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仲兰：共青团支部创始人，团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曹仲兰，又名雪芹、雪病，浙江上虞外梁湖村人，1907年2月20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大家庭。

　　父亲经商，从事过运输业、窑业。1920年秋，曹仲兰在上虞县立一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入学后，他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信赖。他性格内向，刚毅正直，嫉恶如仇；讨论问题时常是观点明朗，以理服人。

　　当时，杭州各中学以省立一中为总会，成立了青年养正会，旨在教育青年树立正气，驱逐邪恶。曹仲兰积极参与，被同学们选为副总会长。他擅长文学，兼任《养正》校刊编辑后，更是热心于公众事业，以《养正》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科学、提倡革新。“雪病”这个名字，就是自那以后改的，意即要为病人着想、驱逐痛苦。

　　1924年4月，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共产党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的指导帮助下，建立了共青团支部，曹仲兰被吸收为首批团员。当时，省立一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曹仲兰担任副总会长。在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中，他经常带领进步同学，从城站到拱宸桥，从湖滨到笕桥，在全市各区的洋货店检查日货，一面劝导店主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一面又将查出的日货当即封存，由全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统一将日货搬到湖滨公众运动场堆积起来，当众烧毁。

　　1924年下半年，曹仲兰毕业后返回老家，当了一年教师。次年，好学上进的曹仲兰又考入浙江医药专科学校（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

　　时值五卅惨案发生不久，杭城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纷纷举行规模空前的反帝大游行；成立宣传小分队，上街演讲；深入附近工厂、农村进行宣传。为声援上海工人运动，时任浙江医药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的曹仲兰启发并组织医专学生，约同其他各校学生一起组成两支示威游行队伍。浙江医药专科学校的队伍由曹仲兰、潘静波等人带领，左臂佩戴红布圈，手执标语旗从教育会出发，经清河坊向城站行进。当队伍行至河坊街口时，即被布守在各大街要道口的反动军警阻拦，鸣枪警告以强行解散队伍。

面对此情况，曹仲兰当机立断，指挥队伍进入附近小巷，绕行至湖滨，与在湖滨游行的各校同学会合。不料刚到湖滨，只见各校同学已被军警包围在湖滨公园里。见此情况，曹仲兰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走到反动军警面前责问：“你们是拥护帝国主义，还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军警无言可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校学生越聚越多，这场较量终使反动军警改变了态度，斗争初获胜利。

　　1925年冬，中共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支部建立后，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活动。曹仲兰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从中汲取新文化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还带领进步同学，经常出入杭州一家较为进步的“开明书店”，推荐同学们阅览《创造月刊》《语丝》《幼州》等进步书刊，并将郭沫若、郁达夫的著作及自己保存的进步书籍包上《马太福音》封面，借给同学们，以此团结、教育周围的同学。

　　学习之余，凡是党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那时，浙医专校址在杭州刀茅巷底，周围有许多小型木机织绸作坊，做工的都是些贫苦的青年女工。为了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工人，学校党支部决定利用浙医专的教室，开办平民识字班，组织工人上夜校。曹仲兰接受任务后，立即和潘静波一起，深入工人中鼓励他们到工人夜校学习文化。他还亲自担任义务教员，讲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

　　在讲课中，他针对纺织女工多数不识字，认为自己做苦工是命中注定，不能反抗等现状，经常举一些工人受苦受压迫的例子，剖析工人贫困的根源，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封建剥削的罪行。启发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才能翻身，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向反动势力开展斗争的信心。

　　1926年，这是曹仲兰人生新的起点。这年，浙医专成立了共青团支部，他是创始人之一。1926年冬，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曹仲兰的生命与党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7年3月，北伐军挺进杭州后，浙医专党支部成立了接管教会医院小组，曹仲兰也被派去参加接管英在杭的广济医院和附设学校。当时，这些医院、学校名义上挂着慈善机构的牌子，实际上由英国传教士梅屯根把持。不但侵占土地，而且还串通杭城反动官僚和军阀，干涉地方政务，侵犯中国主权，实行经济、文化侵略。当接管人员向院方宣布接管决定后，英传教士和洋奴桑某十分蛮横地指责接管“侵犯了外人利益，是‘非法’行为”。

　　这时，平时沉默寡言的曹仲兰理直气壮地走上前去，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传教士进行了激烈的辩驳，揭露洋奴的卖国行径，迫使洋奴桑某当即只身窜逃。不久，梅屯根也被迫逃往上海。广济医院及附属学校由浙医专接管后，医院门诊照常，学生继续上课，这一爱国行动，曾轰动了整个杭城，受到杭州市民的普遍赞誉。曹仲兰的政治生命也在斗争中日趋成熟。

　　1927年3月底，杭州全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革命团体的驻地不断被捣毁。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杭城，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分学生运动领袖相继被捕、被杀，革命处于低潮，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极其困难。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曹仲兰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多方联系寻找党组织，并勇敢地肩负起浙医专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继续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坚持斗争，经常带着他们于深夜到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散发“倒蒋”传单，张贴标语。还到城站，在车站站台上、火车车厢外，在湖滨到笕桥沿路墙上、电线杆上张贴、书写“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他经常鼓励同学们说：“虽然这样做对打击反动派不见血，但可以使反动派头发昏、心发慌。”事实上，反动军警也的确被学生们搞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

　　1927年5月，曹仲兰被校方开除后转入地下活动。6月，共青团中央决定，以团杭州地委为基础，扩建成共青团浙江省委，并新建共青团杭州中心区委，由曹仲兰任书记，负责城区团的工作。1927年7月，组织撤销。8月，又根据团省委决定，在杭建立两个团区委，曹仲兰任共青团杭州第二区委书记。

　　1927年8月，党组织派时任团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曹仲兰去浙西分水地区（现桐庐县）指导工作，协助建立中共分水支部，这是桐庐县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成立大会在分水城北东梓坞濮立人家中举行，曹仲兰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会议，7名党员出席。当晚，曹仲兰即指定濮岩为中共分水支部书记。然后，他帮助分水支部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对周围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曹仲兰也在与贫苦农民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7年11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突然遭搜查，一份地下党机关通讯地址连同其他材料被抄走，里面还有团省委的办公地址。在一份暴动计划的油印品上，醒目地印有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的名字。反动军警如获至宝，立刻“按图索骥”，赶到抚宁巷9号团省委机关。

　　面对突如其来的持枪者，房内正在紧张油印传单的曹仲兰、徐玮等人清醒地感到情况不妙，但已经来不及了，敌人搜出了油印机和印刷品。面对此景，曹仲兰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掩护其他同志。还没等军警详细查问，他就抢先说，自己是这里的负责人，其余的人是他雇来抄写和当勤杂工的。但军警还是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四人都押解到杭州柴木巷看守所。

　　在看守所，国民党狱警首先提审了曹仲兰，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及机密情报。在森严恐怖的审讯室，任凭酷刑折磨，曹仲兰硬是咬紧牙关，决不泄露党的机密。审讯失败了，敌人只好把他转到浙江陆军监狱。

　　在监狱里，曹仲兰又经历了多次审讯，经受了残酷的刑罚。见酷刑动摇不了曹仲兰的革命意志，敌人改用威胁和利诱，但他们的阴谋始终无法得逞。特刑庭长钱西樵假作关心，阴险地对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年纪轻轻何苦受这份罪？只要你自首，马上给你自由，交待彻底还有赏。”还没等钱把话说完，曹仲兰就义正辞严地反击：“谁要你的臭钱，只有革命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恼羞成怒的钱西樵撕下假面具后，曹仲兰又一次在酷刑下昏过去。

　　1928年五一节前夕，这是曹仲兰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核心问题就是钱西樵不相信那个和曹仲兰一起被捕，自称是刚从嘉兴来杭找工作的胡公达（即徐玮）真的是曹仲兰雇来的勤杂工，怀疑胡公达可能就是真正的浙江省委负责人。

　　钱西樵很想从曹仲兰处打开缺口，捞到“大鱼”，再三威逼曹仲兰交待与胡公达的关系。面对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曹仲兰并不示弱，仍一口咬定胡公达是他临时雇来的勤杂工。说完又高声疾呼：“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杀就杀！”无奈之下，钱当即宣布判处曹仲兰死刑并强行要他在“判决书”上盖上指印。说时迟那时快，曹仲兰乘机抓起审讯台上的锡制笔架狠狠地向钱西樵头上掷去，吓得钱西樵龟缩一团，十分狼狈。

　　1928年5月3日，遍体麟伤的曹仲兰和徐玮等人一起被押赴刑场。在“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年仅21岁。

　　（李金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