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调整在杭州的贯彻

杭州市作为一个东南沿海的大中型城市，原工商业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较多，因为统战对象多、分布面广，中共杭州市委对于团结、教育、改造原工商业者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一直予以高度重视。

但受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不少的地方和部门的党内一些同志在如何正确对待原工商业者和旧知识分子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些违背党一贯来对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1957年后至六十年代初，担任政府部门实职安排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人数大为减少。有的撤消了政府行政职务，或从政府领导岗位上的安排调整到政协组织中去。同时，党对私方人员的安排采取的“量才录用，适当安排”的政策也遭到了破坏。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个别单位出现了停发私方人员定息的现象。在此同时，对私方人员“高薪不变”的政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少数单位自行改变政策，以取消保留工资为名，或职务变动为名，削减了对他们的原高薪待遇。一些单位对划右人员未按当时党的有关政策进行右派分类处理。一些单位误认为“资产阶级分子一律不参加企业的一切评比活动”。不少地方出现了与党外知识分子合作共事关系紧张的现象。在此同时，在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自身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和简单的工作作风。部分地区出现了对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急于就成，违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左”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党的一贯统战政策，而且也不利于对统战对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针对出现的问题，在大跃进纠“左’中，毛泽东提出要贯彻“弛”的方针，以调整几年来一直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同民主党派的关系，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8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了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全国的统战工作要贯彻“以弛为主“的工作方针和策略，以调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1959年元旦，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又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宣布了“五个不变”的精神，即“定息不变（拿不拿自便）、高薪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学衔不变，继续改造的政策不变”。要求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中央“五不变”政策及时地纠正了在对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中急于就成，违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赎买政策进行改造的既定方针，对稳定人心，调动了积极因素，鼓励党外人士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动员原工商业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发挥了政策性的指导作用。

1959年1月22日至2月3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浙江省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会后，中共杭州市委于3月23日批转了市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和贯彻意见的报告》，强调“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一紧一松，一张一弛。目前阶级斗争已渐趋缓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也应随着转变，即由紧转松，由张转弛。松了也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在斗争形式上更加灵活，更多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但是报告仍未引起本市大部分部门和单位党委的足够重视。

为了进一步贯彻全国、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方针政策，5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前二楼召开了全市统战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全市的统战工作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报告指出“全国、全省工作会议精神除文教系统已向党内传达外，大部分工厂、企业都还没有向党内传达”，要求对下一步在本市贯彻全国、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要求全市各级党委首先要对当前贯彻“以弛为主、着重团结”的策略和方法有个基本认识。要把统战工作和当前贯彻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次检查，并把这一工作列入党委的工作议程和规划。对各单位的党外人士的职务安排问题在对他们的技术才能、代表性、政治态度在做好调查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对于那些在工作中有积极表现和创造发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应给予必要的鼓励和表扬，符合评比先进条件的，可以与其他职工一样，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服务中继续获得改造。

省、市这两次统战工作会议分析了当时我省、我市的统战工作形势，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部署了对今后的统战工作，并对我市的统战工作政策作出了调整。

为检查落实1959年省、市统战工作会议对统战政策调整的落实情况，1961年5月和7月，市委统战部分别召开县、区统战干部会议，汇报交流情况。同年10月16日至22日，本市再次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议。17日市统战工作会议举行扩大会议，全市有关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共450人参加。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朱之光作统战政策的报告，重申了我党对统战政策的调整，坚持贯彻以“弛”为主的方针，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本市统战系统1957年前原在市所属五个县均设有县级统战部的机构，萧山、余杭两县也成立了县级政协机构。但至五十年代后期，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县级统战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统战工作成了下面无“脚”的态势。市统战工作会议后，根据市委统战部的意见，拟在上城、下城两个工商业、文化教育机构集中、阶级关系复杂、统战工作任务较多的区，率先设置区统战部，根据需要配备了3—5名专职统战干部。江干、拱墅区和半山联社亦设立了统战部，配备了1—2人。西湖区统战工作由区委指定有关部委专人负责。各有关局也根据统战工作的繁简情况，配备了专职干部，在党委领导下，负责统战工作。以在组织机构上保证了统战工作正常开展和政策的落实。1961年市委统战部再次对各县、城区统战机构的设置及人员配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将情况反映给了市委。遗憾的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随着机构的进一步精简和改革。在一些城区设立区级统战部的设想一直未能得以实现。但是随着统战政策的调整，各城区、市属知识分子相对较多的各国营大中型企业、医院、大中专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统战干部的配置，统战工作基本上统属于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管理。

从1959年5月起，市委统战部就开始考虑对部分市直接管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职务重新安排工作，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市委提出了对方志高等19名代表人士的职务安排调整方案。中共杭州市委根据方案对方志高、吴仲翔等19名代表人物分别安排了市商业局副局长，市级公司副经理，大中型工厂副厂长，市、区中心商店副经理等职务。1962年4月，市委统战部又一次对安排8名党外人士担任市级局副局长作出决定。同年8月，提名安排5名党外人士人担任城区副区长职务。

在对私方人员参加企业评比先进问题上，市委统战部提出了一个意见，供基层单位在具体实施中参考。建议可考虑给予“工商界先进工作（生产）者”称号，对私方人员的评比先进条件中，除了参照企业职工评选“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条件外，还应加上“自我改造”这一条。1959年6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批转省委工交部、财贸部、统战部关于吸收私方人员参加评选、给予奖励问题的意见》指出，应当吸收私方人员一起参加季度和年度的评选。凡是在生产上确有贡献，可以给予同职工相同的荣誉称号（如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红旗手等）；凡是政治表现一般，但在生产技术上有重大贡献、政治历史清楚的私方人员，也可以给予同职工相同的荣誉称号。” 11月13日，市委发出了“关于私方人员升级和发综合性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贯彻执行。

政策的调整，调动了原工商业者和党外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59年私方人员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有3000多人，创造革新项目1858个，提出合理化建议2849条，有188人获技术革新能手称号。1677人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献计献策有2564条被采纳。有3人被邀请参加省群英会，邵义彬被特邀参加全国群英大会。

从1959年起，我市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多次组织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据民盟、民进、农工三个党派共有620名成员的统计，1958年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54人，占成员总数的8.7%，1959年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达74人，占成员总数的12%。在民革、民盟、民进、九三的874名成员中，1959年年底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有52人，占成员总数的6.64%。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本市共划为“右派分子”1442人。1959年的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后，一些单位在统战部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在处理右派工作中违反政策的做法。各民主党派也以座谈会、个别联系等形式，了解他们的劳动和工作中的表现、生活情况，及时地反映问题，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地就他们的生活津贴费发放、生活问题、健康问题适当帮助解决些困难，配合党委部门对“右派”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杭州市委统战部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对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复查和鉴定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本市开始了第一批的“右派”摘帽工作。首批摘帽人数为115人，占总数的10%。其中市区22人，萧山30人，余杭（钱塘）58人，富阳5人。在此之后，1960年12月为第二批201人摘帽。1961年11月开始至1962年1月，第三批被摘帽398人。1962年11月开始至1963年4月，第四批摘帽人数为135人。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底，全市第五批摘帽人数为137人。至此，全市在分五批对“右派”的摘帽工作结束后，已被摘去“右派”帽子共816人，摘帽人数占总数的56%。

对已经摘帽的“右派分子”，根据有关政策，部分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上作了重新适当的安排，以发挥其在知识和技术上的特长，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右派的摘帽工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人摘帽，全家及亲友都有重新得到解放的感受，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其后的复查平反中，我市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

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央对统战工作“五个不变”的政策，对工商界、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好的团结和稳定作用。根据“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的精神，本市六十年代初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安排也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1月，市统战部向市委报告了政协杭州市第二届委员会人事安排方案，对其中民主人士的安排情况作了说明。1月16日一19日，政协杭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召开，由25个方面250名委员组成，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57人，占62.8%，政协常委45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0人，占66.6%。8名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安排有党外政协副主席3名。

1961年2月3日，市委批转《市委统战部关于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人事安排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遵照执行。1962年9月5日一17日，杭州市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代表321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34人，占41.75%。选举产生党外副市长2名。在45名人民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0人，占44.44%。

1962年9月6日一20日，政协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307名政协委员中，党外政协委员211名，占委员总数70.3%；其中担任政协副主席4名，常委31名，占常委总数的68.8%.

    1963年9月，市委统战部提出杭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党外人士安排为候选人建议名单，并作了说明。11月11日，又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会议上提出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协商名单。l1月15日一21日，杭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代表342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3人，占33.23%。选举党外副市长2名。45名人民委员中民主人士20名，占44.4%。

1964年6月，市委统战部根据市委常委会决定，将本市参加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人士代表候选人27名，报告省委统战部。8月27日，王平夷、王子达主持本市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协商会议，联合向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建议，杭州市出席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63名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27名。8月31日一9月9日，杭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一致通过47人为杭州市出席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在北京召开的民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依照毛泽东三个“大有进步”的评价，提出了对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要运用“三自”、“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法，统一思想认识，促进自我改造。参加全国民建、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形象地将当时的大会比作“神仙会”。意为心情舒畅，畅所欲言。

1960年3月开始，在市委统战部的帮助指导下，本市民建、工商联首先在执委、区工商联办事处主任、家属中组织了学习“两会”精神，使本市98%的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都受到了一次教育，消除了疑虑，明确了改造和服务的方向。

“三自”、“三不”方针提出，对促进各民主党派经常性的学习和基层支部组织生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60年2月21日，民盟市委会和民进市委会联合举行了“跃进誓师大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少典在大会讲话中，肯定了各民主党派作出的成绩，有了进步，并号召民主党派成员开展有组织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进一步地改造世界观。他提出，今后民主党派要继续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1960年6月26日至27日，本市民盟、民进市委再次联合举行了迎“七一”“服务与改造汇报大会”，汇报半年来各基层支部及成员在服务与改造所做出的成绩和体会，并出现了相互挑战和挂钩竞赛的“学比赶帮”的竞赛高潮。同年12月，本市工商联牵头，由各城区工商联具体组织了学习会，共有2300多人参加了学习。同时，从1962年10月份起，原浙江省政治学校改为浙江省工商界政治学校。从1962年至1965年6月，先后举办了三期学习会，每期2至5个月，对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人士进行了轮训。三期学习会共参加培训的学员达360多人。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61年1月26—27日，市委统战部为了继续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召开了本市科技界、教育界、医卫界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与会人员普遍情绪都较稳定，心情比较舒畅，比较敢讲心里话。有的人说“话匣子一打开，关都关不住”。会议期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单扬、市委统战部部长罗永法针对大家发言中暴露出来的想法，分别作了形势和任务、党内外合作共事的关系等报告。这次座谈会上，一方面了解了本市在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了解了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对进一步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座谈会后，市委统战部对有关人员回去后在单位工作中的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普遍反映与会人员返回工作岗位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从1961年春开始，市委统战部继续引导各民主党派开展了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的形势教育活动，要求继续采用和风细雨式的“神仙会”方式对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思想教育，以有利于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1962年4月，全国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调整方针，确定当前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杭州市统战工作在此精神指导下，继续贯彻了和风细雨，耐心教育的工作方法，不断调整关系，以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2年第三季度起，市政协也先后开办了6期“神仙会”式的读书会，参加人员主要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每期集中40天左右，受到参加者的欢迎。

面临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市委统战部统一安排和组织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支援农业和生产自救等活动。1959年10月，本市民建、工商联有成员393人去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并积极筹资30万元，采取粮畜并举，多种经营的方针，兴办了洛山牧场，安排工商界子女就业70多人。1963年，该洛山农牧场无偿地移交杭州市民政局接收管理。1962年，本市民建、工商联动员成员捐资办学，先后创办了海潮初级中学、后市街小学、东郭园小学和鼓楼幼儿园。解决了部分群众入学难的问题，为国家主动分担困难。

全国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后5个月时间，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再一次对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再一次作出了错误的评估，将当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一“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对统战工作又一次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影响。

根据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这一总体的错误估计，对党外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的评价也从1959年的“三个大有进步”，转变为出现了政治上的“思想大反复”。从1963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民主党派的中上层人士中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同时对统战系统前些年工作中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回顾和检查。9月下旬，本市民建、工商联参加了全省的民建工商联宣教工作座谈会，结合“三个主义”教育，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路线的“九评”文章，批判“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谬论”。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继续开展了批判“投降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个领域工作的主线。市委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工作的重心转到以“克服大反复，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上来。帮助和指导各民主党派推动和组织成员参加本单位或农村的“四清”运动和集体生产劳动，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工作。协助各民主党派组织其成员分批下农村、工矿企业参观。如民建、工商联曾组织参观了萧山县赭山公社和南阳公社、萧山齿轮箱厂、富阳富春江冶炼厂等。民盟也组织了盟员参观了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龙山化工厂、杭州机床厂、海潮橡胶厂和良渚、三墩人民公社、萧山浦沿大队以及小砾山翻水坝等。农工党组织成员参观了新安江水电站、半山钢铁厂。在这些参观学习和下乡劳动的同时，还组织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参加工矿企业职工的“活学活用”讲用会等。各民主党派也组织了各自的成员参加农村的“双抢”劳动和支援农业生产等活动，以求在劳动中向工人、农民学习，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

从1964年起，市委统战部组织了各民主党派发动其成员积极做好“动员教育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座谈会，民盟、民建、民进有许多成员都响应号召，送子女上山下乡，支农、支边，鼓励他们的子女积极投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生产劳动中锻炼成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思想领域愈来愈“左”，直至1966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党的统战工作也遭受到一次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从1966年8月下旬起，本市的一些宗教活动场所首先受到冲击，如天主教的天水堂、基督教的湖山堂、鼓楼堂、青年会、伊斯兰教的凤凰寺、道教的黄龙洞、佛教的灵隐寺、净寺等都被冲击，神像、佛象被毁，宗教书籍等被焚烧等。从1966年8月下旬起，本市不少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被抄家、批斗、戴高帽游街，而后有些被下放农村、基层进行劳动改造。据本市1966年9月的统计，仅民建、工商联成员中，就有60余人被冲击。1966年8月28日，红卫向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发出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宣布解散的“最后通谍”。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被迫宣布解散组织、机关停止办公。8月31日凌晨起，本市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分别被红卫兵摘牌、办公室被封。在此特殊时期，中共市委和市委统战部其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市委统战部于1967年1月停止办公。1968年10月，市委统战部所有工作人员均安排下放去“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69年12月，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宗教事务处革命领导小组；民族事务处革命领导小组；华侨事务处革命领导小组，三组合署办公。至此，全市的统战工作置于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