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杭州整顿经济秩序的斗争

杭州解放后，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整顿好经济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当时杭州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杭州原是一个消费性很强的城市，全市五十万人口中，生产者以及和生产有关的人口，不及半数。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解放时，市区工业生产单位1415家，其中百人以上工厂只有33家，绝大多数是私营、个体的小工场和手工作坊，生产设备原始简陋。全年工业总产值仅10828余万元。商业虽然比较发达，全市有83行19200家，但是发展颇为畸形, 大半是供生活消费的商业，供应生产资料的寥寥无几，而且大都为外国洋行倾销产品服务，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郊区农村依然处在封建土地制度下，不到农村人口3.3%的地主，占有17.36%的土地，人均占有7.31亩；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只占有21.62%的土地，人均占有仅0.35亩。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大约占农业总产值的68.2%；其次是林业和畜牧业，各占到13.9%；副业和渔业分别为1%和3%。经济实力极其薄弱，全市国民收入年平均每人仅74元。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沿海封锁，封建势力和土匪特务把持农村，需要的原料买不到，外销的产品运不出，使杭州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当时,市场萧条，投机猖獗，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匪特骚扰，秩序混乱，真可谓“疮痍满目”。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面对严峻的形势，杭州市的党政领导领导全市人民在肃清城乡土匪的同时，决心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力争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反对银元投机、平抑市场物价、统一财经工作、调整公私关系、开展“三反”“五反”、解决就业问题等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

1949年4月1日，根据华东局发布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 “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它各种公共企业，必须一律接管”的有关规定，5月30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命令，没收一切官僚资本和各种公共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这就为整顿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杭州的官僚资本企业有整套系统，规模庞大，情况复杂，涉及各个方面。接管工作从5月初开始，本着“宁缓忽急，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进行了一个多月。金融方面，接管了全省的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浙江银行、市县银行、合作金库等大小金融机构202家，国民党政府经管财政、盐务、税收、金融、金库等机构也一起接管。从中接收了黄金1365两，白银18560两，银元16834枚，外币17497元，金元券161亿余元，镍币5万余枚，汽车671辆，汽油311667加仑，三轮车、自行车、黄包车1039辆，大米67391石。交通方面，接管了浙赣铁路局及其13个处、室及设在浙江、江西、上海、南京、香港的8 个办事处，浙赣铁路沿线的7个工务段、6个机务段，以及其他大小单位数十个。接收来的物资共有：机车78台，客车150辆，货车692辆，机厂3所（含工具机、发电机491具），钢规716根，枕木78000根，电话机1267具，无线电台12所，汽车29辆，机油4166桶等。贸易方面，接管了中央信托局、中央植物油料厂及仓库、中蚕公司办事处及仓库、物资运出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杭州营业所、浙江省社联、浙江省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业方面，接管和代管了纬成丝织厂、五丰绸厂、杭江纱厂、崇裕丝业股份有限公司、长兴煤矿、杭州自来水厂、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铁工厂、经纬纺织机制造厂、中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等企业。此外，还接管了邮政、电信、电话、公交、公路、航运等方面的公共企业。

接管后的企业，对原有人员除个别破坏分子外，一律留用，并令其继续担任原来职务，组织工人立即恢复生产。由于工厂组织系统没有受到破坏，工人群众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纷纷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生产，因此生产恢复工作进展顺利。据《浙江日报》报道，接管下来的公营企业，至1949年7月，除个别工厂外都恢复了生产，而且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如杭江纱厂6月份完成12支纱84.9件，超过计划10.3%；20支纱122.2件，超过计划5.3%。五丰绸厂6月份原计划出产各种绸缎178匹，实际完成了207匹，超过计划14.8%。杭州自来水厂除保证供水外，6月份还检查了水管8951公尺，消防龙头239只，各种凡而110只。修理漏水16处，查出偷水案26件，调换水表63只，比五月份减少浪费30% ，约可增加收入6336960元。铁路工人为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发起了快配、快装、快开、快走、快卸的“五快运动”，7月份完成了数十万大军南下的军运任务，原定20天内开出100列车，结果16天内开出195列。有3名铁路工人，为追回被盗的国家资财，步行至数十里外的乡村寻找，不幸被特务杀害。一名曾被称为“懒汉”的工人，解放后感到自己做了国家的主人，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军运期间，机车来不及息火修理，他穿上用水浸湿的衣帽鞋子，钻进火热的机车里，冒着高温坚持修好，被人誉为“劳动英雄”。这样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国营企业的顺利开工，对全市经济工作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整顿经济秩序的当务之急是要稳定金融市场，使人民币成为唯一流通货币，而当时破坏金融稳定的罪魁祸首，主要是银元投机。由于群众长期来对纸币失去信心，加上当时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币的信用一时还建立不起来。市场上表面按人民币计价，实际上仍用银元作交易，职工领取工资后也争购银元存储，这就为银元投机提供了土壤。银元贩子和不法奸商乘机兴风作浪，水漾桥、众安桥、南星桥、清河坊、石牌楼等地段，都成了银元黑市交易的主要场所。大街小巷叫卖兜售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这股银元投机风严重冲击金融市场，直接刺激物价上涨，极大地影响正常的工商活动和人民生活。不刹住这股风，人民币的信用就建立不起来，金融市场也难以稳定。5月16日，市军管会发出布告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以银元计算物价，并不得以银元直接买卖货物。”“由人民银行设立兑换所，所有银元兑换交易只准在该所内进行，严禁满街叫卖银元兑换货币”。根据当时的情况，先采取集中交易的办法，就是规定银元买卖必须在规定场所进行。当时指定的场所有四处：原延龄路国货陈列馆，中山南路第二商场，江海银楼旧址，竹干巷白泽庙。实行这一措施后，一般参与银元交易活动的人数骤降，减少了混乱局面。但是一些银元贩子和不法奸商，则利用合法场所继续进行投机，甚至高价收购黄金、白银，不断刺激物价猛涨，大米每担价从人民币4500元涨到8500元，银元每枚从人民币470元涨到1020元，从而引起群众公愤，自发起来殴打驱赶银元贩子。市军管会因势利导，明令所有银元贩子必须限期到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登记手续，经审查合格取得交易证后，方可入内交易。经登记审查，合格人员仅273人，其余均被淘汰，交易所也减至一个，基本上控制了银元交易。为防止不法分子携带银元去外地投机，又采取限制银元流通的措施，由警备司令部在各车站要道严格检查，凡属于银元投机者则强迫按牌价兑换或予以没收，确系一般职工回乡所带之银元经教育后具押放行，无投机嫌疑去外地进货之商人则在指定地点按自然价格兑换。1949年6月10日，华东军区司令部下达《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只准贮存或兑换成人民币。市军管会随即发出布告，撤消银元交易所，勒令银贩停业。这一决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迅速掀起了反对银元投机的高潮。至6月底，市区人民银行兑进黄金268021两，银元125289枚。同时，对46家金银楼业进行审查登记，让他们合法经营。根据群众要求，对老风祥银楼等12家投机巢穴，由公安部门进行突击检查，查封了全部金银，逮捕了近百名银元贩子。至此，猖獗一时的银元投机终于得到制止，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金融市场趋向稳定。

打击银元贩子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不法资本家便把目光转向粮食等重要物资上，大肆收购囤积，投机倒把，导致物价再次暴涨。1949年7月，全省连降暴雨，出现20年来罕见的大水灾。不法资本家预料谷物将会减产，乘机大搞粮食投机，不断哄抬物价，大米中白尖每担价格从9.7万元抬到23.7万元，1950年春节后一跃而达到25.5万元，最高时达到30万元。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对粮食毫无办法，粮食必然还会上涨，预言到4月将涨到70万元一担，因而只收不卖，妄图大发其财。随着米价的暴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其他物品也跟着飞涨，平抑米价遂成为稳定物价的关键。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拨给杭州市1000万斤大米，华东区财委也从江西调来5000万斤大米，支援杭州向不法奸商作斗争。杭州市军管会指令杭州市国营贸易公司，负责调剂全市的粮食供应。首先是改善经营方式，扩大销售网点，除国营粮店自己门售、配售、抛售外，组织合作社、私营店全面代销，以缩短流通过程，减少中间剥削。其次是敞开供应，通知所有粮食零售店，要多少，给多少，取消限制，并且比市场价低3%—5%出售。有一天，杭州市区竟售出大米1500担，创造销售额新记录。投机商人听说政府廉价销售大米，纷纷前来大量抢购，等他们买走第一批大米后，政府又降价出售第二批大米，他们又来大肆抢购，这样连续数次以后，他们再也无力抢购了。这时，政府的财税部门就限令他们交清税款，并依法从严加收滞纳金和处罚款。银行部门则限令他们按期归还贷款。他们害怕政府再次降低粮价，开始廉价出售抢购来的大米，抓紧回笼货币，归还银行贷款，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样一来米价平抑了，人民高兴了，说共产党这个办法不错。

与此同时，有的不法奸商在其他紧缺物资上，也大搞投机。1950年1、2月间，杭州等城市遭受敌机轰炸，暗藏敌人造谣破坏，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利用西药、五金、煤油、烟叶、花纱布等紧缺物资，买空卖空，抬价哄价，妄图在这方面大捞一把。人民政府采取加强采购、扩大供应、实行配给等办法，予以坚决制止。对供给制人员的衣食日用品采取折实供应，对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公教人员采取定额配售，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通过以上办法，终于击退了不法商人的猖狂进攻，维护了物价的稳定。

打击银元贩子、反对投机倒把的胜利，初步稳定了市场物价，但隐患尚未完全根除。主要是全国财经没有统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收入计划没有完成，随时可能出现收支脱节，引起物价再次波动。如杭州市政府和企业各部门，留用的原有人员就达6000人，加上南下干部、新参加人员等就相当可观，而有些部门还在继续扩充编制，吸收人员。政府开支增加，而收入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快速增加，这就容易发生入不付出。为此，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实行“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杭州市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的决定。首先是按照中央规定的统一编制和供给标准，核实人员，调整薪给，明令各单位不准擅自招收新人员，额外开支，仅这一项就减少开支18%。其次是认真清理资产。成立杭州市物资清理委员会，负责全市的物资清理工作，要求各单位首长亲自领导，全面动员，查清家底，登记造表，接受处理。共清查出贵重物资黄金、银元、布匹、棉纱、机械、煤油、纸张、化学物品等，价值达10多亿元，充实了国库，增加了收入。第三是严格财务制度。颁布市属各单位收入会计制度、结报制度以及票照统一管理办法，使财政收入能统一入库，纠正以前自收自支等现象。加强审计，规定财政支出必须先编制预算，经审核通过后执行，杜绝“先斩后奏”的做法。市财政依照“量入为出”和“先经常、后临时” 的原则安排，以保证必需的供给和市政建设。加强现金管理，所有会计单位均在银行建立户头，以减少现金流转。第四是加强税收工作。采取与工商界协商办税的办法，掌握资料，依率计征，纠正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拖税、欠税等错误行为。至1950年11月，全市拖欠户达27600户，新旧欠税款达33余亿元。经深入检查、群众检举、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等办法，基本上得到清理。以上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年财政收支达到平衡有余，巩固了稳定市场物价的成果。

1950年春夏之交，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使城乡物资交流严重阻塞，以及党和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干部忘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错误地想“挤跨私营工商业”，认为“私人企业消灭得越快越好”，因而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致使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厂停工停产，不少工人失业。1950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杭州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的决策，纠正了干部队伍中“左”的作法，认真落实“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首先对困难行业，主要是棉纱、棉布、缫丝、丝绸、针织、造纸、火柴、肥皂等行业，普遍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帮助解决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问题。至1950年12月，棉纱加工量占到总量的91%，缫丝加工量占到总量的94.3%，棉布加工量占到总量的35.3%。加工订货中的工交费，根据“国家亏本时，私厂保本；国家保本时，私厂略有盈利”的原则，逐步提高，体现“公私兼顾”政策，使各方均感满意。在商业领域，适当扩大私商经营范围，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他们有利可图。如纱的批零差价调整到3%—4%，龙头细布从4%提高到10—13%，大米从3.6%提高到8%。其次，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金融贷款，国家银行在放宽信贷额度的同时，推动私营金融机构联合贷款，扶持私营工商业。再是在税收政策方面，采取协商、评议的办法，掌握资料，精确计算，依率计征，纠正畸轻畸重，堵塞逃税漏税，合理调整负担。

除客观环境因素外，从企业内部因素看，私营工商业自身也存在不少弱点，即从旧社会带来的投机性、散慢性、落后性。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习惯于投机经营，认为只要投机成功一、二次，可以坐吃好几年，因此无心改善经营管理，以致机构臃肿，设备落后，技术老化，成本增高，产品不对路。如杭州市第一纱厂出产一件纱要44个工人，240度电，而天津只要11个工人，170度电。有家布店，只有80匹布的本钱，却雇了13个店员，主要叫他们去搞投机。为了使私营工商业及早摆脱困境，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在调整公私关系的同时，着力帮助他们改造生产，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如在丝厂中改坐缫为立缫，在绸厂中改狭幅织机为阔幅织机。改进操作技术，扩大看台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过去每台机职工2.7人减少到2.4人。调整产品结构，将部分丝织厂改织龙头细布、卡其、灯心绒等畅销产品，这在当时全国还是个创举。精简管理结构，把多余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以降低成本。经过努力，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如生丝品位，1949年均在D级以下，有40%不合出口标准。1950年末，A级以上达12%，B、C级达75%，可供出口的生丝达到80%左右。为减少厂家之间互相倾轧，盲目竞争，政府又组织他们联营，集中资金，分工合作，扩展经营业务。全市建立了32个联营机构，有22个行业870家企业参加，取得了很好效果。如粮食联营公司成立后，就有能力直接从长沙、南昌、鹰潭等地进货，减少了经营成本。对其中含有敌产、公股的企业，通过接受、清理后，实行了公私合营，进一步加强了领导。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全市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很快有了起色。1951年秋天，吴宪市长亲自主持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1951年前6个月，全市工业生产值比上年同期上升147.24%，商业营业额上升42.76%。

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后，私营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一些不法资本家并不满足于用正当方式获得合法利润，而是采取向国家机关干部行贿等手段，去牟取非法暴利，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使党中央不得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1951年12月17日，市委召开市政府机关干部大会，由吴宪市长作“三反”动员报告。19日，市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对“三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并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三反”运动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展开后，经过“发扬民主、检查领导”、“开展坦白检举，清查贪污分子”、“核实定案，退赃审判“和“思想建设”等四个阶段，至1952年5月基本结束。运动中揭发出大小“老虎”（贪污1千万元以上者称为“老虎”）906只，占参加人数的11.8%。后经查证、核实，去掉了部分“假老虎”，纠正了某些不实之处。然后对确实犯有贪污行为的人，按照中央“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分别进行了处理。经过这次运动，清除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和旧社会恶习的腐蚀，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深刻教育，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得到发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这是我党执政后第一次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为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1月20日起，市委和市政府决定按照省委的部署，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2月6日，市委成立杭州市“五反”指导委员会，由吴宪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市的运动。7日，市委发布关于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的决定，对全市作出具体部署。在市委的领导下，从2月22日至3月25日，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三次“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不法资本家曾有计划地向国家机关和国营经济进行了猖狂进攻，“五毒”行为极为严重。全市不法工商业者盗窃国家资财的违法金额达3000亿元以上（按当时市价折算），违法金额超过资本额四倍者极为普遍。全市工商业者行贿腐蚀干部的有5000多户，占工商业户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资本家丧失天良，在承制慰问志愿军的饼干中，竟用石碱混充苏打。有的资本家不顾国家安危，在承制军用器材时偷工减料，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经营国药参茸业的资本家，采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的恶劣手法，牟取3至14倍的暴利，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健康。至5月12日，经过宣传教育、坦白检举、重点户检查处理三个阶段，运动基本结束。这次运动，参加者达5万余人，受教育者达26万人，受理案件20余万件。按照中央“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对全市私营工商户进行了分类处理。其中，守法户4260户，占总户数的25.6%；基本守法户9660户，占59.9%；半守法户2310户，占13.9%；严重违法户84户，占0.5%；完全违法户5户，占0.03%。运动中扣押违法资本家97人，以后陆续释放73人，判刑3年以上4人，无期徒刑1人，死缓1人，死刑2人。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认为“杭州的处理很好”。（页末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203页）经过“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推动了企业中民主改革的开展，对工商业者也是一次生动实际的的守法经营教育。

党和政府在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人民生活，并把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失业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由于对党的政策缺乏正确理解，政府部门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曾经发生忽左忽右的偏向。先是盲目附和工人的片面要求，在处理解放前三个月平均实际工资时，普遍提高了20%左右。后来物价上涨，资本家把困难转加到工人头上，工人普遍要求调整工资时，又不加区别地强调资方困难，动员工人让步，从而引起工人不满。为此，省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处理劳资关系的指示》，要求正确理解“劳资两利”政策，领导和团结工人同资本家作适当斗争，坚决保护工人的利益。省委指示把私营工商业区分为三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有利可图的企业，要支持工人向资方提出的合理要求，适当提高待遇和年奖；对尚可维持的企业，工人提出按惯例发放年奖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支持；对营业不振、赔本负债的企业，则引导工人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照顾资方的困难，不提出增加年奖的问题。如确实难以维持，则由工人主动提出适当暂时减薪，共度难关，以保障工人不失业，待日后营业情况好转，再改善待遇。贯彻以上政策后，一度紧张的劳资关系趋向缓和，停工、解雇、欠薪者大量减少，恢复生产、调整待遇者相对增加。为了妥善处理劳资关系，杭州市还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暂行办法》、《关于劳资协商会议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等文件，使劳资双方都有法可依，能按照有利生产、劳资两利、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好企业中有关的切身利益问题。后来又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形式，来规范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免受到侵害。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市委和市政府十分关心失业工人的就业和救济问题。根据1950年上半年统计，全市区失业、半失业工人高达21000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约有70000多人，生活十分贫困。为此，市里专门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杭州市失业工人救济处，负责救济事务。颁布《杭州市失业工人救济金收交办法》，规定所有公私营工厂、作坊、商店等，都必须交纳救济金。劳动部门采取生产自救、以工代赈、转业培训、介绍就业等方式，大力安置失业工人。生活异常困难的则给以救济。1951年初春节，还给失业工人发放了节日救济金，一律在节日前发送到工人手里。市领导特别重视以工代赈，组织失业工人修建马路、疏浚西湖，如西湖风景区的西山路，就是失业工人修建的。通过以上办法，使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解决。

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杭州市新的经济秩序建立起来，生产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开始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是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根据市统计局的资料，到1952年底，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3亿元，为1949年的1.6亿元的两倍多。其中，工业总产值达3 亿元，为1949年的两倍余，三年中平均每年递增28.6%。全市工业用电量超过战前（1936年）的水平。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解放前1946年比较都有大幅度增加，如棉纱产量为359%，绸缎产量为440%。郊区农业总产值达到3639万元，比1949年增长1.7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7%以上。如与战前（1936年）比较，小麦产量为209.4%，水稻产量约为113.4%。主要经济作物络麻，播种面积为战前的540.3%，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倍以上。由于城乡交通事业得到改善，物质交流日益畅通，市场状况也大为好转。全市各类商店的营业额都大幅度增加，1952年第三季度同上年同期比较，国营商业增加了66.76%，公私合营商业增加20.84%，合作社商业增加了96.86%，私营商业也得到大幅度增加。1952年，全市国民收入达到39107万元，人均112元，分别比1949年增加54%和66%。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为开展城市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创造了条件。1952年，市政建设经费比上年增长53.94%，为工人兴建宿舍1000多间，整修小街小巷90余条，新建下水道17000多米，并且大力进行西湖风景区的建设。卫生方面，从1952年8月起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在杭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公立学校、文化事业和国营企业约35000名工作人员，获得了公费医疗保健待遇。学校大力贯彻“教育为建设服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扩大减免费范围，大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1952年小学生中工农子弟已占到52%。

其次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明显增长。在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将40多家官僚资本企业或部分产权属于官僚资本的企业，分别改造成为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同时加大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先后新建了浙江麻纺厂、杭州印刷厂、杭州水泥厂等一批国营工厂，共有70多家国营工厂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1952年全市工业产值中，国营工业产值上升到27.33%，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到9.17%，私营工业产值比重开始下降。商业系统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明显增长，1952年全市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占18.1%，合作社商业占13.7%，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占0.5%，私营商业占67.63%。手工业系统，有地方国营工场手工业17个，公私合营工场手工业2个，合作社营工场手工业9个，生产合作社3个，生产合伙小组88个。郊区农业，经过土地改革和开展互助合作，建立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常年互助组1174个，临时互助组5500个，合计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1.1%。

三是人民生活有了提高。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人民生活获得了初步改善。以往物价一日几涨，百姓惶恐不安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失业问题基本解决， 3万多人获得就业机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收入开始增加。1952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1951年提高了8.5%，工人的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也得到逐步改善。人民的购买力日益提高，据1952年7、8月调查，产业工人购买力比上年提高10.16%，文教人员购买力比上年提高9.33%。郊区农民，由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收入也有所增加。

从而，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社会生活开始出现稳定有序的新面貌。

杭州解放后仅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能取得这些成就，主要是中共杭州市委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1、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他一再告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这个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28页）。省、市领导十分强调坚持这个指导思想。《省委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1949年5月11日）就指出：“今后杭州全党的任务，必须根据中央及华东局的指示，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数的自由资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恢复和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建设为生产城市，这是杭州全党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市委不断纠正干部中离开这个中心的偏向，因此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由于生产上去了，其他问题，如就业问题、供应问题、治安问题等，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人民终于过上盼望已久的安定生活。

2、加强各方面干部之间的团结。接管杭州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第三野战军的官兵，有老解放区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有在浙江坚持游击战争的战士，有在杭州坚持地下工作的党员。由于工作环境、革命经历、文化素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又缺乏相互了解，因而团结问题显得十分重要。1949年5月7日，谭震林同志在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就突出强调当地干部和南下干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杭州市工作的成功与否，是决定在这两种干部的团结好坏，因为干部是决定一切的。”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召开了会师大会，南下干部、浙江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三个方面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庆胜利。5月11日，《省委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和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充分肯定前杭州市委的“宝贵成绩”，认为这“不仅对我们接管杭州有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今后继续彻底摧毁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恢复发展生产，进行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指出：为完成今后的任务，“单靠前杭州市委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依靠外来干部的力量，只有依靠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杭州本地干部三者结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为了加强各方面干部之间的团结，6月2日，省委下达了《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分析了双方各自的优缺点，号召互相学习长处，克服缺点，以达成全党团结无间，一致努力，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7月15日，省委再次下达了《关于会师团结问题的再指示》，针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地自上而下进行一次思想检讨，并作出决议，保证全党团结无间的去完成党的任务。对匪特的造谣破坏、挑拨离间阴谋，应提高警惕，彻底揭露。团结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3、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广泛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各界人士。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都明确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解放后不久即成立了杭州市总工会，组织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各项斗争。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产业工会12个，分工会195个，基层工会47个，工会会员达52227人。市委十分重视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加强对工人的思想教育，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省、市领导谭震林、谭启龙等，亲自向工人训练班讲课。工会举办工人夜校、文化补习班，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团结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其他劳动群众和各界人士。特别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界头面人物及其他著名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市委书记谭震林在杭州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上，十分明确地指出：没有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支持和合作，我们要取得以上成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4、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解放初期杭州经济战线的几场斗争，实质上是同资产阶级的较量。根据党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对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既打击银元贩子、反对投机倒把，开展“三反”“五反”，同它的消极面作斗争，同时也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如原杭州商会老会长、工商界的著名金融巨头金某，军管会有关领导对他做了大量工作，向他阐明党的政策，帮助消除疑虑，并推荐他任市工商联副主任，使他认识到党是可以信赖的，因而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政策好，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使工商联在团结教育工商界，贯彻政府法令，恢复发展生产，推行国家公债，完成税收任务等方面，都起了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