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孤女 抗战女杰

——记茅丽瑛烈士

　　 茅丽瑛，1910年8月出生，抗日期间上海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 1931年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1935年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参加战时服务团及救亡长征团，南下到广东、香港等地宣传救国。后回上海在启秀中学任教。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1939年9月，在上海发起义卖活动以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同年12月，遭汪伪特务暗害，电影《七月流火》即以茅丽瑛事迹为题材。

坎坷童年

茅丽瑛，出生在杭州一个正在走向贫困潦倒的小官吏家庭。父亲茅仲复，性情暴戾，嗜吸大烟，又处处摆阔，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母亲朱氏，勤俭、善良，虔信基督教，生有一男二女。

1910年8月4日，茅丽瑛作为长女出生在西子湖畔时，父亲的悲惨命运似乎已经暗暗被注定了。五年以后，在一个债主连连临门逼债的除夕之夜，父亲投西湖自尽。不久，她那七岁的哥哥也因患肺炎无钱医治而夭亡。这个家庭从此就不再有任何男人的支持和干预。

孤女寡母在山穷水尽之后，离开了故乡杭州，到上海投奔姨父陈继锋牧师。表兄陈招悦在上海启秀女校任教务主任，非常同情她们，介绍她的母亲朱氏在启秀女校幼稚园担任了校工。但微薄的收入仍难以抚养两个幼女成人，只得骨肉分离，把小女儿送给一个广东人当养女。

茅丽瑛八岁之前所过的骨肉分离、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早早就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人间的坎坷、世道的不平，这也磨炼了她勤奋好学、自尊自强、追求公正、向往人间正义的性格。

因为陈招悦的关系，茅丽瑛有幸能在八岁那年就读于启秀女校。这是一所上海滩上比较有名的女校，茅丽瑛在这里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属优异，尤其是她的英语成绩，始终为全班第一。

在这里，她不因为自己家境贫寒而畏畏缩缩、自惭形秽，一下课就与同学们一起跳绳、踢毽子、溜冰和骑车，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上初中时，为了能继续升学，她主动向校方自荐去校幼稚园任音乐教师，从此半工半读，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追求真理

15岁的少女茅丽瑛，已经经常向她的同学借阅《学生杂志》、《妇女周报》等进步刊物。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面对封闭的校园，茅丽瑛对同学们说：“把我们看到的情况写下来吧，印成传单在校内散发，让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这样，她和女友们写稿、裁纸，又搬来平时印歌曲用的腊纸、钢板和油印机，传单很快就印出来。茅丽瑛的行动把一贯谨小慎微的表兄陈招悦吓坏了，他立即把茅丽瑛训斥了一顿：“现在世事变幻莫测，你们这些女学生能管得了？有这点精力，不用于读书，却去搞什么传单！拯救社会靠你们这几张纸就能奏效？以后不许再作类似的事情！”

时隔不久，四·一二惨案发生了，一切似乎都应了陈招悦的话。“社会真复杂啊”，完全超出了她这个纯洁的女学生的想象。

1930年夏天，茅丽瑛高中毕业，她报考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第二个学期，茅丽瑛因无法筹措学费而被迫辍学。

1931年3月，上海江海关招收英文打字员，在数千人中，茅丽瑛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从此以后，她和母亲摆脱了寄人篱下的境遇，过上了比较有保障的生活。

茅丽瑛在海关工作了将近七年。海关是所谓高等华人集中的地方，英国人规定华籍职员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女职员结婚等等。于是，1935年，她参加了各界职业妇女自发组织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1936年，她首批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江海关进步群众组织“乐文社”。茅丽瑛对救国会七君子中的女大律师史良尤为敬慕。她说：“史良真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在那段时间，茅丽瑛开始真正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书籍。同时，她那种善于组织和行动的才能又开始发挥了。她发起并组织了上海职业妇女会的读书会。芦沟桥事变之后，她又被“乐文社”推选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的慰劳组负责人，带领大家为募捐、宣传、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员，日夜奔走。

“更爱祖国”

淞沪战役暴发后，日军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茅丽瑛生活和学习过多年的启秀女校，成了一片瓦砾。面对敌人的暴行，她下定决心：“我们无论如何要报这个仇！”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在日本大规模军事进攻下沦为孤岛。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上海海关一部分进步青年毅然辞职、不惜舍弃“金饭碗”，参加救亡长征团，准备沿粤汉铁路南下，去华南各地海关宣传抗日，以推动海关同仁奋起抗战，而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作为上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重要组织者和对外联络负责人之一的茅丽瑛，早已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然而她却迟迟没有报名参加救亡长征团。同事们都知道她家中困难，理解她、宽慰她。而她心中却无法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辞去月薪65元（不包括各种津贴）的海关英文打字员一职，她并不感到可惜，尽管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个谋之不易的令人羡慕的职业，是茅丽瑛经过刻苦努力、而且以不结婚为代价换来的，况且再工作两个月，茅丽瑛还可以从海关获得相当于本人一年工资总数约上千元的奖金，亲友们无不劝她慎重行事。茅丽瑛对此态度非常坚决，她沉痛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已经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丢弃金饭碗——值得。

使她痛苦犹豫、难以割舍的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孤苦无依的老母。老母亲离不开她。一要靠她养活，二是靠她侍奉照料。穷人家出身的茅丽瑛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家贫、父死、兄夭、妹离，茅丽瑛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世间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感情创伤。女儿最懂得母亲的心，望着饱经沧桑、一生苦难、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节衣缩食供她读书、把她培育成才的母亲，茅丽瑛左右为难。但是，强烈的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感使她战胜了自我，她鼓起勇气向母亲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老人听说女儿要远离她去，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最不堪忍受的是母亲的泪水，茅丽瑛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道：“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母亲被女儿的爱国热忱深深打动。她理解女儿，含着热泪，目送自己唯一的亲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当茅丽瑛背着行装急急匆匆赶到码头时，载着救亡长征团成员的船正在徐徐起锚，她终于赶上了救亡长征团的行列。在船上，茅丽瑛和同事促膝谈心，她无限深情十分坦诚地说：“我母亲老了，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更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终于决定挑选了前一条路。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终于重新坚定了下来。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就这样，茅丽瑛丢掉了金饭碗，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前方，在广东、香港等地宣传救国。

义卖募捐

1938年初春，茅丽瑛回到上海，一路来的心情，真可谓一言难尽，看到的都是挂着五颜六色的伪旗。上海，成了屈辱的、受气的孤岛。

茅丽瑛回沪后，上海江海关同意她回去复职，其他几个大公司也以高薪争聘她。此时的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须有时间从事革命工作。为此，她回到启秀女中，担任了薪水微薄的教师。

　　1938年5月5日，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选举茅丽瑛为主席。不久，她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工作，相继创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班等，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茅丽瑛还亲自教授英语课。

1939年春，上海各界民众赴前线慰问新四军慰劳团返回上海，向各救亡协会代表报告了新四军浴血奋战，痛歼日军的情况。茅丽瑛听后万分激动，向组织提出到新四军去，上前线打日军。

组织上指出，留在上海的同志，可以利用“孤岛”这个特殊环境，办很多事情。茅丽瑛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需要，立足“孤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以实际行动支援新四军。

不久，上级党组织指示她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主席的茅丽瑛，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然后进行义卖。她在发动会上激奋地说；“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社会上广泛的支持，茅丽瑛领导会员借用大陆电台和新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券推销会”。由于她和会员们的努力，社会上掀起了捐物捐款的热潮，数天内募到款项2000余元。

正当茅丽瑛为义卖日夜奔波，恨不得一个人分身作二人用时，她为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病情恶化，她把母亲送进医院，拜托一位女校工友代为照料，自己立即返回工作岗位。等到她腾出身去医院时，母亲已咽下最后一口气。茅丽瑛禁不住嚎啕大哭：“妈妈，宽恕我吧！我没有来得及待候您的病和送您的终。但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会谅解我的！”

后来，她在和几个朋友谈心时剖白了自己的内心：“我曾经有个梦，现在破碎了。我父亲在我6岁那年死去，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母亲靠亲戚帮忙到一个中学做职工。后来我上学读书，每接受一次妈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作为每学期学费时，我总涌起一个念头——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孝顺女儿，让妈妈好安度晚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粉碎了我这个梦，国亡了，家在哪里？”她说得很轻很慢，眼眶里噙满了泪，“我怎能只顾母亲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从此，她将爱母亲的心，转移到爱她的民族，爱她的祖国，爱她的同胞，更热烈地投到抗日反奸的工作中。

日伪方面看到这情况，也对茅丽瑛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破坏募捐活动。日伪特务给她寄去带子弹的“恐吓信”，信内附言，如果不立即停止活动，将会“不利”，茅丽瑛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沉着、果断地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限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茅丽瑛在组织演唱会的同时，积极筹办举行慈善义卖会，由于日伪特务的恐吓，原先准备外借会场的单位纷纷不敢出借。在只剩下一个晚上时，茅丽瑛毅然决定以妇女会所为义卖场所。7月14日上午如期开幕。在拍卖过程中，有两个汉奸暴徒冲入会场，推翻条案，秩序大乱。茅丽瑛怒不可遏，率领群众与会所人员把两暴徒扭送捕房，并勇敢地亲自出场作证。

由于茅丽瑛先借大陆电台举办评剧大会唱，借以扩大宣传。大会唱后，果然在上海引起不小的声势，群众争相参加抗日募捐。

义卖完满结束，义卖所得之款，一部分给了难民救济协会，其余的，秘密转送给新四军，作为购买前方将士棉衣的经费。

惨遭毒手

义卖会的成功使敌人对“职业妇女俱乐部”、对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深，他们称茅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烈分子”。日伪76号特工总部派女特务混入职业妇女俱乐部，对茅的政治面貌、居住地址、行动规律进行侦查。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做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亦已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却坚持要把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工作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后再离开。　　

　　 在连续公开恫吓无效后，1939年12月12日，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下达了暗杀茅丽瑛的命令。执行暗杀的是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号称“神枪手”的林之江。林为了一定要把茅丽瑛置于死地，事先在子弹头前划了一个十字，并浸于蒜汁之中，这样一来子弹便奇毒无比，不论击中任何部位，被害者都必死无疑。

　　1939年12月12日。夜幕刚刚落下，繁华的上海公共租界商业区内便华灯齐放，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车来人往，十分嘈杂拥挤。

　　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交叉处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附近阴暗处，几个人影在闪动。晚7时许，一位年轻妇女从福利公司二楼会所走出来，那几个黑影尾随其后，乘其不备，举左轮手枪向那年轻妇女连开几枪……

枪声划破了夜的嘈杂，人们围拢上来。不少人认识那年轻妇女，她就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

重伤倒地的她，仍紧抱着装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直到交给了她的同志。

在医院中发现，茅丽瑛被击中三枪，但都未击中要害，其中两颗子弹打中腿部和膝盖，另一颗子弹穿过小肠，本来只要切除一节小肠就可得救。由于敌人对院方施加压力，茅丽瑛没有能及时施行手术和得到必要的护理，加上所中枪弹浸过毒，三天之后茅丽瑛就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于15日下午牺牲，年仅29岁。

　　 当她生命垂危时，还带出遗言：“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努力，加倍努力!”

　　 13日，《申报》、《新闻报》、《大美报》、《中华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茅丽瑛突遭枪击的消息，顿时震惊了上海，仁济医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精神永传

茅丽瑛牺牲后，上海党组织为揭露敌人的阴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以茅宅的名义，在上海各大报纸登报丧启事。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2月16日至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祭，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代表以及数千名群众前往瞻仰仪容、吊唁烈士，声势浩大。《申报》为此记载：“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著名剧作家于伶，在茅丽瑛牺牲后，曾悲愤地写下了“继惺公成仁万氓痛哭孤岛孤女不孤，与鉴湖同仇无限哀愁秋风秋雨千秋”的挽联。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多次举行纪念活动。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了茅丽瑛烈士殉难10周年悼念大会。陈毅同志题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62年，为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与茅丽瑛共同战斗过的于伶完成了反映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舞台剧本《七月流火》，其中主人公就是以茅丽瑛烈士为原型的。作品甫一问世，便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即有十余个省市话剧院、团同时排演。后来，电影厂将它改编为电影。

1989年，在茅丽瑛遇害50周年之日，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并在南京东路烈士遇害处勒石纪念。翌年，塑烈士雕像于其母校——第十二中学（原启秀女校）。

茅丽瑛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