137个，并组织了纠察队、消防队、救护队、联络队、修建队等组织进行宣传。逮捕造谣分子15名，破获反革命标语案2起，迅速清理积案213件。仅1949年最后两个月，办结新案133件，办结民事案1053件。到1949年底，共收容与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94126名，登记的国民党军官17944名。1950年4月27日，根据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和各界人民的要求，逮捕了1143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除了市和各区相继判决外，4月29、30日两天，全市和八个区还分别举行公审大会，当众处决了106名一贯残害人民、破坏革命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群众达15万人之多，收听实况广播的约6万人。同时下乡剿灭匪特，打通城乡交流障碍，破获各种潜伏组织；明令一切反动党团及其有关组织停止活动，进行登记，加以控制。取缔反动道会门，逮捕其首恶，解散其组织，对坛主以上骨干进行登记，发动群众性自我教育，使民众免受欺骗。打击黑社会势力，瓦解其组织，控制其活动。统一部署，组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对全市可疑分子多次进行大搜捕，从而有力地摧毁了反动派赖以复辟破坏的社会基础，为社会安宁创造了条件。

全市性进行了户籍普查和校对整理工作。全市普查面达到120799户，人口520730人。普遍建立了居民区组织，全市达507个，3283个小组。同时在整理地籍、清理产权的方针下，以清理私产为重点，普遍进行了房产清理登记工作。采取“地籍与户籍相结合”的登记原则，实行“一户房地一次登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的方法，对全市私有房地产进行了登记工作。通过登记发现隐偌的敌伪房产、地产54处，面积约50.52亩。明令禁毒、禁赌、禁偷、禁盗、禁嫖、禁聚众斗殴。接收救济院、感化传习所。成立杭州市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处理委员会，接办仁慈堂育婴院，改名为杭州人民保育院，收容街头流浪儿，加以保护教育。设立杭州市劳动教育院，收容惯窃、扒手及妓女、暗娼。设立杭州市人民劳动院，收容乞丐。经过两年4次大收容，共收容小偷3000余人，乞丐2000余人，妓女数百人。除将一部分遣散回原籍外，其余统一安置参加生产劳动，使其接受思想改造，学会生产技能，给以正常的生活出路。对娱乐、印铸、旧货、旅馆、茶馆、照相、游船等特种行业，加强行政管理。由公安与工商部门配合，改组旧公会，联系工会进行民主管理，鼓励他们对盗窃、造谣、贩毒等违法行为的检举密报，有助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过收容教育、特种管理，结合舆论宣传，综合治理，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赌博吸毒、强盗扒窃、聚众斗殴等丑恶现象，基本上取得了禁绝的效果，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另外取消保甲制度，新创居民委员会，健全社区治保，加强社会基层组织的改造和建设，做好户口登记与编查工作。社区与派出所相配合，加强社会秩序与交通秩序的管理，开展持久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较短时间内变革民俗、安定社会、保障治安。

面临战争创伤，百废待兴，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杭城解放的第三天，市政府就批准了紧急救济失业工人的暂行办法，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救济工作，千方百计救助失业工人，并帮助其就业。杭州市军管会于5月10日召开会师大会。谭震林指出，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是迅速恢复生产，逐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要求全体同志团结一致，提高理论、政策和思想水平，为建设新杭州而努力。5月11日，省委下发了《浙江省委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再次强调指出，今后杭州地方党组织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数的自由资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势力恢复与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建设为生产城市，这是杭州地方党组织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市军管会领导明确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政府积极救济失业工人，先后介绍4890人就业、转业、复业，同时动员还乡生产5883人，生产自救1940人，积极组织以工代赈，吸收一部分工人参加市政建设项目。暂时没有出路的，给予必要的救济，或动员还乡生产，为生产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为了促使工厂商店开工开业，积极调整税收、调整价格、调整经营范围、调整资金周转，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迅速恢复发展生产。1949年5月中下旬，市军管会分别召开了工人、科技界、工商界座谈会，阐述中央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政策，号召共同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市委统一部署下，全市生产和经济建设逐步恢复。1949年6至8月，全市生产开始走向稳定，到了9、10月份，物价已相对稳定，生产渐趋好转。如染织厂、棉织厂、肥皂厂、面粉厂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已开工及机器数都有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1月已开设工厂567家，开工电力机2240台，人力机994台。与4、5 月份相比，开工数、电力机、人力机均增加一倍或60%不等。这一时期，杭州以丝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因原料销路困难，仍处于维持紧缩状况。到11月底，开厂1364家，电力机3641台，人力机121台，较4、5月份相比，电力机、人力机也有增加。商业秩序已恢复，物资交流渐趋正常，其中粮食、酱园、棉布、柴炭各业亦有发展。1949年10月已开设粮行52家、粮店431家、酱园店336家、棉布店161家、柴炭店209家等，都比以往增加。由于经济形势好转，开工复业的企业逐渐增多，制住了关厂歇业现象，工业渐有起色。据1950年底统计，纺织、织布、丝织、剿丝等18个工业的开工数为2043户，粮食、百货、南北货等48个行业中，开工数为5339家，较解放前后各有大幅度增加。在短短的3年时间后，全市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23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2.8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20%。

为了引导企业改变旧的经营方针与经营方法，市政府成立生产改进委员会，号召和组织私营工商业自我改造，改变经营方式，改进生产技术，同时发动企业职工主动团结资方，共同面向生产。不少企业的资方认识到不发展生产就毫无出路，纷纷提出企业经营的改造方案，开始着手整顿，并通过劳资协商获得工人支持，合理组织劳动。有的资方增添资金的投入，改进机器设备。如丝织业各大厂扩增机台，提高生产率，将部分职员充实到生产第一线。缫丝业在生产技术上有很大提高，1949年生丝品位平均在D级以下，有40%不合出口标准。而1950年7至11月产丝2200担，产量增加且质量提高，ABC三级占87%。机械设备也有改进。原先经营高贵绸缎的绸布业，改变经营方针，大多改为售卖大路货的棉布，以适应市民需要。那些产销高级消费品、迷信品的企业纷纷转产。工业转产的有丝织业53家，锡箔业2家，商业转产的有47家。此外组织联营机构32个，涉及22种行业，参加单位870家。联营后因资金集中、信用提高、易于取得银行贷款，在加工订货方面也拓宽渠道。减少了互相倾轧、恶性竞争的现象。联营单位往往分工合作，扩展了经营范围。粮食联营公司组成后，有能力远向长沙、南昌、鹰潭采购食米供应本市，促使货源充实。丝织产销联营公司成立后。销路可远达北京、天津、汉口、济南、西安、重庆等地。部分中小工厂联营后，精简机构，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减少了孤军奋战的风险。同时协调劳资关系，缓和各方矛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深入人心，1950年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尖锐、紧张，逐步过渡到缓和正常。全年受理劳资案件1217件，其中前5个月达781件。停工、解雇、欠薪情况大量减少，复工、管理、调整待遇者增多。劳资双方遵循正当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减少了资方欺骗及少数工人要求过高的偏向。由此可见，本市工业通过接管、改造和新建，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基础。又通过供应原料、加工定货、推销成品、发放贷款、发展公私合营企业等办法，大力改造和扶持私营工业。同时，对公私合营企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管理民主化，扩大工会组织。

杭州是一个消费性大的商业城市，商业资金总值比工业总值大。解放之初，全市共建基层合作社55个，发展社员117647人，占全市人口的22.3%，筹集总资金为183、15亿元，其中社员股金46.8%，配合国营稳定物价，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扩大了集体所有制的队伍，也加强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同时由于匪特盘踞农村，城乡不通气，市场萧条，原料缺乏，商业陷于萎靡。党和政府及时动员组织私商下乡收购土特产，鼓励组织联营。如1950年通过联营集中土特产为柏籽7万担，秋茧38819担，皮棉17322担，食糖240包，毛猪14012只，总共下乡资金为645亿元，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此外团结和发挥各阶层人民的力量，开展了群众性的社会救济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基本上实现了“不饿死人”的现象。杭州商贸业以此兴旺，国有、集体、个体商业开始协调发展。

针对解放之初杭城物价金融状况，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切实做到收支平衡。

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9日颁发第二号布告，公布《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宣布“人民币为全解放区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同时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5月13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同时宣布由中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首次收兑比价为1元人民币比13，500元金圆券。全市财政收入1949年下半年收入为92.7亿元，市库收入52.46亿元，支出57.78亿元，入不敷出，赤字约8.5%。同时接管资本企业，认真整顿属于官僚资本或部分属于官僚资本财产的工厂40家，对于国营企业，充实力量，谋求发展，安排就业，增强经济实力。 

市军管会针对杭州金银交易市场混乱状况，张贴布告，对银元进行管理登记，限制流通，强迫收兑，禁绝使用。设立了4个兑现所，规定银元买卖必须按指定地点集中交易，只准在所内进行，严禁满街叫卖银元。1949年5 月下旬，杭州市发生金银、大米等物价猛涨风波，市军管会发布公告，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宣布禁止金银买卖、流通、携带、搬运，只准贮存或向人民银行兑现人民币，银元交易所一律撤消。5月28日，市军管会颁布《银元贩申请登记及服务规划》，命令所有银贩于30日前到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登记，接受审核，领取交易许可证。6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发出通知，所有审查核准银贩，即日起一律集中于延龄路原国货陈列馆进行交易。6月12日上午10时，军管会查封银行兑换所，取缔金银投机。次日，人民银行开始收兑银元，警备司令部也在各水路交通要道设立6个检查站，市委还印发了关于禁用银元的宣传要点，组织学生、工人出动上街宣传，配合市人民银行收兑银元的工作。到6月底，市区共收兑黄金268.021两，银元12.5287万元，市场物价迅速回落。

贯彻财政统一政策，通过整编组织，核算了额定人数，调整了薪给，减少开支约18%。经过组织定编精简机构，把裁减的人员有组织地动员下乡开展农村工作，既帮助农村发展生产，克服灾荒，以供给城市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节约了城市的开支。同时提倡艰苦朴素，节衣缩食，从上到下，以身作则，克服奢侈，反对浪费，铺张浪费受到纪律制裁。

为了全面清查库存，做好清理资财工作，成立市物资清理委员会，按动员准备、清理造表与接收物资三个步骤，有序进行，清理物资价值达10亿余元，充实了国库收入，且物尽其用，减少了浪费，缓解了经济困难。同时严格财务管理制度、认真清理财产。先后建立起较完备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进城前财务管理随意性大，漏洞较多。推行新制度后，检查出不少过去的弊病，切实加以改进。如自来水厂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后，漏水量逐月减少，由41.6%降为28%；每度水的购电费由478.08元降为416.77元。管理费由223.24元减为160.21元。加强税法工作，增加财政收入。如1950年，超额完成了城市税收和农业税。贯彻了合理负担的原则，调整了税收，逐渐提高了工商业户营业额申报真实度。1950年秋季自报营业额比夏季增加了89。9%，既保证了财政收支，又照顾了生产，培育了税源。严格了会计审计制度，实行了统一票据管理，收入及时缴库，节省财政支出，保证了行政经费的供给。在地方经费上维持了市政建设最低的必要开支，财政收支得到平衡。加大打击投机倒把力度，破获投机案1117起，封闭地下钱庄17家，终于遏止住投机之风，使物资交流趋于顺畅，稳定了金融市场，稳住了物价，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杭州以两三年的努力，经受了空前的经济困难考验，结束了多年来通货膨胀的局面。                                                                                                                                                                                                                                                         

全市组织了几次城乡物资交流会和商品交易会，活跃市场。组织工商界的供、产、销联营。组织各种合作社，引导互助；重视原料收购，供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结合土地改革大力发展郊县的供销合作社，以解决农产品的出路，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对于城市的紧缺物资，通过上级调拨，加强区域间的互通有无，畅通物资交流，缓解矛盾。

此外，杭州市党政军各部门在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市政建设、防空袭反轰炸、支援前线解放海岛、支援农村土地改革等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致使杭州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