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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馨:6次担任中共杭州市委,血雨腥风中领导杭州人民战斗
发布时间:2019-11-21  文章来源:
    

郑馨(1901—1932)

郑馨,原名景柳,字德甫,曾用名竹山、撼山、昌人望,1901年9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白门乡西余村的一户农家。8岁上当地私塾读书,1919年秋考入瑞安县中学,1923年毕业,品学兼优。因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赴北京报考外交部办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当年未获录取,留京自学,进修俄文,1924年秋终于如愿以偿。

在求学期间,曾聆听过苏联革命家于思伟的访华报告和李大钊同志“关于苏联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讲课,醉心于进步书刊,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于192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郑馨入党后,在中共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发动本校同学,掀起反对守旧校长的风潮,并上书外交部部长沈瑞麟,要求改“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为“中俄大学”。这一行动取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和苏联驻华大使的亲自协助,其时恰逢军阀混战,段祺瑞政府为了应付局面,改任王正廷为外交部长,“中俄大学”的牌子终于竖了起来,王正廷正式任命徐谦为校长。斗争的胜利,初步显示了郑馨的组织才干和宣传活动能力,受到了大家的信任。

1926年初,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条件日渐成熟,另一方面,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加紧对革命的破坏。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其后,冯玉祥部退出京津地区,吴佩孚、张作霖重修旧好;苏联驻华大使离任,中俄大学校长亦随之避走莫斯科。校内的右翼势力乘机反扑,校名仍恢复为“俄文法政专门学校”,郑馨等进步学生被开除出校。

 

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群众游行队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图为示威群众与反动军警相峙的情形。

 

郑馨在北京目睹军阀狼狈为奸,祸国殃民,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和意志。他离开学校返回家乡,参加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活动,积极推进国民革命,准备迎接支援北伐大军。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抵达温州,各县的革命斗争形势高涨,均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活动,工农、学生、妇女、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郑馨的头脑却始终保持着一份冷静与清醒,他告戒战友林去病说:“眼前局势虽好,但存在国共分裂的危险,要提高警惕”。林去病深以为然,便借故辞去国民党瑞安县党部常务委员职务,带了一部分党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郑馨则不避艰险,回到军阀盘踞之下环境日益险恶的北京,从事惊险的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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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中共北京特别市党部遭到军阀张作霖的破坏,李大钊、路友于、范鸿劼、张挹立(女)等十九位共产党员被捕,4月28日光荣就义。郑馨被迫离开北京,辗转南下武汉寻找党中央。到武汉时,正值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公开叛变,党中央已转入地下,一时无法找到。郑馨立足不稳,只好重返家乡瑞安。

此时的温州地区也和全国一样,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在各县实行“清党”,温州独支被破坏,共产党人都转入地下,转到农村坚持斗争。郑馨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永嘉、瑞安的国民党右派不清楚他的底细,未加注意。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联络林去病,陈卓如、郭演九等同志,深入农村组织秋收斗争,先后在瑞安县的白门、下墩、下呈、河头、上坦、沙渎、杨宅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共产党员。

为了取得上级党的领导,郑馨又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几经曲折,终于找到,汇报了温州的情况。1927年12月,奉命到宁波找中共浙江省委,与省委书记夏曦会晤后,被派回温州地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武装,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下旬,郑馨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瑞安城区主持召开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县党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研究整顿党组织,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并确定了各县县委负责人,他自己兼任永嘉县委书记。3月,省委又派林平海、王屏周回温州协助郑馨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相继建立了贫农团、无田会、雇农会组织,通过减租、增加雇农工资、平粜粮食等,与地主豪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广大农民情绪高涨,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在6月下旬发动永(嘉)、瑞(安)、平(阳)等县联合大暴动。这次暴动,由于准备时间短促,农民临时上阵未经训练,组织不周,步调不齐,缺乏临阵经验,加上手中武器只有刀、棒和少量土枪、土炮,攻城未果,遭到敌人反扑。林平海、林公亮、林直斋、林桢甫等同志被捕杀,郑馨被悬赏通缉,不得不离开瑞安。

1928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派郑馨任浙西特委书记,总结自己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的沉痛教训,遵照省委指示,全力纠正浙西特委和兰溪县委仍然存在的“单纯烧杀和依靠器械较劣的少数武装农民与省防军直接冲突的军事冒险和盲动行为的错误”,同时也反对一些地方和平发展的倾向。10月7日,他在《致宣平县委函》中说:“要反对和平发展,尤要反对盲动主义。而要不断的经常去领导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遗憾的是,宣平县委虽然也曾努力做了不少工作,可愤怒的群众仍在11月初自发集合队伍闹了起来,结果50余人被捕,党组织的负责人只得暂避外县。9月下旬,永康、武义两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暴动。郑馨闻讯后,即于10月11日发出《特委致永康、武义两县委函》,指出联合暴动是“军事投机”、“军事冒险”,要他们“万勿盲动”,停止一切行动。但永康、武义两县已经在10月10日同时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受到了特委的严肃批评。

10月底,郑馨根据几次农民暴动失败的教训,召开了浙西特委临时执委会议,认真总结上一阶段的工作,通过了《浙西目前工作大纲》,提出今后的工作路线:“要领导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培养群众斗争力量,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并提高群众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要求已建立县委的十三个县要健全机构和工作制度,尚未建立县委的6个县在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立即成立县委,所属22个县都要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并划分为4个区域,分别以兰溪、永康、严州、衢州为中心,派驻特委委员,就近联系,加强领导。

会后,郑馨派员巡视建德,发现建德县委有的同志想乘机打入国民党,用国民党的名义去发动组织群众。11月10日,发了《特委致建德县委函》,指出“绝不许以国民党的名义去组织群众,无论工会、农会都须作反国民党之宣传,揭破国民党种种丑态于群众面前”,终于消除了一些机会主义的余毒。从11月到12月初,浙西特委还先后指示宣平、龙游、东阳、缙云、武义等县委,要继续努力纠正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同时根据各县具体情况,给予具体的工作指导。不久,中央指示加强杭州、宁波的工作,撤销浙西特委,各县归省委直接领导。郑馨在浙西特委主持工作虽然只有3个月,但积极工作,制止盲目暴动,保存和发展了党组织,为浙西地区的革命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1月中旬,郑馨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3月,任省委秘书长兼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当时,杭州的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继续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务要将共产党斩尽杀绝,杭州城里一片白色恐怖;党的组织受到多次破坏,又屡次重建,许多省、市、县的骨干领导被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而党内仍存在着“左”的盲动情绪,斗争不顾主客观的条件。面对艰难险阻,从1929年到1930年,其貌不扬但坚毅沉稳的郑馨连续6次勇挑中共杭州市委的重担,在血雨腥风中领导杭州人民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但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这些斗争不断遭到残酷镇压,均告失败,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在血的事实面前,郑馨抱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于1930年五六月间特地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中央改变斗争策略,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6月,中央指示恢复杭州市委,恢复党团工作。由于他的忠心耿耿和机动灵活的斗争艺术,使得杭州党的力量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8月,党内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江苏总行委根据立三路线,准备举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总暴动,卓兰芳亲任浙北总行动委员会书记,发动浙西北的工农兵联合地方暴动以配合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策略。郑馨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但他并未到职,而是去义乌筹建工农红军。

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纠正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中共江南省委派郑馨、何达人等到杭州,组建中共浙北特别委员会,由郑馨任书记,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不久,郑馨调上海江南省委,由何达人接替工作。

在杭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杭州市委几经改组,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岁月,郑馨同志临危不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从不随便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坚持真理,工作中兢兢业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31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反共头子何秉达派遣特务,带着叛徒到上海,侦知郑馨在上海英租界,于是勾结英租界巡捕房,于12月15日晨在弋登路小沙渡同余里2弄988号将他逮捕。先是寄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25日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囚禁。经过多次军法会审,遭受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1932年7月惨遭杀害。

(邹莲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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