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1965年6月、12月）

邓小平

1952年，初任政务院副总理时的邓小平。图片来源：人民网

一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1]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2]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3]，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4]、博古^[5]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6]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7]，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经验，正确的是自己的，错误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总结。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党，建立不久就确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这个社会性质来确定我们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规定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比如对于农民问题，我们党历来就明确，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发动农民。从我们党成立到大革命的时候，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农民运动发展了，就等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以后他才提出对于农民和工农联盟的正确纲领和政策，才根据中国的实际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根据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只有“土地归农民”这么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土地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里边包括地主在内，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当时在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反对这个主张，说这不是阶级路线。他们提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同贫农一样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压在农民头上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多么的革命！他们就是不懂得农村。他们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富农分坏田，富农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如果地主、富农要吃饭，他们又没有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把所有地主、富农逼得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结果是对于贫农、中农不利，对于工农政权不利，对于生产也不利。如果给地主、富农分了田，使他们逐步由剥削者变成劳动者，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不仔细地研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所以单单一个“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8]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10]，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我们那时同它就有来往。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它由过去的主要打击对象变成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它的代表就是蒋介石。我们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地主阶级也变成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了。这就是说，对于地主阶级，不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采取减租减息^[11]的政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继续同国民党打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就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国民党，抗日也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是地主阶级，不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是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那就会把地主阶级赶到日本侵略者那边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击对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是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又团结又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12]错误。

二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13]，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14]。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1937年，邓小平（右一）与朱德（右四）等人合影。图片来源：人民网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5]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6]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的节录。第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次谈话时间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 释

[1]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六届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3]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4]王明 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

[5]博古 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6]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三四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九三八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7]七大 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8]陈独秀机会主义 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9]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中央苏区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11]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13]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14]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1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