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钱塘江——杭州抗战史话

一、抗日救亡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4个多月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面对日本侵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最早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最早由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和邮政局传到杭州，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进行报道，全市人民群情激愤，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9月21日，杭州各学校纷纷自行停课。次日，浙江大学、国立艺专等数十所大中专学校学生近万人，自发成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后援会”、“救国十人团”等爱国组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起来抗日。下午，浙江省立警官学校全体学员，举行武装示威活动，并“电请中央明令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之受军事训练者，编列我军，对日作战”。

　　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9月23日下午，杭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其他各界群众15万余人，顶风冒雨齐集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杭州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控诉日寇暴行，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情绪激昂。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阵阵口号声中，当场通过了《电请中央国府准备实力对日》、《举行市民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等4项通电提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为唤起全民抗日，杭州20余所大中学校在当天又成立了“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先后有643个宣传队，5800余名学生串街走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募捐活动，声援抗日义勇军。杭州市农会、妇女救济会以及杭州光华火柴厂工会、江干脚夫工会等16个同业工会，也先后联合通电，号召“一起奋起，杀敌救国”、“国人共起御侮，不达胜利誓不与彼帝国主义共朝食”。杭州市商会、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公会等也先后召开反日紧急会议，商议对日方略。律师公会抗日救国会，新闻记者抗日救国团、工业救国促进会、沪杭各抗日救国会拱宸桥、南星桥、闸口分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9月28日，杭州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抗日救国运动全面展开。

9月29日下午，杭州高级中学抗日救国会组织全校师生7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发给枪械、推行对日经济绝交等。省主席张难先接见学生，答应将请愿意旨，转达国民党中央政府。此后，游行队伍又来到日本驻杭领事馆外进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以示抗议。10月12日，杭州市各校童子军5000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11月1日，杭州市各界妇女5000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女同胞共起救国难，呼吁各界同胞“卧薪尝胆，誓雪不共戴天之仇”。

　　在开展抗日宣传、游行示威的同时，一场提倡国货、查禁日货、打击奸商的活动亦在全市展开。10月7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由各校学生组织流动检查队，从10月11日起，将全市分为10个检查区，由10组检查队进行严格检查，对敢于不顾国耻，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一旦查出，即予重办。10月10日，杭州市各界民众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大会在公众运动场举行。与会者郑重起誓：“从今日起，努力提倡国货，永远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为日人服务”。抵制日货，得到了广大商人的响应，许多商店贴出了“此后不进日货”、“誓死不运日货”、“自今日起永不买卖日货”等标语，并自觉到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日货登记。

在全民的共同参与下，杭州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10月初，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后援会决定去南京请愿。铁路职工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帮助2000多名学生乘火车顺利抵达南京。几天后，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学生们提出开放言论、北上抗日等要求。蒋介石不予理睬，训斥学生“不好好读书，跑到南京来胡闹”。最后，用武力强行将学生遣返回杭。杭州学生的这次行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地学生随后纷纷组织队伍到南京请愿。11月26日下午，北平、上海、杭州等地万余学生再次齐集南京，与南京学生一起，在公共体育场召开“送蒋北上抗日大会”。会后，学生们又到国民政府门前进行请愿，坚持要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27日下午，蒋介石被迫在国民政府二门大厅台上出见学生，并作出了“三日之内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的承诺。

　　12月17日，北平、天津、杭州、广州等地学生在南京与当地学生共3万余人再次举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游行的学生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馆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大批军警的屠杀，30多人当场被杀，100余人受伤，60余人被捕，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次日，国民党政府又调动大批军队，包围外地学生在南京的主要驻地中央大学，分批将外地学生押到下关车站，专车送回原籍。

　　珍珠桥惨案的发生，杭州学生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杭州的2名殉难学生。在学生爱国行动的感召下杭州市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发起成立了 “杭州市人民抗日自卫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工商业者也和广大市民一起，抵制日货，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行动，并未唤醒国民党的良知，当局反而接连颁布“紧急处理学生暴行的通令”和“告诫全国学生勿作轨外举动”等文告，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施严厉的镇压，使这场由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转入低潮。

二、声援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加紧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6000余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封锁，在新华门前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0日，浙江大学得到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当晚，在文理学院新大楼召开学生大会。会上，许多同学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安心读书了，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是我们奋起抗战的时候了。”大会决定成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决议：通电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通电全国各学校一致响应；组织宣传队向全民宣传；联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发起组织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团结全市学生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1日清晨，浙江大学学生代表根据大会决议分赴杭州各大中学校。当天，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行动，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下午3时，全市16所大中学校学生与部分教师、小学生、工人、船工、店员和市民共1万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大会。学生和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言，抗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

大会一致通过了4项决议：l、通电全国，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反对华北自治；2、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收复失地；3、通电全国各地学校，支持北平同学，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同学；4、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调动大批特务、警察包围会场进行捣乱。集会学生冲破包围，转向街道进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并到省政府、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当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领事馆时，反动军警竟以保卫日本领事馆为由不让学生前进，双方因冲突展开搏斗，学生最终包围了日本领事馆，直到下午6时半。晚上，数千名学生继续高举火把进行游行。

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各界人士大力支持，许多店员、工人、教员都直接参与。浙江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的工友还自动组织起来为学生做纠察、当联络。一些大中学校的教务长、训导主任也受抗日救国热潮的影响，自愿加入到斗争的行列。次日上午，正当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时，由国民党省党部一手操纵的“青年励志会”进行干扰。在浙江大学学生的支持下，各校代表冲进“青年励志会”所在地，在那里继续按计划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推选浙江大学学生代表施平，担任市学联主席。12月18日，北平学生16日示威游行时遭到军警镇压，死伤300余人的消息传来，市学联当即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学生代表于21日赴南京请愿。

　　国民党省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即令各校立即实行戒严，严禁学生自由出入。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浙大，于21日凌晨冲进浙大学生宿舍，逮捕了12名市学联浙大学生代表。浙大学生自治会迅速组织1000余名学生，闯过军警的封锁和沿途警察的阻挡，从庆春门跑步到城站火车站。与此同时，杭州高等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的学生和许多产业工人、店员及教师闻讯也赶到城站声援，人数增至2000余人。此时车站已接到命令把所有机车调到站外，使学生无法去南京。各校学生则坐在铁轨上，高呼“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车子一天不开，我们一天不离开”等口号。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市民、店员给学生送来饼干、茶水等，以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直到下午3时，省政府才被迫派人与学生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学生代表提出4项条件：1、立即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将他们送到火车站；2、向学生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3、承认市学联为合法团体，立即撤消对各校的封锁；4、开放杭州的新闻自由，不再封锁抗日爱国的消息。经过斗争，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释放被捕同学，由省政府秘书长代表省党部、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并答应向南京政府转告学生要求对日宣战的意见。此次斗争取得胜利。

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杭州青年学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涌现出一批抗日骨干。这些骨干不久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敌后斗争，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抗战初期浙南地区抗日活动的主要干部。

三、·杭州沦陷与日军暴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爆发次日（即8月14日），日军出动飞机对杭州笕桥机场、钱塘江大桥实施轰炸，侵略战火延烧至杭州。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分路由浙西和上海向杭州进攻。12月16日起，国民党浙江省和杭州市各党政军机关和许多民间抗日团体陆续撤离杭州。12月23日，余杭县陷落，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杭州钱塘江大桥，退守桐庐、临安、萧山。市区50万居民中有近40万人外逃避难。12月24日，日军由杭州城北武林门、城东清泰门、城南凤山门3个方向攻入市区，杭州陷落。

日军入侵杭州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对杭州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在市区迎紫路、延龄路、联桥大街、清河坊、各合桥东、东街路至骆驼桥及江干一带纵火，大火延烧三昼夜，建筑物大量被毁；市区江干地区南星桥至闸口一带民房连烧两昼夜，当地所有木行、材行全部烧毁。3日内，杭州市区被烧房屋达3700多家，杀死平民4000多人，其中有700多人是被奸淫致死的妇女。杭州西郊农村地区，龙坞乡20多个自然村遭日军烧杀，杀死村民146人，奸污妇女122人，各村一片火海，其中长棣村被烧毁房屋225间。日军占领留下镇后，杀害百姓100余人，烧毁全镇大半民房。

日军入城后，伴随杀人纵火，再大肆抢劫。有明确记载损失时间的部分企业损失有：杭州1095户丝织厂及机户战前质押于四行联合办事处及地方银行用于战时举办紧急贴放、转作票据贴现及发放工资等全部质押品，共计丝织成品85777匹，罗纺大绸301担，真丝753匹，厂丝、广东丝、土丝等397担，人造丝162包，丝棉219斤，织机等物被劫夺，合计4058614元。杭州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损失建筑物制成品、各种原材料、机器等，包括定货损失、折旧、营业利益损失总计达506880元。杭州电厂被日军以敌产名义没收，掠夺去铜、钢线、铁件等达112吨，电表8119只，马达231只，其他如工作母机、大小零件等无数，这些企业资本都在100万以上，在全省为大型工业，在国内也属于罕见。日军对居民民房加以纵火之前，用军用车载运一切可使用之物品，每日以汽艇四五十艘装载运往上海。日军在烧毁浙江大学前，校图书馆内重要藏书均被掠去。

杭州沦陷后，日军沿杭富公路进攻富阳，沿途以搜捕抗日军人为名，见人即杀。杭县上泗乡凌家桥村当地群众逃避不及者即有百人被杀，除凌家桥民教馆及部分房屋被日军占用外，其余房屋全遭焚毁。富阳陷落后，日军四处放火，烧毁大半座县城，居民死伤及无家可归者不可胜计。

沦陷初期，日军为清除抗日军队威胁和民间反抗意志，每外出扫荡，所到之处便大行烧杀。1938年2月18日晨，杭州北郊日本驻军200余人包围杭县乔司镇，大肆屠杀无辜居民，逢屋便烧，见人就杀，街巷河边，倒伏大片被日军杀死杀伤的居民。数百名群众被集体屠杀于汽车站。全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至20日，日军连续反复烧杀三天，全镇变成一片废墟，到处尸横遍野。在这场大屠杀中，乔司镇连同周边农村被烧毁房屋共7000余间，死难同胞达1360名。1938年3月，日军包围杭州市郊午潮山午潮庙，将避难于此的难民和村民集中起来，妇女儿童用刺刀逼住，男性押到院内列队跪下，用机枪射杀。共杀死400多人，烧毁山上房屋200多间，制造了“午潮山惨案”。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市工农业、商业交通业、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遭到毁灭性的破坏。8年间，杭州地区因日军空袭轰炸、军事进攻、残酷屠杀及虐待、发动细菌战所致平民死伤、失踪人数约计6万余名（其中直接伤亡人口约54997人，间接伤亡人口约9630人），因日军进攻转逃外地及沦陷后因房屋家财被毁而致赤贫的灾、难民约57万余人。日军在沦陷区的疯狂抢掠给杭州地区的社会、居民财产所造成的损失超过3亿元（按1937年7月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币值计算），其中，社会财产直接损失164044846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128675927元，居民财产损失约计136772874元。仅被日军拆毁、焚毁、占用的公私房屋达22万余间。由于日军屠杀及战争因素引发的饥荒、疾病、瘟疫、自然灾害及难民逃亡等原因，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杭州地区人口数仅为抗战爆发时的81.3%（1946年数值）。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杭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倒退许多年，使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广大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贫困程度更为加剧，人民的生产、生活更为困难

四、杭州谈判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态势，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战基础上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对日本侵略。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正式会谈，由于国民党缺乏联合抗日的诚意，会谈在红军人数及官佐任用、边区政治地位、民选制度等问题上始终未达成协议。3月10日，经中央同意，由周恩来直接约见蒋介石面谈。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蒋回电：“22日至25至沪再约地相晤，”后确定在杭州会谈。

3月22日，周恩来从西安乘机飞至上海。在沪期间，周通过会晤宋美龄，将拟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5条谈判建议由宋转交给蒋介石。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已经作出的拥护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等项保证，以及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5项要求：（一） 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面停止“剿共”；（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党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 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能使共产党也能参加；（五）实现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3月25日，周恩来在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陪同下抵达杭州，下榻西子湖畔“柏庐”别墅。分别在杭州烟霞洞及莫干山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开放、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纲领上，中共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与蒋合作，但绝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污蔑。同时，坦率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提出了两党合作的几点具体要求：1、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完整，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3、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4、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拥护他的领导。”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的合作办法。至于具体问题，蒋介石表示，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边区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但正职行政长官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选。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共产党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可以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也决不再打红军。

在谈判中，针对蒋介石提出的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问题，周恩来认为制定“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此，蒋介石要求周恩来赶快回延安，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并要中共先商量并拿出具体办法。最后，国共双方商定由中共起草一个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蒋介石迫于国内舆论和各派抗日势力的压力，在红军及苏区问题上原则接受，并同意继续会谈。

国共两党在杭州谈判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迈出了重要一步。3月30日，周恩来携带与蒋介石联系用的密码离杭，经上海飞往西安。4月2日，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与蒋介石杭州会谈情况，商讨起草共同纲领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议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尚好”。此后，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大形势下，从1937年5月7日至9月16日，浙江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举行了三次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1938年2月，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在中共党员的帮助和推动下，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结合浙江实际情况，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确定浙江“现阶段之政治设施，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一切努力之总方向。”并提出了“巩固抗日阵线，加紧肃清汉奸”、“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及地方抗战自卫组织，培养民主精神”、“减轻地租，改善平民生活，减免战区田赋”等具体措施。同时，下令在全省推广由中共党员发起组建的兰溪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的做法。政工队是浙江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产物，它虽以国民党政府名义组建起来，但由于中共浙江各级地方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杭州地区各县政工队在中共党员的积极参与和组织下，先后建立，他们广泛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甚至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杭州军民，在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到抗战热潮中。

五、八一四空战

位于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央航空学校基地，曾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摇篮。

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在上海周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杭州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中国空军飞行员仍奋起迎击，保卫制空权。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飞机76架次，分9批次集中轰炸上海日军司令部、弹药库、登陆码头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予敌以重创，毁伤日舰十多艘，炸毁大批日军营房和仓库等。当日下午，日军决定实施报复。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木更津联队轰炸机群，从台北起飞，偷袭杭州笕桥和安徽广德的机场。15时30分，杭州发出空袭警报，迎战日机 是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为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吉林通化县人。1925年，高志航被选送到法国学习飞行，出国前决心做“空中英雄”而改名“高志航”。1928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任东北航空飞鹰队队长、东北航空学校教官。

接获日机来袭，刚抵达笕桥机场的高志航，果断下令第四大队战机不要落地，已落地的立即起飞，升空迎敌。当时，杭州笕桥上空，由于受台风影响，云高仅300—500米，空中能见度很低。日军飞机根本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在杭州湾上空疏散队形以便各自搜索轰炸目标，从而自行解除了空中交叉掩护火力，这给第四大队提供了各个击破的良机。日机在500米高空向笕桥机场投弹，炸中了一些机场设施和加油车。第四大队紧急升空至4000米高空后没有发现敌机，判断敌机已降到云层以下。于是穿云下降，大队长高志航首先发现一架涂有迷彩的日军轰炸机，在第二十一中队中队长谭文的协助下，占据有利位置，紧紧咬住敌机，击中其右翼上的主油箱。日机拖着火球，坠落在海宁钱塘江畔。

高志航的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第四大队的其他飞行员，他们愈战愈勇，轮番向敌机发起攻击，相互配合或单独击中、击伤日机多架。后高志航再次击落1架日机，事后才知道它是日军木更津航空队队长驾驶的带队长机。受创的日机纷纷落荒而逃。

空战30分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3架，重伤日机1架。在杭州半山附近及钱塘江口都发现了日军飞机残骸，俘获日军飞行员1人。中国空军无一伤亡，战果是3：0。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为此，国民政府将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六、浙大西迁

从1937年11月至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举校西迁办学，先后迁校于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两年余，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上 “文军长征” 的壮举。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距离杭州仅10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势危机，浙江大学决定迁校建德梅城镇。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1月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抵建德。稍事休整后，就立即复课。随着战局的继续恶化，12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告浙大同意其迁移到浙南或者赣南。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经金华、玉山、樟树，于1938年1月20日抵达江西吉安。在吉安，浙大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借屋上课。2月中旬，寒假期已满，浙大师生于2月18日迁移到泰和县城西乡间。稍事调整后，便继续教学科研。

因赣北地区战事剧烈，浙大不得不在1938年8月13日至10月底，再次迁移到广西宜山。图书仪器沿赣粤间水路入桂，师生则循赣湘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去宜山。11月1日，浙大在宜山开学上课。

1939年11月，因日军在广西南部沿海登陆，浙大再次决定迁校，并派人去贵州勘察校址，定为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全校于12月13日启程，至1940年2月抵达黔北，至此，浙大终于完成了西迁办学的壮举，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安定下来，坚持办学六年。直到1946年才返回杭州。

浙大在抗战烽火中艰苦办学，励精图治，科学救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著名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在杭州西迁之初，是一所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70余名教授、460名随迁学生的地区性大学，至1946年返杭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7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师范）25个系、201名教授、2171名学生的全国著名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1944年10月访问浙大后著文写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的一派繁忙景象。在这里，不仅有世界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这里是‘东方剑桥’。”

浙大西迁办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背景下奋发图强、科学救国的一个缩影。

七、·东洲保卫战（1800字）

东洲位于富阳县城东部，是富春江下游江中的一个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沙洲。1937年12月底，日本侵略军侵占富阳县城后，因缺少渡江工具，难以继续南侵，富春江就成为敌我双方对峙的一条天然分界线，处在富春江中的东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军民抗战的最前沿阵地。而驻防东洲的是由杭州撤退到金华的警察及杭州警官学校的师生为主组成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共4个大队2000多人。

　　为解除东洲守军的威胁，并以东洲作跳板举兵南侵，1939年3月21日拂晓，经过两天的炮击，120余日军在大量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在东洲北端的紫沙、浮沙两渡口强行登陆。守卫东洲的第四大队第二中队将士们迅速用湿毛巾、绑腿布护鼻，投入战斗，阻击窜至杨家村以南的先头部队，击毙日军3名，迫敌狼狈逃回渡口。日军第二批部队过江后，兵分三路向第四大队大队部驻地陆家浦猛扑。第四大队官兵奋勇抵抗，终因装备低劣，正面防线被日军突破，被迫撤出陆家浦，在东洲南边设立新阵地继续阻击。

　　日军进攻东洲及占领陆家浦的消息传到驻大源的一支队司令部指挥所后，指挥所立即命令九中队渡富春江南支流，向日军占据地发起反击。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在歼灭大量日军后，终因位置不利，不得不撤出阵地。掩护中队撤退的一班战士则全部为国捐躯。

　　守卫于东洲西端防线的是迫击炮队，由于没有炮，实际是一个步兵中队。日军在突破东洲东北面防线后，便向西面扑来。该中队官兵在叶润华中队长的指挥下，前赴后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在一次与敌人的肉搏中，一位南京籍的战士，手挥大刀左劈右砍，一连拼掉了8个日军，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战士们找到他的遗体时，只见他的肠子已被日军的刺刀挑出，但他至死不肯倒下，仍用那把卷了刃的大刀支撑住身体，双眼迸发出仇恨的目光。

　　陆家浦失守后，第四大队官兵大部分撤到了江南。处于东洲西端防线的叶润华中队的处境就更趋危急。敌人凭借优势的火力，对他们阵地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双方的力量虽悬殊很大，但叶润华中队却始终坚守着阵地不退却，直到所在阵地被日军突破，队伍被冲散，才撤退到了江南。东洲陷入敌手。

　　为夺回东洲，21日下午，一支队在灵桥设立临时指挥所，派第三大队星夜渡江，协助第四大队反攻东洲。晚上12时，第三大队各部向陆家浦发起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日军在支持了约两个小时后向倪家、赵家村等地溃逃，第三大队夺回了陆家浦阵地。就在第三大队夺回陆家浦后不久，第四大队经过休整，复渡江参战。在天亮前第三、第四大队将日军压到浮沙一带。反击取得了初步胜利。

　　天亮后，敌再次向一支队施放毒瓦斯，用大炮、轻重机枪向一支队阵地轮番轰炸和密集射击。第三、第四大队官兵在战壕被打平后，凭借田塍、树木、沟坎等作掩体坚持战斗。战至5时许，日军又有增援部队渡江参战，敌在东洲的总兵力增至千余人，分数路向一支队阵地猛攻。战斗呈白炽化程度。第三大队终因武器低劣支持不住，且战且退。8时许，中路日军与第四大队在陆家浦周围发生激战。另一路日军也窜至第四大队西侧，第四大队第十、十一两个中队两侧受敌。由于其后是富春江，江面又被敌炮火封锁，第四大队再次只好向陆家浦以南地区转移，陆家浦复陷敌手。这一仗，第四大队牺牲官兵60余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天午后，第三、第四大队接令撤回江南休整，以计划第二次反击。东洲再次落入敌手后。

为夺回东洲，第一支队及时改变了战术，将主力放在灵桥渡和里山渡，另将一部分兵力埋伏于西面的小沙和长沙，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北渡富春江联络友军，进攻富阳县城和绕道插入敌后凌家桥一带，以切断敌人的通讯线和交通线；政工队深入民众之中做广泛的宣传，组织民众协助一支队抗击日军。

　　23日凌晨，第一支队全线出击。左翼192师进攻富阳县城，右翼浙江保安队袭扰凌家桥，游击大队配合江北义勇游击队，在当地抗日民众配合下，在杭富公路剪电话线，破坏路面，拦袭弹药补给的军车，使敌通讯中断，弹药运输受阻。驻渔山友军的炮兵则向日军阵地开炮。一支队官兵对两天来的屡进屡退和目睹日军的残暴，早已义愤填膺，激发出了超常的勇气，奋勇冲杀。数小时后，侵犯东洲的日军开始溃退。下午1时，东洲沙又重新回到中国军队手中。

东洲保卫战共毙伤敌队长等官兵50余人，第一支队官兵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官兵230余人。在东洲保卫战中，第一支队这支地方武装，用有我无敌的勇气，以劣势的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军，其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抗日军民的抗战热情、决心和信心。

八、周恩来浙西之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诱惑下，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等一系列反共方针，在国统区内全面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在浙江，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地对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加以限制和迫害，对黄绍竑的改革举措极为不满，向国民党中央控告黄“任用左倾县长”、“引用大批中共分子”、“组织政工队，赤化青年，进行赤化宣传”。蒋介石为此严电斥责黄绍竑“本任政府声名狼藉”，要“切实注意”。由此，黄绍竑在政治上逐渐后退，声称要修改《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限制中共的活动。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并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3月17日，周恩来抵浙江金华，得知黄绍竑已去於潜县，便赴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晤黄。周途经兰溪、建德、淳安、分水4县，3月21日抵於潜县，当晚即出席国民党浙西行署、於潜县政府中级以上官佐谈话会。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形势，号召统一意志，精诚团结，争取抗战胜利。翌日，由黄绍竑陪同至西天目山潘庄，就团结抗战、巩固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口头协议：中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不在浙江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内发展党组织；不在其后方地区发展武装组织；在抗战中遇有问题，由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代表中共方面同黄直接商量解决。西天目会晤，对稳定浙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起了作用。3月24日，周恩来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向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的全体师生、浙西行署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政工队员约1500余人发表演讲。周恩来高度评价浙江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周恩来的演讲对听众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引起阵阵掌声，全场高呼口号，高唱《大刀进行曲》，气氛极为热烈。

周恩来离天目山后，顺道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3月26日抵桐庐，在县府礼堂为县政工队、机关团体约200余人作《桐庐为战时前进县》演讲。周恩来高度赞扬桐庐人民“虽处抗日前线而秩序安定如故，民众抗战情绪紧张，有训练、有组织，确系战时前进之县。”下午，周恩来乘舟至窄溪镇，与国民党区署职员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能胜利，但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全国同胞必须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军民协力，共赴国难，争取最后胜利。27日，周恩来经富春江水路至富阳县中埠登陆，步行20余里至大源镇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部，会见司令赵龙文等部分官佐。在询问了东洲保卫战、部队任务和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后，周恩来赞扬自卫团官兵积极抗日精神，勉励官兵继续努力，早日收复杭嘉湖。在与赵龙文单独交谈时，周恩来介绍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方法要领和开展政治工作情况。下午，周离富阳去绍兴，途经萧山县临浦镇，在视察沿岸江防后，与各界举行座谈，勉励大家共赴国难，坚持抗战。之后，周恩来经绍兴返金华，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周恩来的浙西之行，对进一步巩固浙江的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浙江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以及坚定群众抗战意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1942年4月至6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5月，杭州地区新登、分水、桐庐、建德、寿昌各县相继陷落。7月中下旬，各县又相继收复。各县党组织在陷落期间，利用国民党正规军溃逃后留下的短暂真空，积极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6月，中共党员陈一文等在建德洋尾埠组建起一支以10多名党员为骨干、50余名基本群众为主体的抗日自卫队“坚勇队”，通过收缴、购买和收集国民党军流散枪支、手榴弹和集中一批铁匠打制大刀梭镖，武装起来。他们以破坏日军通讯设施、摸哨、夜袭、伏击敌艇等方式，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活动。依靠与日军作战中缴获，筹集到机枪1挺，步枪50余只，手枪3只，掷弹筒1门和相当数量的弹药。1943年1月，这支“坚勇队”因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迫撤离到根据地与金（华）义（乌）八大队汇合，编为其二中队。后被编入“金萧支队”，投入到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1942年7月，中共富阳特派员蒋忠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独立自主搞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的指示，回到家乡林坞口，利用国民党富阳县亲贤乡政府筹建乡自卫队的机会，号召乡民“抗战到底，救国保家”，发动1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抗日自卫队，并自任指导员。自卫队成立后，一面收集枪弹，一面寻找机会开展抗日济南斗争。后由于日伪清剿和当地顽固势力压迫，抗日自卫队受到很大损失，被迫停止活动。

为牵制日军兵力，发展抗日武装，1943年12月上旬，中共浙东区党委派杨思一、蔡群帆率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六中队130余人，进入诸暨、义乌地区，会合当地各类抗日武装力量。１２月２１日，在诸暨黄家店（今萃溪乡）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支队长蔡群帆，政委杨思一，下辖两个大队和一个机炮中队，计８００余人枪，其活动区域包括诸暨、绍兴、萧山、嵊西、富阳、建德、桐庐等１５个县。金萧支队成立不久即赴四明山参加反顽作战。1 9 4 4 年3 月，金萧支队奉命返回金萧地区，开展金（华）萧（山）铁路沿线两侧游击战争，开辟了路西（浦江、诸暨、萧山、富阳、桐庐５县边境）新根据地。5月9日，金萧支队八大队在义乌吴店塘而桥附近与日军激战，打死日军20余人。5月27日，金萧支队在诸暨墨城坞击退伪军两个团的疯狂进攻，歼敌200余人。

1 9 4 5 年二三月份，中共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决定将金萧支队两个大队充实到浙东游击纵队，并抽调八大队、坚勇大队和诸北自卫大队各１个中队２００多人枪，建立新的金萧支队，巩固和扩大路西抗日根据地。支队长彭林，政委杨思一。中共金萧地委和新组建的金萧支队，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示，西进浙赣路西，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武装，先后在诸暨、浦江、萧山、富阳、桐庐五县边区建立路西工委和金萧支队路西办事处，组建了诸暨、萧富两个大队及路西武工队。支队和各地方武装不断出击，拔除了一批日伪据点，配合新四军主力向日伪军进攻，使金萧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地方武装迅速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金萧支队在诸(暨)北、诸（暨）义（乌）东（阳）、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和路西等地区，向日伪军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势，先后拔除多处日伪军据点，解放了金萧广大地区。

十、·新四军挺进富春江（4200字）

随着太平洋战争和华东抗日战争向胜利方向转化的良好形势， 1944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指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共3个团约7000余人，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次年1月抵长兴县与先期南下的十六旅会师，建立浙西抗日根据地。1月9日，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浙西、浙东新四军部队，并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苏皖、浙东两个区党委的工作。之后，苏浙军区制订了控制莫干山，东向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浙东、海北的联系；南向进至富春江，打通与金萧支队联系的战略目标。

1945年3月，苏浙军区一纵第一、第二支队抵余杭县境，在当地党员引导下，进驻太公堂，随军地方工作团即建立了中共余杭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肖松甫任书记兼县长。3月25日，一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率部解放临安县，4月21日，成立中共临安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王一凡任书记兼县长。5月，为执行南进战略部署，中共浙西区委决定建立中共富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命赵亚东为中共富阳县委书记兼民主政府县长，并组建办事机构。余杭、临安、富阳3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承担起扩军支前、军需保障的任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打通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沪杭甬的战略部署。1945年5月17日，苏浙军区四纵政治部主任曾如清率十一支队从孝丰县出发，经余杭县黄湖、临安县横畈，于18日晚进至富阳县境内。此前，在浙东的第二纵队政委谭启龙已于5月8日率三支队主力渡曹娥江西进，12日与金萧支队会合，跨越浙赣铁路，进至富阳县大章村，相机策应十一支队渡江。5月19日，十一支队抵富春江北汤家埠渡口，点火与对岸联系，驻汤家埠村东的日军慑于新四军势大，未敢轻动。二纵三支队也迅速赶至富春江南岸诸佳坞，向企图以密集火力封锁江面国民党顽军挺进三纵队发动进攻，迅速占领了中埠渡口附近的山头高地和滩头阵地，同时派一部分战士冒弹雨驾船过江，接应十一支队先头部队过江。先头部队过江后，立即协同第三支队攻占了龙山制高点，完全控制了渡口。20日上午10时，十一支队全数过江，与浙东部队会师，打破了日伪顽军对富春江的封锁，连通了浙江两大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3日，新四军十一支队奉命北返，浙东第二纵队三支队同时返回浙东。6月4日，十一支队经唐棣朱家北渡富春江，赶至新登县集结。新四军苏浙军区一渡富春江战略行动至此结束。

1945年7月，为会同浙东第二纵队组织会稽山战役，扫除浙赣路两侧之敌，实现挺进浙南和闽赣战略计划，苏浙军区命四纵主力再渡富春江。27日，四纵司令员廖政国、政委韦一平、参谋长夏光和政治部主任曾如清率纵队部、第十、十一两个支队和部分去浙东任职的干部共5000余人南出孝丰，于31日进至富阳县西北，在侦知日伪顽军动向后，部队冒着日伪顽军炮火，取道新昌岭，当晚抵达程坟渡口。等候于南岸接应的金萧支队一个排和路西武工队与四纵取得联系后，乘夜幕过江接应。8月1日晨，四纵顺利渡江，进军场口镇。驻富阳县日军知得新四军渡过富春江，随即派出一部兵力渡江截击。当日晚，纵队部及十支队宿营于龙门镇，十一支队前往环山宿营。晚8时许，十一支队前卫二营在芳泉村附近与日军接火，展开激烈交战。次日拂晓，两军脱离接触。此战共歼日伪军30余名，新四军二营教导员张来平、连长华剑等10名干部战士牺牲。8月4日，四纵与前来接应的二纵三支队、金萧支队再度会师于富阳县大章村。此后，二纵三支队返浙东，四纵机关及十支队南下金(华)、义(乌)、浦(江)，十一支队则在当地武装配合之下，分散活动于诸萧富边区广大乡村，继续歼灭反动武装，协助建立地方政权，巩固和扩大路西根据地。以富阳窈口、场源等区为中心的东西80华里，南北100华里，人口20余万的广大区域，先后建立过5个区委、区署及20个基本乡，3个游击乡。

新四军两渡富春江，是苏浙军区、浙东纵队分别开辟浙西、路西抗日根据地后，为浙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出发，实施的重大战略行动，随着行动成功，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十一、杭州地区抗战的胜利

　　1945年8月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合并浙西、苏南(同年5月中共苏皖区委改建)两个区党委，成立苏浙区党委。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新四军军部同时任命叶飞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指示苏浙军区迅速转入战略反攻。新四军苏浙军区立即向战区日军发出通牒，命令其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在原驻地点听候处置，如逾规定时间拒绝投降及破坏军械物资者，即予坚决消灭。南下路西的四纵各支队也于12日起奉命集结，14日至15日渡富春江经临安县，北返浙西。余杭、临安、富阳、路西4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也随军北撤，机构撤消。8月7日起，苏浙军区各纵队分别由浙西、苏南一线向日伪军发动战略反攻，收复北起宁沪路、东达太湖、西至宣芜公路、南抵天目山的广大地区，总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0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发展至5万余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控制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广大农村山地的战略任务。同时，浙东纵队及其下属的金萧支队等部也开始对当地日伪军发动反攻，至9月初，基本扫清三北、宁波外围和路西等敌。

　　为了迎接苏浙军区大军解放和接管杭州，中共上海职委、苏浙区党委分别指示各自在杭的党组织立即展开宣传和情报收集工作，配合新四军行动。在杭州活动的中共党员姜星阶、潘仲仁等用购置的一台油印机和一批彩色纸连夜刻印八路军延安总部七道命令和一些抗日歌曲，制成传单到下城工厂集中区和西湖游览区张贴，并将部分传单交胡也夫等在市区铁路沿钱及河坊街一带散发。地下党员翁迪民则布置党员收集在杭日伪政军警特机关、部队驻地的情况，制成材料后送苏浙区党委，作好接应部队准备。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书。杭州各地群情振奋，用各种方式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根据国民政府有关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在杭州设立前进指挥部，接受侵杭日军投降。8月30日，第三战区长官部向侵杭日军最高指挥官、日本陆军第一三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发出备忘录，令其派代表于指定时间至富阳接洽投降事宜。9月4日下午4时，日本陆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代表师团长野地嘉平抵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国民党第三战区前进指挥部驻地洽降。洽降礼堂正中高挂中国国旗，日旗则半悬于一侧。当地百姓兴高采烈、扶老携幼前来观礼。日军代表向中方人员呈报驻浙日军现有态势、指挥系统、大队长以上主官名册及在杭日侨人数。中方向日方发布第三战区关于驻杭州地区日军、日侨集中地和中方进驻杭州受降事宜等项指示。9月5日，野地嘉平派代表至杭州郊外迎接中方人员进驻市区，杭州人民集聚街头热烈欢迎，举行庆祝抗战胜利汽车大游行，历时3小时，全程10余公里，观众如织，欢呼声、爆竹声响彻一片。9月8日起，中方全面接管市区各行政、文化、交通、通信等机关设施。9月16日至18日，中方接受日军第一三三师团、第九十九旅团、第六十二混成旅团缴械完毕。至此，杭州人民终于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杭州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是党的策略方针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杭州地区人民群众抗日不屈精神的胜利，也是新四军苏浙军区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及抗战以来地方党组织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百年屈辱史，谱写了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执笔整理 曹正法 英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