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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发布时间:2010-08-30  文章来源: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国家积聚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1]。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2.2%,GDP占世界比重一直停留在4.5%—5%的低水平。国家错失了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第二个黄金期。在这一时段里,日本则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迅速崛起,实现年均经济增长8%的高速发展,快速赶上并超过了中国。日本GDP占世界比重,在50年代还低于中国1个多百分点,到1976年,就高于中国近3个百分点。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异军突起,成为新兴经济体[2]。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发展落伍了,不但大大落后于美、英、日、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大大落后于周边的新兴经济体,形势逼人,中国亟需迎头赶上。
       杭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党的肌体、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损害,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3]“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3%,其中,1967年和1968年,出现连年负增长,分别为-3.4%和-0.8%;1974年和1975年,再次连年负增长,分别为-7%和-1.3%。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市委、市革委会在百废待兴、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抓住拨乱反正、加快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对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同时,调整经济政策,采取城乡协作、城市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4](“乡镇企业”的前身)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整顿企业,重建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改组工业,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努力推动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拨乱反正、步入发展轨道的历程
     (一)纠正“左”的错误,开展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整顿各级组织,调整领导班子,初步实现组织领导上的拨乱反正。省委和市委,从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着手,整顿好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经济领导部门及企业,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使各级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为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18000多名“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平反[5];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1900多名“右派”教师或其他受迫害的教师摘帽、恢复待遇。落实“知青”政策,统筹解决15000多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城、就业和安置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安定团结、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
     3、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方法论。1978年6月起,市委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解放思想,结合工作实际和加快发展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敢于去触及禁区、弄清是非。积极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去,推广到商店、机关、学校、街道中去,组织引导干部群众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
     (二)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党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左”的思想误区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一方面逐步舍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也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认识。1978年12月8日,市委召开五千多人参加的全市基层干部会议,动员干部群众把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思想到行动搞好三个转变:一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的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不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就逐步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1、调整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重申和落实按劳分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贸市场等政策,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和家庭养殖业,较大地促进了林、牧、副、渔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尽管杭州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夏季高温和持续干旱,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长16%以上,同时,棉花、黄麻、油菜籽、茶叶等经济作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猪存栏数比上一年增加17%以上。1978年12月,市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业持续跃进问题,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在农业劳动中贯彻执行定额管理、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奖励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施五项农业增产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耕地,增加种植面积;二是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续建和配套,提高抗旱能力;三是努力改造八万亩低产田;四是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以及其它高产良种;五是认真执行“八字宪法”,科学种田,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此同时,积极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要求,从1976年底开始大力整顿和发展社队企业。从1977年起,采取城乡协作、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等措施,发展社队企业,具体形式有“产品脱壳”下放、“母鸡下蛋”、工艺协作、利用城市工业的下脚料和废弃物资进行生产。1978年1月,市革委会召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会议,要求各行各业为高速发展农业贡献力量。1978年12月,市革委会召开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要求从城市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出发,把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与专业化协作、发展新兴工业结合起来,带设备、带原料、带技术、带骨干,帮助农村特别是山区和穷社穷队建好社队企业。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各区、县纷纷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如萧山县宁围公社办起了农机、棉油加工、磷肥厂等十一个社办工业,社队工业总收入在1977年时就已占全社工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到1978年,其工业总收入又比上一年增长28%。
2、整顿企业,改组工业,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市委强调,在工业方面要重建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体制,以彻底根除“文革”所造成的企业生产管理混乱现象。首先是抓紧抓好企业整顿,着力把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二把手整顿好、配备好;调整市工业各局和所属厂的领导班子成员657名,其中新提拔542名。其次是按照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切实搞好各项定额、原始记录和计量等基础工作。再次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大庆、赶常州、赛温州。在此基础上,改组工业。针对当时杭州市工业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1978年6月,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精神,制定和实施《关于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本市工业的意见》。第一步,解决工业管理体制上的领导多头和管理分散的状况,调整全部区属工厂和部分市属工厂的隶属关系,在此基础上组成若干专业公司或总厂。第二步,各专业公司或总厂,实行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组织行业内外的“一条龙”生产,开展企业的“五定”(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原材料燃料等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第三步,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在搞好行业内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逐步建立工具供应中心、铸造中心、电镀中心、热处理中心、专业件生产中心。这些整顿改组,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
3、开展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为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从1977年下半年起,恢复高考制度,为人才选拔重新确立了公平、公正和科学的原则,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新,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民族的新觉醒。市委积极整顿和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6月,全市恢复高中、初中招生考试制度;从秋季起,中小学开始执行新的教学计划,教育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和更深远的创业创新之源泉。与此同时,召开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进军。10月中旬,杭州市科学大会召开,各条战线的科技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科技界知名人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1700多人出席。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了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明确了1978-1985年杭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的奋斗目标:采用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实现全市粮食亩产超“双千”,使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进入国内先进行列;主要工业技术实现生产半自动化和自动化,赶上国内先进水平,并有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大、精、尖产品;全市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发展到6-8万人,其中科研人员发展到1万人;建成3个科学技术中心和10个科学试验基地,并拥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手段。市委专门成立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导小组,重点抓农业和轻纺工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工业企业的节煤、节电、节油、节约原材料方面的新技术推广。到1978年底,全市拥有市属科研机构达12个,实现科研、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130多项。工业科技方面,围绕采用新技术而展开,如激光技术、远红外线加热干燥技术、电子技术,恢复发展厂矿企业三级科技网,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科学技术研究所。农业科技方面,各县建立了农科所,330个公社建立了农科站,60%以上的大队、小队分别建立了农科队和农科组,初步形成了县、社、大队和小队等四级农科网,并积极开展以繁育、推广杂交优势良种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为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具革命性的现代科学技术支撑。
(三)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1、经济社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4亿元,比1976年增长42.8%,年均增长19.5%,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年均增速的5.9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67.5%,年均增长29.4%。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1.5%,年均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9.36亿元,比1976年增长19.2%,年均增长9.2%。财政收入9.41亿元,比1976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41.3%。高校在校学生数13319人,比1976年增长55.3%。市区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8元,比1975年增长11.2%。[6]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2、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有专家指出,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误是战略决策的失误。原来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7]”的发展战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使许多重要风景点包括西湖风景区遭到侵占和严重破坏。市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来的发展战略作了调整,在1978年编制的《杭州地区“五五”后三年和“六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初步设想》中提出,把杭州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风景旅游城市[8]。1981年底,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的战略构想。1983年,后经修订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被国务院批准,杭州的城市性质定位被确定为省会城市、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是年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杭州的发展战略,即: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形成以杭州城市为中心、众多的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9]。这样的科学决策,既符合杭州实际和特点,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杭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战略基础。
       启示与借鉴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承上启下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和政府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左”的错误,又酝酿了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惯性,“左”的错误思想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存在,如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高指标、洋跃进等。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在涌现,新的道路在探索,并最终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开辟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改革开放道路。总结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经验,汲取其中的历史智慧,为我们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提供历史启示与借鉴。
    (一)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思想是先导,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奏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左”的思想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个人崇拜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风暴,促进了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创新,带来了决策措施和工作方法的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10]蔚然成风;转变工作思路,调整政策、扶持社队企业,改组工业,鼓励人民群众创业创新,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并最终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三个根本性转变。此后,杭州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先后经历了几次大的解放思想历程,促进了杭州经济社会的大飞跃、大发展。经过30年的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杭州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全市GDP从1978年的28.40亿增加到2008年的4700多亿元,年均增长14%以上。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更应运用好解放思想这把金钥匙,大胆突破陈规,创新发展思路和方法,迎难而上、克难攻坚,自觉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杭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针对当时党的肌体和党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严重损害,市委从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入手,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对全市四分之三的县、区、局及市级各部门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和充实,并重点调整市工业各局和所属厂的领导班子,迅速清除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为当时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加强党的建设,始终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法宝,在加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方面是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包括干部队伍)。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此,必须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这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实现跨越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当时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市委抓住结束 “文化大革命”、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一大堆制约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问题,把39000多名长期遭受“左”的错误打击、迫害或其他消极影响的干部群众彻底解放出来,使他们心情愉悦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逐步形成了一个社会和谐、人心安定、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同时,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重建经济秩序和生产秩序。在城市,整顿企业、改组工业,组建专业公司。在农村,调整政策,搞活经济,扶持社队企业发展。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际,尤其需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妥善处理社会问题、着力构建和谐杭州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人才强市战略以及工业兴市战略、城市国际化战略、服务优先战略等,实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四)高度重视科技教育进步和人才培养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11]杭州市委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全国科学大会精神,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进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突出抓好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和科技网络建设。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教育方针,恢复高考,尊师重教,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推动教育发展,为当时快速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和更深远的创业创新源泉。当今世界,科技教育进步愈来愈重要,科学技术创新及应用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重要的原动力,教育进步已成为促进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之源、动力之源和创新之源。以科学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企业文化精神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富强的根本。[12]因此,党的十七大把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民族振兴的基石。[13]科教兴国、科教兴市,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战略抉择。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是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也是当前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力杠杆。

[1]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第5页,辽宁出版社,2002年出版。
[2]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384—385,538—5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3] 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第204页,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4]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创建的企业,都被称为“社队企业”。1984年政社分设、建立乡(或镇)人民政府后,“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又演变为“民营企业”。
[5] 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杭州市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第5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一)》,第322—324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7]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杭州市修订城市建设规划,确立的建设目标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这一城市发展战略,既不符合杭州的实际特点,又对西湖、中东何、运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参见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西湖岁月》,第9页,杭州出版社出版,2008年出版。
[8]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战略为先导,推进经济社会友好又快发展》,《跨越》第113—1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9] 具体要求是:“风景优美,环境整洁;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供应丰富;文明礼貌,社会安定”。参见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204页,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0] 陈安羽(1979—1983年任杭州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杭州改革开放的起步》,《征途》,2008年第4期。
[11]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72—7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12] 参见[美]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21—3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邮编:310026,联系电话:0571-8525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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