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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减负 解困转危
发布时间:2010-08-30  文章来源:
         一、“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的危机状况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更由于面临着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巨大压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当时杭州也面临着巨大的灾难。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大跃进”精神,杭州市委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几项主要指标,提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等高指标,结果不仅没有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反而全面衰退跌入谷底。
   (一)严峻的现实
    1、粮食供应全面紧张,物价大幅度上涨。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是杭州“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特征,而粮食危机的征兆,起自1958年,当年底,杭州市粮食实际产量只有12.47亿斤,比1957年减少3.3亿斤。1959年,粮食产量降到12.3亿斤,1960年降为11.65亿斤。由于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城市人口用粮平均每人每月降为27.5市斤,同时轻工、纺织等生活必需品短缺,蔬菜、肉食、禽蛋等副食品严重断档脱销,商品库存被挖空,全市市场供应日趋紧张。
    2、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财政大量赤字。1958年到1960年,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铁产量高指标,造成了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年间,杭州市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4.8%,其中重工业年平均增长88.6%,而农业产值则年平均递减4.3%。市财政情况也明显恶化,196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4.64亿元,1961年为2.44亿元,下降48%,财政支出1960年为1.68亿元,1961年为0.81亿元,下降52%。
   (二)危机产生的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这其中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客观方面的因素。
    1、主观原因: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共产”风为标志的“五风”泛滥。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城乡出现前所未有的“粮荒”,另一方面相当多地区却逐级浮夸虚报粮食产量,粮食底数不清。
2、客观因素:尽管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错误带来的恶果,但是不应该否定自然灾害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也是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之一。一是国际环境的影响。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7月苏联开始撤回在中国工作的1390名专家,废除合同和科技合作项目,这给正处于困难中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随后苏联向中国要求偿还自1950—1956年间向苏联贷款56.63亿卢布(相当于14.27亿美元)的债务,这对于经济困难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二是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年全国较大范围干旱,旱情较严重。1960年在上年干旱的情况下,自然灾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1960年8月,杭州遭受特大暴雨,全市受淹农田14万亩,有2个小型水库倒坝。1961年6月至7月间,杭州除部分山区外,普遍晴日无雨,旱情严重。10月,杭州地区遭受26号台风袭击,损失惨重。1962年9月,受到当年14号台风的侵袭,特大暴雨造成严重灾害。
表:1959—1962年杭州市各地发生洪涝强度(《杭州农业志》)
 
  二、应对危机的过程及举措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失误及连年自然灾害,杭州经济战线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系列指示下达后,杭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杭州市委、市人委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着手解决问题,并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克服困难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一)转危为机的过程
    1、危机的初步认识阶段。1960年6月,杭州市委开始注意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10月28日,市委作出《认真执行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掀起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秋收冬种工作。11月10日,市委召开县委书记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贯彻中央“十二条”。随后,各公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干部社员原原本本地宣读和反复解释“十二条”,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并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12月6日,市委常委会提出争取在4个月内扭转农村局面。农村政策的调整从1960年底正式开始,全市61个公社所属生产队以算帐退赔为重点,进一步开展反对“五风”运动。
    2、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工作逐步展开。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于当年1月底率领中央调查组到达桐庐县东洲公社和场口公社(现属富阳市),着重调查农业生产、“五风”情况和公共食堂等问题。中央调查组在杭州的调查,对于扭转农业局势、纠正“五风”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杭州市委也先后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为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同年4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一封信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联系杭州市的实际,实事求是检讨了工作中的失误。1961年8月,市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体会议,对各条战线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11月,市委举行二届五次全会(扩大),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力度的指导思想,调整工作开始从农业逐步涉及到各条工作战线。
    3、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深化调整阶段。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大会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奠定了基础。杭州进一步深入调整,力度更大,措施更密集,取得明显成效,到年底杭州市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经过调整,1962年农业比重较1960年上升了12.2个百分点;轻重工业产值比例调整为78.4:21.6,轻工业比重较196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到1962年底,杭州市国民经济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基本渡过危机,并为1963年后的继续调整奠定了基础。1963-1965年,杭州市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转危为机,搞好综合平衡,注重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7亿元,比1957年增长53%,年均增长5.5%。经过3年再努力,我市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系重新得到协调,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局面。
   (二)转危为机的举措
    1、紧急调整粮食政策,集中力量缓解饥荒问题。“一切领导工作,必须从解决吃饭问题着眼”,杭州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并调整相关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增产节约的应急措施。一是大办农场,充实农业第一线。1960年9月,全市城乡人民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掀起“参加农业生产,到农业第一线去”的热潮。经10多天动员,全市农村抽出近6万多名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城区也抽调了5000多名劳动力到农村开始大办农场,经过半个多月奋战,已种植蔬菜20多万亩。二是推行用粮“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1960年9月,杭州市主要粮食制成品实行凭票凭券供应,11月起改为“就餐粮券”供应办法。三是号召全市人民开展自给性副食品生产。针对市场蔬菜供应不足、燃料紧张、部分小商品出现断档脱销等情况,市委、市政府一方面提高蔬菜基地产量,扩大供应;另一方面发动城镇集体单位和居民,充分利用空地和业余时间种植蔬菜,弥补供应不足。
    2、调整农业经济政策。一是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结构,调动农民积极性。缩小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规模。二是调整社、队的分配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停办了大多数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实行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只留下几个群众自愿的“农忙食堂”和“加工食堂”,以后又在口粮分配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解决了社员之间吃粮上的平均主义。在其他分配上,除“五保户”、困难户继续实行部分供给制外,一律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分配。三是调整计划指标和征购任务。“大跃进”后,连续几年高指标、高征购,使农民不堪重负。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后,省政府对杭州市的征购任务,由19.90万吨减为17.91万吨。1962—1963年,省、市对各县的征购指标又有所减少。
    3、压缩重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杭州市委将大力调整工业作为扭转城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缩短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着重压缩钢铁、机械、建材等重工业,减少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市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从1960年的1.11亿元减少到1961年的3416万元。关、停、并、转一批没有效益的工厂,充实和加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部门,适当延长手工业和某些轻工业战线,到年底,全市恢复和重建1300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和合作工厂。1962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推行“工业七十条”,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变被动局面。到1962年底,工业生产的形势好转。坚决淘汰了一批任务不足、经营落后的企业,市、区属工厂由年初的181个减少到10月底的159个,职工队伍由年初的66500人减少到10月底的53700人。经过调整,杭州市工业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生产出现全面稳定上升势头。
    4、财贸战线的调整。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后,市委、市人委开始对财贸战线进行调整,积极改进市场供应工作,安排市场,严格管理财政收支,回笼货币,抑制物价上涨,确保市场的稳定。开始调整商业体制、管理体制、市场管理等问题。在改进商业工作的同时,市委积极采取措施控制货币回笼,抑制物价上涨。要求各县委、城区区委大力组织收入,紧缩财政开支,发掘企业内部的物资潜力,从各方面控制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
    5、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杭州市从1958年以来城镇人口增长很快,1960年全市人口达到109.59万人(包括当时所属县的城镇),比1957年增加18.86万人,增幅为20.8%。其中市区增加9.37万人,增幅为12.4%。增加人口主要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工业、基建、交通、文教部门用工,机关、团体也有所增加。增加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约占总增加数的50%,来自其它城市的人口占13%,其余为自然增加人口。企、事业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城市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杭州的实际,进行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至1963年,全市净减城镇人口66500人,吃商品粮人口50600人,企事业职工108700人。
    6、社会事业的调整。教育事业调整的原则是,从当时经济实力出发,适当照顾今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压缩公办教育事业的规模,停办一批在“大跃进”中勉强上马的高等学校,适当调整各地各类学校的比重和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卫生事业主要调整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布局,作好防治疾病工作,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的健康。文化、艺术、新闻、体育等事业也作了适当调整,缩小规模,加强领导,提高质量。
   三、经验和启示
    “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必须继承而不能丢弃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正视错误而不能回避矛盾。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是从容应对危机、转危为机的基础。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杭州市委决定全市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领导干部都要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搞调查,把萧山临浦公社、桐庐横村公社、余杭仓前公社列为调查重点。通过调查萧山临浦镇的手工业现状,为杭州市手工业的调整奠定了政策基础。经过一系列调整,手工业的传统名牌产品,传统的优良工艺,传统的经营方式得到了恢复,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开展城乡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农村实际情况,在缩小规模的同时调整所有制的结构,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下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社、队的分配关系,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实行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从实际产量出发,调整计划指标和征购任务,增加社员自留地,停办社队养猪场,鼓励社员垦种“十边地”,发展家庭养猪。
    大兴调查研究是在严重经济困难和挫折面前重新奋起的关键之举,它使全市党员干部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危机期间泛滥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重新端正了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得以逐步恢复,杭州市委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掌握了本市工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出台一系列有的放矢的调整措施,有效地转危为机,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各个环节的有效突破和深入开展。
   (二)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理念,是转危为机的关键。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科学。“三年困难”的教训告诫我们发展国民经济要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做到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放卫星”的深刻教训,力戒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冒进情绪,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集团作战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而要从自身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按照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特别强调发展重工业,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的资金和物资,杭州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挤掉了农村劳动力,削弱了农业战线,又加重了农业向城市提供粮食、农副产品的负担。因此,农业生产连年减产,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不少工厂停工待料,产品积压,陷入困境。1961年杭州市委召开了二届四次全会,要求各条战线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适当缩短工业战线和文教战线,延长农业战线特别是粮食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适当延长手工业和某些轻工业战线;适当缩短加工工业战线,延长原材料工业战线。把城市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工业生产的比重和方向,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重新协调,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缓和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
    在困难面前,杭州市委、市政府不是局限于被动应对危机,而是主动出击,拟定了“调整中前进”的发展思路,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科技等方面。
    1961年12月25日,市委举行常委会议,讨论了工业的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继续组织后退,而是要在已经退到的有利阵地上,积极组织前进。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工业的调整,才有利于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1962年,在抓好工业改组的过程中,市委按照“五好”的企业标准,提出发展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照相机、汽车发动机在内的“十大产品”。这些举措确保了杭州市在调整中保存实力,为今后国民经济好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增强宗旨意识,善于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克服困难,是转危为机的重要保障。
    在经济困难的严重时期,杭州市委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广泛支持,通过改善经济,开展甄别平反工作等系列政策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克服经济困难的积极性,这也是杭州市逐步走出危机,迎来发展的重要保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危害极大。工作消极懈怠,敷衍塞责,发号施令,说空话、套话、大话,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虚报浮夸,瞒上欺下,弄虚作假现象很多,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下降。1960年,杭州市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现象。为了解决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和特殊化风,4月,市委常委会决定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整顿干部的作风。运动首先在市级机关开展以反对“五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官僚主义斗争,然后在全市展开,大大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广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扑下身子抓落实,带头参加劳动,“上之所为,人之所瞻”,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明显转变,不仅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同艰苦奋斗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艰苦奋斗的良好风气,而且提高了在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威信,从而转危为机,全市干部群众携手克难攻坚,保证了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赢得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及时纠正工作失误。在调整中,杭州市委敢于正视工作的不足,开诚布公,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大跃进”以来领导工业建设进行了反思。1962年4月2日,市委书记王平夷在工业干部轮训班作《关于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1959年至1961年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思想领域紊乱,口号不切实际,对毛主席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没有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的执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会后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承认自己刮了“五风”,犯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从而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恢复和发扬了党内外民主,加强了党的团结,对搞好工农业生产,战胜当时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各项举措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首先体现在退赔方面。杭州的“大跃进”运动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共产风”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各种平调也非常严重,损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1961年2月7日市人委召开退赔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县、区机关和部分工厂对人民公社的退赔问题。7月,市委成立算帐退赔和支援农业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全市“一平二调”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算好平调账,准确地进行退赔,根据“先小后大,先私后公,先个人后集体”的原则,实行退赔兑现。据统计,全市各级平调土地和劳动力等财物,折合人民币1816.81万元,予以一一退赔。为解决退赔经费,还通过省财政厅和人民银行补助获得了700万元补助款。其次,重视关心群众生活。在出现大面积粮荒的情况下,市委始终以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为工作的第一任务,坚持用粮“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开展自给性副食品生产,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在问题好转后,又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1957年杭州市人均收入为168元,到1962年人均收入为208元,年均增长25%。    尽管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遭遇挫折而造成了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杭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实行国民经济调整,一步一步将危机化解。正是由于有了1960-1962年的调整作基础,随后三年的继续调整才能够比较顺利地深入开展,并逐步转化为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实现了质的飞跃,全市经济实力和主要工农产品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与1957年相比,196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3%,达到22.97亿元,其中工业增长148.5%,达到15.12亿元,农业增长22.7%,达到7.86亿元。钢产量从无到有,达到4.86万吨,发电量增长13.1倍。粮食增长30.5%,达到103.1万吨,棉花增长127.8%,达到11176吨,络麻增长88%,达到170273吨。全市的交通运输、邮电、文化、教育、卫生、市政建设等各项事业都得到相应发展,到1965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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