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阿堂

曹阿堂（1894-1928）

曹阿堂，1894年出生在浙江省萧山赭山乡坞里的一户贫农家庭。因家中一贫如洗，身为长子的他从懂事起就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17岁那年，父亲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家庭的重担从此全压在了他的身上。曹阿堂起早贪黑，苦苦支撑，备尝生活艰辛。

1914年初夏，钱塘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大片田地和农舍被淹，曹阿堂家也未能幸免。他拖家带口流落到了杭州。在江干码头，他凭着从小磨练的一身筋骨干上了挑脚，一干就是4年，勉强维持着全家半饥不饱的生活。1918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曹阿堂进入杭州光华火柴厂做扛木头的苦力，后来改做卷刨工。

光华火柴厂1909年的厂房大门

1926年，杭州成立了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共产党员袁立夫当时负责闸口一带木料行业的群众工作，多次到光华火柴厂的工人中宣传党的主张，讲解国民革命的道理。曹阿堂被他深深地吸引了，开始是一知半解地听新鲜，后来就经常主动求教。袁立夫见他苦大仇深，性格忠厚刚烈，为人正直坦诚，在工友中很有威望，也就有意识地接近他，启发他。就这样，曹阿堂逐渐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懂得了剥削压迫的罪恶、工人团结的力量，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时代的洪流中成长为一名反帝反军阀的积极分子。他对苏联工农翻身做主人十分向往，对袁立夫说:“如果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天，我曹阿堂粉身碎骨也心甘。”以后的岁月里，他以行动实践了这番话。

1927年初，北伐形势节节胜利，2月17日，光华火柴厂工会成立，委员长是俞兆刚；接着又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曹阿堂任工会委员会兼工人纠察队队长。2月18日，北伐军克复杭州，不久，经袁立夫、何志球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光华火柴厂党支部成立后，曹阿堂担任书记。

当时的光华火柴厂有一千多名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工资却十分低廉；厂里设备陈旧，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时有工伤发生，尤其妇女、儿童，更得不到任何保障。为了给广大工人谋利益，曹阿堂和其他工会委员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领导工人与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发动全厂工人罢工、集会，自己带头在会上控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并代表工会向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等几项具体条件，深受工人拥戴。但是，由于少数工贼从中作梗，谈判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为了打击资方的傲慢气焰，曹阿堂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果断地带领工人纠察队，抓住破坏工运、民愤最大的三个工头，责令他们自敲铜锣，一路高喊：“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在闸口至南星桥地段游街示众。资本家一看这个情势，害怕受到同样“待遇”，马上主动求和，满口答应所有条件，签名盖章，不敢再有二话。从那以后，光华火柴厂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人工资，并设女工生育假，建厂医务室，还创办了杭城第一家工厂托儿所，斗争取得圆满胜利。

杭州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同时，浙江的国民党右派也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一面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一面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多次蓄意破坏杭州的工人运动。他们利用“金衢严处四府同乡会”中的一些流氓无产者，拼凑了一个所谓的“杭州职工联合会”与杭州总工会相对抗，阴谋篡夺其领导权。一次，在市总工会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曹阿堂发觉坐在身边的一个陌生人十分可疑，他十分警惕，穷追不舍地加以盘问，果然那人是四府同乡会派来的。准备以手榴弹爆炸为信号，里应外合围攻这次大会。曹阿堂果断地召来工纠队，顿时吓退了聚集在会场外的歹徒，挫败了敌人的阴谋，避免了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并不就此甘心，紧接着，又在1927年3月30日，指使“杭州职工联合会”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向杭州总工会发起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捣毁总工会。光华火柴厂的工人纠察队闻讯后，在曹阿堂的带领下立刻赶赴现场。他们翻上屋顶，以瓦片作武器，击退了歹徒们的冲击，又一次保卫了杭州总工会的安全。从此，光华火柴厂工纠队声名大振，博得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地痞流氓则无不胆怯三分。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剧逆转，各地革命相继转入低潮。杭州的局势也日趋严峻，斗争变得十分艰难残酷。浙江省的国民党右派出动大批军警，捣毁、封闭了市总工会、革命团体和一些基层组织，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光华火柴厂的红色工会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勾结资本家欺压迫害工人群众的反动黄色工会。当时，曹阿堂因受通缉而避走苏州，靠打零工谋生。后来，光华火柴厂工人利用国民党当局急于正式改组工会的时机，提出要另组工会就必须允许离厂职工回厂复工为交换条件，曹阿堂才得以在9月份重返杭州。

这时候，正是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反动势力十分嚣张之际，原光华火柴厂工会委员长俞兆刚已经叛变投敌，当了黄色工会理事长，沦为资本家的代言人。曹阿堂千方百计与杭州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中共浙江省委军事部组织的“红色恐怖团”，专门进行锄奸活动，反击白色恐怖，坚持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不懈的较量。不久，曹阿堂接受了“三天之内击毙来桂芳”的指令。来桂芳是光华火柴厂的一名文牍，其实际身份是市政府社会科的特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贼。

曹阿堂充分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时间紧迫，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极严，特务密探遍布，四处跟踪革命者的活动，完成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作为一名高风亮节的共产党员，曹阿堂义无反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经过一番周密的侦察，很快摸清了来桂芳住处周围的环境及其行动规律，具体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

1927年11月1日深夜，曹阿堂带领工纠队员姚启忠、任阿明趁着夜色潜到来桂芳的住所。曹阿堂做“人梯”，让姚启忠翻进院墙，从里面把门打开，割断电话线，爬上墙头望风；任阿明进去后关掉总电表，站在要道口监视其他房间；曹阿堂则大步闯进来的寝室。他用手电筒照住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来连开两枪。只听一声惨叫，对方再无声息。曹阿堂以为来桂芳已被击毙，而这时隔壁三个黄色工会的成员已闻声冲向这边，情势十分紧急。曹阿堂待他们冲进来后，突然用手电筒照住他们，并随手摸到一只茶盏扔了过去，自己迅速退出房间，由任阿明将房门反锁。临走时，他让任阿明把身上穿的工纠队制服扔在现场，因其式样与当时反动当局的军服相近，这样做本来是想籍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方军心，不料恰恰是种下了祸根。

第二天，三人若无其事地照常上班。然而，一到厂里就发觉气氛不对。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狡猾的来桂芳其实并未被击中要害，情急之下，以假死骗过了缺乏经验的曹阿堂，事后马上被送往广济医院抢救。尤其遗憾的是，那件有意扔下的制服反而害了他们，反动当局由此判断这件事是厂内工纠队所为。曹阿堂在得悉事情暴露的关键时刻十分冷静，首先想到的是同志的安全，他让姚启忠和任阿明去外地躲避，准备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出乎他意料的是，任阿明生性贪生怕死，听到风声后，唯恐追究到自己头上，当天上午已经跑到医院去向来桂芳跪求自首。下午，曹阿堂在海月桥永福楼茶店被便衣逮捕，关进柴木巷拘留所。

在审讯中，曹阿堂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我曹阿堂是光华火柴厂的工会委员、工纠队长，欢迎北伐军、拥护革命、保卫工人利益，究竟犯了什么罪？!”敌人瞠目结舌，狼狈万分，每次拷问都是一无所获。不久，曹阿堂被押解到浙江陆军监狱。他通过前来探监的弟弟，巧妙地带出一张用暗语写的条子，嘱人将埋在家后门菜园石头下的一支手枪交还组织，以灭痕迹。言谈中，他还十分坚定地表示：决不出卖同志。他唯一后悔的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未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28年1月9日深夜，曹阿堂与沈乐山、赵济猛等7人，同时英勇就义于陆军监狱刑场，时年34岁。曹阿堂遇难后，光华火柴厂工人自发赎回他的遗体，安葬于工厂附近的山上，1982年迁葬于南山公墓，让更多的人瞻仰凭吊。

（邬莲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