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林：杭州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

五四运动的风暴和六三大罢工的怒潮，冲击着杭州各个阶层。马东林接受了运动的洗礼，在一批进步教师、书刊的影响下，迅速成为一名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学未毕业，养父母相继亡故，他不得不辍学，做了一个有知识的农民。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马东林都以积极参加宣传、募捐等实际行动，支援工人运动，作为一个农民，当时能有这样的觉悟，是少有的。

1924年，马东林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担任杭县的县党部农运主任、西湖区直属党部委员。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深入西镇、泗乡等地农村，了解民情，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宣传“二五”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召开西湖区农民抗租减息大会，批斗土豪劣绅，勒令他们按照农会规定减免租息，并交钱纳款，充作农会经费，把当地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农运工作，马东林感到“二五”减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具体实行起来遥遥无期，于是转而信仰马列主义，由卓兰芳、郦咸明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逼近杭城。盘踞在浙江的军阀孙传芳部企图负隅顽抗，四处抓丁，充当炮灰。马东林闻讯，连夜动员青壮年避走山区，挫败了其拉夫征丁的计划。他还一面发起组织西湖区农民武装，成立“别动队”，制止孙传芳残部散兵游勇的捣乱，加强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遭劫难；一面派人前往桐庐县为北伐军带路，使之顺利进军杭州，并亲自率人到六和塔附近迎接。

北伐军克复杭州后，正当杭州人民欢庆北伐胜利、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之际，国民党右派则加紧策划叛变阴谋，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中共杭州地委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群众，与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几次重大的群众斗争中，马东林总是一马当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

1927年3月30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解散党领导下的杭州总工会，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杭州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次日，杭州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工人、农民和各界代表在湖滨公园里的公众运动场集会抗议。马东林带领一支400多名手持农具为武器的农民队伍，列队于会场正中。会议正在进行中，公安局长章烈率军警气势汹汹地冲入会场，驱赶群众，强行解散大会。人们被激怒了，马东林带头高呼“打倒章烈”的口号，全场齐声响应，农民们举起了各色“武器”，章烈见众怒难犯，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前往省府请愿。在马东林带着队伍途经太平坊公安局门口时，突遭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人重伤9人、轻伤达50余人、被捕400余人。马东林负伤突围，在群众掩护下脱险。事后，他忍着伤痛，四处奔走，努力筹款，甚至变卖妻子的陪嫁首饰，以救助伤者、抚恤死者。

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后，全城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革命机关、团体被封，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27年4月13日，马东林和宣中华、胡公冕、杨贤江等63人被登报通缉，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他来到杭县农村，在西镇鸭兰村一带活动，发展了马九成、马云川等10名党员，建立了杭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鸭兰村支部。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7月，省委决定撤销杭州中心区委，分设6个直属区委，马东林任中共杭州西湖区委书记；8月，改杭州各直属区建制，建立了省辖的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马东林任委员；9月，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杭州县委，马东林任委员兼西湖区委书记。这期间，除了在杭州从事工人、学生、农运工作外，马东林经常奔波于湖州、金华、衢州一带，整顿被破坏的基层党组织，筹备武装暴动事宜。

当时，马东林身上的担子日益加重，而面临的斗争环境又越来越险恶。养父母病故后，养父的小妾和她的弟弟邵宝康勾结，为独吞马家财产，千方百计欲置马东林于死地。防范他们，比防范敌人更难，以致于马东林很难找到一处安全的栖身之地，有时一个晚上得转移好几次。同时，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又不得不一再变卖家产。尽管如此，他仍然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顾不上自身的安危。

马东林胆大心细，很善于做思想宣传工作，利用讲演形式深入浅出地传播党的革命理论。1927年秋，他领导的杭县西镇秋收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久，他在桐庐被抓。桐庐县长钱独罕亲自对他进行审讯。马东林镇定而机警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县太爷”，觉得此人有一股子正气，便神态从容地侃侃而谈：“我原来也是国民党员，还是西湖区党部委员，一向信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立志为农民做点好事，热心推行‘二五减租’。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发觉这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而且国民党内部对此也不是很诚心，所以，我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番言辞恳切的自我剖白后，他又坦率地宣讲了共产党的许多主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深地打动了血气方刚的钱独罕。当天夜里，钱独罕就悄悄放了马东林，与他同赴杭州，成为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后来，钱独罕同志也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再次改组，同时决定重建中共杭州县委，马东林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中共杭州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并重建中共西湖区委，任书记。同年冬，省委军事部组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马东林奉命组建西湖区“打狗队”，执行处决浙江省特刑庭庭长兼反省院院长钱西樵，然而行动失败，马东林再次被悬赏通缉，暂时撤至湖州、嘉兴一带开展工作。

1928年1月20日（即农历腊月廿八），马东林秘密返杭，在家中与几位同志一起等候上级指示。不料，被叛徒发觉告密。除夕凌晨，百名侦缉队队员包围马家，四处搜索，马东林本来可以开枪拒捕，但考虑到战友的生命安全，便放弃这一念头，趁乱毁掉党的机密文件后，与妻儿一起从容被捕。

在监狱里，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施遍酷刑，耍尽了花招，妄图降服马东林，但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始终英勇不屈，拒不低头。在狱中，他还写下一首小诗：“马放东林，摇尾嚼草；人囚西牢，卧薪尝胆。”

这充分体现了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念，表达了对敌人无比的蔑视和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1928年2月8日，敌人终于下了毒手。马东林与张秋人、沈资田、叶天底、赵晋生四位同志一起，昂然走上了浙江陆军监狱的刑场。他高呼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